过去的世纪，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一样，操纵货币流通，决定铜钱的价值，买空卖空，从无生有，谋取暴利。几个世纪前，中国尝试过一种“流通券”，并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在欧洲发行第一张纸币的几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368年，中国皇帝就下令使用纸币。在一个绝对独裁的政府统治之下，这种计划应该可以成功。但是它经历了和我们一再讨论过的中国其他制度相似的命运。现在大英博物馆了就收藏着这样一张纸币。年代久远造就了它的价值，这是其他方法达不到的。世界许多地方推行的卓越的现代金融的发明，其实在中国都具有历史痕迹。他们每个制度都试过，但是每个制度都失败了。中国政府通过长期反复试验，证明了至少在中国人当中，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财政体系；以及没有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能给商品强加上高于市场的价格。
在中国的旅行者或者学生，常常遇到这种金融财政试验。他们有时感到惊讶，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感到迷惑。大多数现在还显而易见的试验是关于现金流通的。如前所述，理论上讲，铜板的价值应该等同于千分之一两白银的价值。减少铜板所含铜的含量就肯定会立即影响它们的流通价值。虽然比率每天都变，现在铜板对白银平均的价值是1800比1。中国每个大城市和经济中心都有自己的商会。商人们每天见面，决定现金和白银当天的交换价格。
清代的文香斋
一位卓越的皇帝曾经朱笔一挥，就使中国流通的货币量增加了一倍。他下令，每一枚铜板的价值贬低一半。大部分地区遵守了威严的天子的意志，有些地方拒绝参与这荒唐的试验。在接受了铜板贬值的地方，它实行的情况超出了皇帝的预期。实际上需要比以前多一倍的货币来购买一两白银。现在在中国旅行的人如果不知道这段历史，就会对下面的情况感到困惑。在一个村子，一两白银可以换3600文铜板。在不远的第二个村，他就只能换1800文铜板。如果他在两个地方卖东西，然后数数他的现金，他会发现它们的数量一样。在第一个村子，新规定被接受了，但是每样东西的价格也长了一倍，使得货币交易的结果没有改变。在第二个村，头脑冷静、实际的天国子民，拒绝执行皇帝荒谬的命令。
另一位皇帝在财政紧张时，决定制造铁货币代替铜币。人们一致地坚决拒绝使用这样的钱。官府把这种钱发给士兵，士兵们直接把它扔掉。在北京外的其他地方，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皇帝蠢行的纪念品。它们被遗弃在沙子中，连一点让人好奇的价值都没有。
以铁代铜的尝试给帝国某些地方的货币体系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印象。这种印象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了人民的意志比皇帝的命令更有决定作用，是最终的法律；以及东方人的脾气是肯融通的，也是坚决的。在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人们用不同数目的铜钱来代替实际上的一百文使用。在一个镇的集市上，我发现人们把77文铜板当成100文。在另一个地方，85文等同于100文。在第三个地方，72文是100文的意思。在第四个地方，60文是100文。这种奇怪混乱现象的解释很简单。发行铁钱的时候，人们拒绝使用它们。接着是一场讨论，最后在人民与当地政府之间达成妥协。政府提出，100文钱中铜铁货币各占一半。人们拒绝了这个提议。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决定，在强迫使用铁货币流通的地方，有的把77文当做100文，有的把85文当做100文铜板。人们温顺的程度就可以由名义货币和实际代表的铜钱数目的差距来衡量。最后只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增加了财政体系的复杂性。在兑换银子时，我被迫只收取77文铜板作为名义上的100文钱。另一方面，在买东西时，想买100文铜板大米的中国人只得到相当于77文铜板的大米。
最近的一次试图改变中国货币流通的尝试是增加货币面值。政府推出新的大铜板，要求按照一个大铜板价值20文铜板的比价来流通。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新的大铜板的价值每枚最多只值4文钱。大钱只在首都流通了一段时间，而且是以实际价值而非票面价值流通的。
货币面值小，付款不方便使得纸币在中国相对较大的城市和乡村得到使用。这些纸币是由私人银行家或“票号”发行的。纸币只在地方流通，不被政府保护或承认。持有者可以把它兑换成现金或是白银。政府要求发行这种纸币的票号要保证安全。为了防止地方发行票号的失败，政府要求这些票号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确保纸币的信用。这些票号失败倒闭的情况很少出现。这种纸币的必要性在于，每个银锭大约重4磅，价值70墨西哥银圆。铜板更不方便，一美元等于700个北京铜板。每个铜板的大小相当于美国的半美元。
有两张北京的纸币，大的价值两美元，小的大约40美分。它们一半是书写的，一半是用木板印刷在薄、粗糙且结实的纸上的。为了防止伪造，每张纸币都放在专用的空白书页上，图章和画线随意地一半打在白纸上，一半打在纸币上。每一张都相应地标上页码和日期。这种方法看似粗糙却很有效。几乎没发现过伪钞。
中国奇特的财政出现在1883年的北京。两个大银行的倒闭引起了小小的恐慌。这个警示的一个结果就是其他银行家都不愿意用纸币来兑换白银。他们愿意在原来的约定之上多付15%。这个约定是在一年内不兑换成现金。这种特殊的情况没有看似合理的解释。户部尚书承认他不能理解这种现象。持续了整整两年后，这种现象不能再任意发展下去了。政府于是要求所有的票号将纸币与铜板一视同仁。这个命令如同其他大多涉及财政问题的命令一样，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影响。只有在中国，人们在买东西时才愿意多付15%的现金。
兑换票号在中国到处都有。他们承担各地汇款。
在帝国政府的统治之下，所有帝国内的实际的和个人的财产都是属于皇帝--这位人民之父、中国大家庭的首领的。不分时间、原因和对象，他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在这种理论之下，政府没有国内的债务，因为自己的东西怎么能算是借呢。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皇帝就要征收称为自愿捐款的税，然后授予这些高兴慷慨忠诚的子民荣誉头衔和学位。
中国名义上的税率是很小的，没有突然的改变。土地税平均是每亩25美分。这样国家每年的税收超过150，000，000美元。这是所有政府收入中最重要、最优厚的一笔。盐是国家垄断的，也产生了大量税金。还有其他形式的税收，我就不再详述。可以说税收安排如此之好，没有人缴税太重，也没有人不缴税。每个人都被迫承担着政府开支。
然而要想知道总税收是多少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内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几乎精确的总数。很明显数量很大，但是究竟有多大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收税的方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比例，收税者合法和非法的截留与贪污，还有一些其他不确定的因素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复杂，无法解决。
某些税是以实物代钱的。例如，生产大米的省份每年送大量的米到北京。在北京，米被储存在皇家谷仓里，作为口粮发放给驻扎在首都附近的八旗士兵。全国性的工程大运河，虽然没有长城有名，但是有着更实际的价值。修建大运河是为了给运米提供一条内陆水道。它于公元7世纪开始动工修建，于14世纪完成。它从北京延伸到达杭州，中间利用了一些自然河流，跨越将近700英里。虽然维修得不是很好，但是还在使用。大型运粮船每年穿梭其上。它对于地方和私人的交通也有很大的价值。
与之相似，生产丝绸的省份就用丝和丝绸缴税。产茶的地方就用茶缴税。边远的蒙古族省份就给骑兵和皇家上缴马匹。
大部分的税收通过汇票汇到首都，但是某些省份是用原始而奇特的方式运输的。在北京，人们常常能看到满是尘土的长长的车队向城市驶来。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黄色旗帜，车上还有士兵护卫。每辆车看上去都是运载又大又粗的圆木，用铁从头到尾螺旋形绑着。贴上有中国印和签名的封条。每个圆木中空，两头凹进几英寸。这个地方摆满了50两一块的银锭。就这样经过几百英里的运输，最后到达国库。
中国财政系统（或是缺乏系统的）弱点和危险在于（只要涉及国家税收）为勒索、非法收税、和各种形式的官方掠夺提供机会。可以说没有税收是按法律规定的征收并且完全上缴给国库的。人民付的钱比实际应该付的要多，皇帝收到的比实际应该得到的要少。如果比较每年出于公共目的征收的税款总数，和这一年用于这个目的的实际钱数，这两个数字的巨大偏差会让世界惊讶。
中央政府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方面改革的需要，常常表达要采用精确的货币系统的愿望。这种系统可以保护它自己以及他的子民免受盘剥。地方政府反对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如果可能的话）会使他们的非法税收变得危险，从而减少他们的大量税收。1877年北京的外交代表，就这个问题，联合向中国内阁疏书。这份疏书是用卓越的才能认真书写的。内阁坦率地承认这些论断，表达了实行改革的迫切愿望。然而，又补充道，按照帝国处理全国性问题的规则，这份文件要让各级地方政府考虑。他们提交报告和各使馆交流。汇报如期到达，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反对任何改变。
对中国充满信心的热心朋友们焦急地等待着在这些问题上的改变。他们意识到，这种改变是任何国家生活和力量重要发展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