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息和那天早上的照片在外界传开，就连那些平常对照片中强烈的英国国教色彩倒胃口的人也被感动了。“即使是新教教会里温和派之外的最激进分子的眼里，这个礼拜也具有一种英语国家民众团结一致的象征意义。”爱勒诺·罗斯福的一个好友约瑟夫·P·莱希（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为罗斯福立传的人）说。莱希对“威尔士王子号”皇家海军军舰上发生的这一幕的容忍，反映了当时许多美国人在国家危机和庆祝活动时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中所持的态度：这种仪式一定要体现出一种各种宗教均能介入的精神（例如，各种非基督教宗教首领在场），否则民众就不会自在，但是他们对那些旨在体现自由、公正和民主的仪式基本上是接受的。
“你和丘吉尔会面这个事实、在何种情形下会面以及你们会面的目的，这些安排所包含的所有暗示，都是一大重要成就，其余的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最高法院大法官费莱克斯·法兰克福特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通常按照象征的意义行事，’我们往往记不住这个道理。你们两个在海上……那个周日礼拜的场景为文明社会与向它们挑战的傲慢、野蛮势力之间的冲突赋予了含义，为民众指出了希望之所在，这要比任何正式的条约更有影响力和凝聚力，文明社会具有专制势力无法征服的理念和资源，因为文明社会能够调动人类的力量、意志和自由精神，那要比仅仅具有力量和意志来得强大。”在这里，争取自由的事业与信仰之歌合上了拍。
然而，最终，一系列的事件——而不是美国民众集体良心引发的行动——迫使美国加入了那场反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四个月后，日本偷袭珍珠港。随后，希特勒对美宣战。事发之后，丘吉尔来到白宫，与罗斯福共商两条战线的全球大战。
1942年的元旦，他俩乘车来到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堂，教堂主持爱德华·鲁道夫·瓦洛斯在早晨祈祷礼拜仪式上登上讲坛。
穿着法衣的牧师看上去温良有礼，他开始布道，他那铿锵有力的话音在教堂的古老中殿中回荡。瓦洛斯称美国“最大的罪过”在于“不担负国际责任”，严厉地指责了本国民众——和他们的总统。“从全国来讲，我们一直就像善良的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故事里的牧师和利未人（Ievite）那样——我们要么在其他国家遭灾时隔岸观火，要么用一根三千英里长的长杆向他们输送援助，生怕自己被卷入危险和承受令人痛心的牺牲。我们要其他国家为人类自由付出最高代价，而自己给他们输送美金就够了！”
他这才只是开了个头。“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做法。他忍受了十字架上的痛苦，我们也应该接受我们的十字架。”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沿袭林肯要求美国民众担负责任的传统，向罗斯福和丘吉尔直言相告：我认为目前的这场全球性的斗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精神的较量，在我们这方有许多恶劣的品行。我们美国人，从个人到国家，需要彻底整肃和清洗，才能当之无愧地活下去。但是，尽管我们不十全十美（我们必须悔过，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他的拯救），但分清我们的目标和那些纳粹盟友的目标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一根本点是很重要的……纳粹当局痛恨自由、诚实、纯洁和对邻国的关爱……让我们祈祷：祈求上帝原谅我们过去的不足；给我们完成今天的使命和胜利的力量，最后，为和平祈祷。我对我国和我们盟国的胜利坚信不疑；让我们祈祷，不只是今天，而是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祈祷，但愿上帝帮助我们赢得一个和平的新时代，那种和平所依赖的基础是唯一能够导致持久公正和真理的基础，那就是：上帝的慈父之情和全人类形同手足的兄弟情谊。
瓦洛斯的这一席话很动人，其中没有自作多情的成分。这里，说话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盲目无知的爱国者，也不是一个情绪冲动的基督战士。在美国全面介入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争——一场只有对大量日本平民动用了原子弹才宣告结束的战争（这些原子弹正是这两位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坐在基督教堂的长凳上的政府首脑授权制造的）的历史关口，这个上帝的信徒所谈的，是最后胜利所必需的武器装备、战略方案和战场上的勇敢无畏之外的东西。他所说的是，信徒们只有具备谦卑和美德，才能合情合理地向上帝祈求“完全彻底的胜利”（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罗斯福在国会对日宣战演说中用的措辞）。瓦洛斯在这里所暗示的是，我们不是因为是命运的宠儿才注定会取胜，而只有当我们承认自身的原罪（神学用语），我们才能当之无愧地承担起胜利者的责任。
共产主义、科克加德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那个星期天的晚些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和其他反希特勒的盟国一起，签署了“联合国宣言”，这份宣言列举了参战的大政方针。其中一条是宗教自由，但是，有关战争目的的争论可不简单。从1933年有关美国承认苏联的会谈开始，罗斯福就与莫斯科在此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劳工部长弗朗西斯·波金斯（Franees Perkins）说，罗斯福那天正在与苏联官员马克辛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讨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宗教命运的问题。据波金斯的回忆，罗斯福说：好吧，马克辛，你知道我说的宗教是什么意思。你也知道宗教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你知道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人之间的差别。为什么我这样说，你肯定知道其中的原因，马克辛。你可是笃信上帝的父母带大的人。这样说吧，总有一天，你会死去，在死之前，马克辛，你会想起你的老父老母——两个品行端正、信神、并且教你向上帝祈祷的犹太人。你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就在你死之前，马克辛，宗教会来到你的面前，那将是你会想的东西，那将是你会去抓的东西。你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那段对话在差不多十年之后仍然在继续。在1941年底至1942年的节假日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在努力将宗教自由条款明确地放进将于新年公布的宣言。利特维诺夫则一直在抵制添加有关宗教条款；他想加的措词是“良心的自由”。罗斯福对此作出反击。根据他的演讲撰稿人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的回忆，当时他说：“杰弗逊主义有关宗教自由原则的传统的民主面如此之广，其中还包括根本不信任何宗教的权利——它将信仰任何上帝或不信上帝的选择权交给个人。”罗斯福的意见最终被采纳，宣言的定稿称盟国参战的目的在于他们“确认，彻底战胜他们的共同敌人对于捍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丘吉尔对罗斯福在这个神学问题上与利特维诺夫的辩论中取胜很赞赏，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罗斯福在下次大选失利，他会提出让罗斯福担任肯特伯雷教堂的大主教。“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没有向内阁或王室提出任何正式推荐，”丘吉尔说，“他在1944年的大选中获胜之后，此事便再无人提起。”
撇开这些插曲不说，宗教和宗教自由对于罗斯福来说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帮他形成了在人类进步事业的现实和理想中的坚定信念。
他能从容地向宗教求助，弗朗西斯·波金斯说，“（对宗教的依赖）解释了许多罗斯福所持的态度，以及对人类向善的可能性的信心，他从不认为人类在改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奋斗中，是和上帝无关的。
他认为民众素质和生活的改善，都是上帝神迹的一部分，而且他觉得人对上帝忠诚的具体体现是为自己的同类服务的奉献精神。”
罗斯福在美国参战后所作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巧妙地借用了希特勒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回敬了德国元首。希特勒一直在鼓吹，德国人正在寻找更大的Lebensaura，意为“客厅”——所以德国必须在欧洲实行武力扩张。1942年1月6日，星期二，罗斯福在国会作演说时，奚落了万里之外的希特勒：这个世界要“同时给希特勒和上帝做‘客厅’的话，那就实在太小了”。他说，美国参战，是为美国一向为之兴动于戈的信念——捍卫“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一建国理念而战。
罗斯福喜欢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那是一部他的家族成员在其中扮演过重大角色的历史。每当他碰到困难，他的思绪就会回归往昔，在那里寻找以往的榜样，来激励被大萧条折磨得筋疲力尽、又备受战争惊吓的一国民众。在珍珠港事件过后的那个肃杀的冬季，当盟军在各战：场上节节失利时，他呼唤当年在福吉山谷（Valley Forge）的那些爱国：者的精神，在一个庆祝华盛顿生日的仪式上提醒观众说，就像托马斯·平恩在1776年所写：“专制政权就像地狱里的恶魔，不是轻易可以战胜的”。
随着战争的继续，罗斯福变得益发苍老和憔悴，他似乎陷入比往常更深沉的反思。1944年初，罗斯福与位于拉弗也特（Lafaye Re）广场上的精美的英国国教圣约翰教堂的哈伍德·约翰逊牧师在白宫共进晚餐，其间，他兴致勃勃地与客人畅谈文学及神学。据弗朗西斯·波金斯的回忆，罗斯福与约翰逊谈到一个著有宗教著作的英国作家多乐希·索亚斯（Dorothy Sayers），还有英国爵士彼得·温斯（Peterwimsey）的惊险小说系列（罗斯福知道后者，但从未听说过前者）。俩人的话题转到索伦·科克加德（Scren Kierkegaard），约翰逊对此人颇有研究，罗斯福饶有兴致地听着，在战争中抽出时间，在神学和哲学的讨论中寻找灵感。
每年罗斯福都要到圣约翰教堂作一次特殊的礼拜，纪念他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1944年的礼拜由约翰逊主讲。他决定将一段题为“为我们的敌人祈祷”的有争议的祈祷词加进去。波金斯回忆道，圣约翰教堂的其他神职人员对这个资浅同行的想法嗤之以鼻。“白宫决不会在战时同意这样做，”波金斯写道，“那将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误解，其影响极坏，因为有关为敌人祈祷的基督教信条向来很少被民众理解，即使在美国的基督徒中也是如此。”然而，当罗斯福读完此提议时，他在祈祷词边上批道：“很好——我喜欢。”罗斯福意识到谦卑——而不是傲慢——是这个自己的子弟兵正处在敌军炮火之中的国家应该表现的姿态。
1944年3月4日，星期六，上午十时半，美国总统、他的全体内阁成员以及战时美国的高级官员聚集在教堂里，垂首聆听下面这一段话：我们最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训诫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祈祷，我们祈求您，用圣恩的光芒去启发我们现在的敌人。保证他们和我们的良心得到启蒙，所有的罪孽得到洗刷，理解并按照神意行事，从而化敌为友，共同为您服务；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
诺曼底登陆日祈祷词
席间的酒都很冲，宾客们也都兴味相投，1944年6月第一个周末的夜晚是一个明月当空的良宵。这一天，罗斯福悄然离开华盛顿，来到弗吉尼亚的夏洛斯维尔郊外的丘陵地带，住进了他的助手、外号“老爸”的埃德温·瓦特生（Edwin Watson）将军的庄园。那是罗斯福平时最喜欢去的地方，瓦特生还特意为总统建了一幢简单而又舒适的客楼。同行的还有外号叫“雏菊”的他的表姐玛格丽特·萨克莉，她的女儿安娜及其丈夫约翰·波埃泰格。罗斯福想轻松几天，然后处理一些重大事务：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南部，盟军正在为代号“至尊君主”的跨海峡作战行动作准备，丘吉尔称“其复杂程度和难度前所未有”。盟国已对此行动作出决定：诺曼底登陆日将于6月5日，星期一进行，盟国希望这一天成为希特勒在欧洲的堡垒崩溃瓦解的开端。对诺曼底海岸发起的第一攻击波中丧生人数可能高达两万；登陆行动一旦失利，其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在伦敦的丘吉尔政府的垮台，以及罗斯福在同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落选，并且让纳粹政府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完成他们在东欧死亡集中营的暴行，还可能率先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抛开一个人的信念或信条不说，如果说历史上还有需要祈祷的时刻，罗斯福认为，当时正是那样的时刻。
罗斯福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带着这一感受，他开始起草自己在登陆行动的那一天对全国民众宣读的祈祷词。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晚上，由总统通过电台向全国宣读的这一篇祈祷词，成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为时六分钟的对超自然神意的呼唤（由于天气原因，登陆行动推迟了一天）：
万能的上帝：我们的健儿们，我们祖国的骄傲，今天已开始了一项宏伟的事业，他们已投身于一项维护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信仰和我们的文明传统以及将人类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斗争。
我们祈求您引导他们，走正直而真诚的道路；为他们的武器增添威力、在他们的心中注入勇敢、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
他们需要您的保佑。他们的征途漫长而艰险。他们面临的顽敌势力强大。敌人可能将我们的队伍击退。我们也许无法迅速取胜，但是我们将锲而不舍；我们坚信，仰仗您的圣恩，凭借我们信念之正义，我们的健儿们一定能够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