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运、恐惧和第一个殖民地
因为我们必须将我们自己比作山上的、举世瞩目的一座圣城，所以如果我们在正从事的这项事业中，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阳奉阴违，造成他收回目前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成为历史的弃儿，沦为世人的笑柄。
——约翰·温什洛普（John Winthrop）
《基督徒善行之典范》，1630年
人人生而自由，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世上没有谁……会愚蠢到连这都不相信。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国王及法官的执政生涯》，1649年
我们喜欢想象，美国在还没开始前就差点完结了。1620年秋，在北大西洋上，“五月花号”上的乘客——为了寻求宗教信仰自由、新大陆、更好的生活的102名英国清教徒——陷入了一场海上风暴。在水手们拼命保全“五月花号”时，那些被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称之为“朝圣者”的人们都以为他们必死无疑。
最终，在海上航行六十五天之后，到了能看到鳕鱼角的地方，布莱福特写道，“他们的欢欣之情非同小可，”当他们最后登上海岸时，“他们跪在地上，感谢天堂里的上帝让他们渡过浩瀚、狂暴的大洋，让他们克服所有的艰难险阻和痛苦悲伤。”
布莱福特和他带领的信众从他们的旅途看到了上帝的干预，那是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的那个以色列的上帝，那个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为世人赎清原罪的上帝。布莱福特在有关航行和建立普利茅斯定居点的记载中，建议他们这一代人的墓志铭这样写：“这些先父们的后代是否可以，或是否应该这样理所应当地说：我们的先父们是一些远渡重洋来到这里的英国人，他们很快就要死在这一片荒原之中，但他们选择向上帝呼救，他听到了他们的呼声。”
上帝的仁爱也许是无边的，但是，“朝圣者”的仁爱则是有限的。一路上，有一个雇来的水手——一个“趾高气扬、脏话连篇的年轻人，他是随船的海员之一，长得壮实、能干”——此人很难缠，整天奚落晕船的乘客，骂骂咧咧。他欺凌弱小、情绪不稳，平日时常欺负朝圣者，以至于布莱福特看到他死也没什么难过。“但是，托上帝的福……让这个年轻人得了一种恶病，他死得很痛苦，他也是第一个被海葬的人。”但是，不管此人的嘴有多脏，将他的死比作“上帝神意之结果”（布莱福特的原话），这并不是基督徒对待一个亡故之人应该持有的态度，但是，言论和实践、信仰的要求和人性的阴暗面的矛盾是贯穿在朝圣者协助创建的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十年过后，约翰·温什洛普劝告另一批清教徒，要他们将这片新大陆看成“山上的一座圣城”，成为全世界的光明之所在。光明最终是到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一直处在宗教迫害、奴隶制和贫困的阴影之下。尽管如此，凭着勇气，凭着决心，定居者继续拼搏。正如布莱福特对“五月花号”上的朝圣者的描述——“于是，他们决心为上帝的意愿贡献全力，下定决心向前推进。”
从开始一直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美利坚人度过战争和艰难困苦，坚信自己献身于上帝的事业，也经常提及上帝——这个创造了世界并且仍然在注目和把握着历史的超自然力量。从朝圣者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利坚故事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它汲取了古以色列故事中的一些最生动、最重要的主题，赋予美国以一种创建人间伟业和神意所归的豪情。“新英格兰的文明就像山坡上的火，在它们周围散发了热量之后，它们的火光一直延伸到最远的地平线。”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写道。在美利坚的大众想象中，含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观念：这个国家是一批被称为“寻求宗教自由的庄稼汉建立的”——这是过去将宗教的自豪感归结于最初的建国动机的一种观点。近年来，保守的基督徒尤其被这种美利坚起源说所吸引，而且，约翰·亚当斯早在1755年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说明这一观点早在美国大革命期间就已成形。“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不久，有一些人出于良心的感召，来到这个新大陆，”亚当斯写道，“也许这个显然不起眼的现象，会为美利坚今后的腾飞打下基础。”
当时的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英国人横跨大洋的动机堪称五花八门。我国早期历史上充满了笃信上帝的虔诚朝圣者、急功近利的淘金者、野心勃勃的伦敦投资商、从巴西逃避宗教迫害的惊恐不安的犹太人、按“内在的神性”行事做人的狂热求道者，和一些打算在堕落沉沦的世界上为上帝建造一片净土的神情严肃的清教徒政客。这是一个充满各色人等的折中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苦苦寻找上帝，另一些人则在四处搜寻财神——不久，就连当初出于追求宗教自由来到这里的人们，也发现自己正在他人身上施加当初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宗教迫害。
神法、道德法和军法
第一批来自英国的永久定居者到此的目的是寻找黄金，而不是寻找上帝。“弗吉尼亚第一特许证”（FirstCharter 0f Virginia）的措辞，听上去非常动听悦耳、温情脉脉，英王赋予的殷切期望也一目了然。该文件是1606年4月10日，星期四，杰姆斯一世为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签发的。其中，他说他很高兴批准“这一高尚的行动”，希望这一前往新大陆的行动能将“基督教带给那些至今还生活在黑暗和对真理愚昧无知之中的、不知敬神的人们……”
谈完了上帝，杰姆斯话锋一转，谈起财神。该公司应该占有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所有疆域、森林、土地、场地、住所、港口、河流、矿山、矿产、水沼、水系、渔业和物产……”下面还接了一大串，足足写了三大段。然后，发出指令“挖掘、采集，并且想尽一切方法寻找金、银和铜矿”。为了保证这一行动的成功，一切“抢劫和掠夺的行为”都将严惩不贷，国王已授权公司，在发生抢劫时，对上述违法乱纪者“采取强硬措施”。“弗吉尼亚第一特许证”全文共3805字；其中只有98字、约百分之三的字数谈及上帝。约翰·史密斯船长在描述弗吉尼亚公司时，这样写道，“当他们全部的目的只是眼前的利润时”，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他们的保护色而已”。
他们一行144人，带着国王的圣旨，在船长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的带领下，分乘三艘船——“发现号”、“天佑号”和“苏姗·康斯坦顿号”，于1606年12月离开伦敦。他们于1607年5月到达美洲的杰姆斯河河岸，此时距“弗吉尼亚第一特许证”的签发仅十三个月，所以，他们还记得“特许证”上有关上帝的那九十八个字，于是，便建了一个供早晚祈祷和星期天两个礼拜仪式之用的临时小教堂。
没过多久，殖民地的牧师死去。约翰·史密斯船长回忆道，过了两三年，才有“更多的牧师前来，”史密斯认为那是上帝已经“垂悯，听到了我们的呼唤”的明证。但就整体上看，上帝关心的迹象不甚明显。他们的人马在杰姆斯镇登陆仅数周，便遭到印第安人的袭击，死两人，伤十人。
史密斯本人后在探险途中被捕，他相信是部落首领的女儿波克亨特丝（focahontas）将他从行刑的刀口下救了出来。但等他回到定居点，他发现原班人马只剩下三分之一。形势极其严峻险恶。
殖民地出师不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杰姆斯国王不仅没有收到“金、银和铜”，反倒听到一大堆有关饥荒和杀戮的消息。史密斯痛斥那些发财梦破、返回伦敦的英国人，这些人回去后，逢人便将美洲说成是“一个糟糕透顶、破烂、死亡和一个地狱般的所在”。1609年6月，托马斯·盖茨（ThomasGates）爵士被派到美洲恢复局面，他所带的尚方宝剑，一听名字就知道其内容：“神法、道德法和军法”。
盖茨乘坐“海洋探险号”，在另一艘船的护航下出发赴美。1609年7月24日，星期一，他们遭遇一场飓风。“海洋探险号”在海上与其搏斗了三天。“人们在嘴上和心里祷告上帝的声音，全被首领们的吼声淹没了，”船上的一个乘客威廉·斯特莱切（William strachey）这样写道，“我们听不到一句让人舒坦的话，看不到一件令人振奋的事。”然而，这艘船竞奇迹般地搁浅在百慕大的珊瑚礁上，船上一百五十余名幸存者用散了架的大船的船板造了两艘小船，分别将其命名为“遇救”和“忍耐”，继续扬帆出海，于1610年5月23日，星期一，抵达杰姆斯镇。尽管斯特莱切对此经历的记录在伦敦传开后，此事一时成为美谈（据说莎士比亚在写《风暴》[Tempest]时就受到其启发），但在弗吉尼亚，感谢上帝的声音并不响亮，因为盖茨一到那里，便实行了军法管制——一套充满了教会的规章和对违反严厉的宗教条例所做的处罚的新法令。
“神法、道德法和军法”是严厉的、具有立法性的、以“痛苦与死亡为基准的”宗教条例。那些误了一天两次祈祷的人，第一次违规的结果是一天不给饭吃，第二次便责以鞭笞，第三次犯规者处以戴六个月枷锁的惩罚，“任何赌博、破坏安息日的行为，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公开的行为或星期天不作礼拜，三次违规，便是死罪。
性爱这个问题受到了特别的关照。尽管私下偷情触摸只是处以鞭笞和强迫犯规者求饶的处罚，鸡奸、乱伦、强奸和通奸这些违规行为都是死罪。不服从首领或他手下的干将（哪怕是说“悄悄话”）都将遭到鞭笞，并于安息日做礼拜时，当众跪地坦白。没过多久，第一个存活下来的英国定居点非但没有成为自由的前哨阵地，或一个具有感召力的传教基地，反倒成了旧世界最令人窒息、最极端的手段在新世界的舞台上肆虐的所在。在记录“海洋探险号”的遭遇时，威廉·斯特莱切的神来之笔讲述了拯救了他们的、万能的上帝的悲悯之心——然而，他们却正在将他们原来心目中的这片希望和理想之邦变成一个用世俗和宗教的暴政控制民众的地方。这一切，远不是一个吉祥的开端，更谈不上林肯后来提到的“自由的新生”。
像布莱福特或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长老，或1630年以后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领的温什洛普这一类笃信上帝的清教徒，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远远超过了那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杰姆斯镇的托马斯·盖茨爵士。十七世纪的冒险资本家虚张声势地闯入弗吉尼亚，乞灵于宗教和军事管制，于1619年——“五月花号”在新英格兰登陆前一年——从荷兰军舰上买来黑奴。与发生在杰姆斯镇的这一段事相比，从“五月花号”的故事到第一个感恩日，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朝圣者的故事要感人得多。
“离散的非洲人”及其信仰和习俗对那些被捆绑贩来的人们的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是美利坚历史中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一段故事。一些奴隶本来是穆斯林，他们曾努力保持自己的信仰；尽管白人在奴隶群体中成功地大力推行基督教传教活动，许多人还是坚持信奉从非洲带来的原有民族宗教。学者爱尔伯特·J·莱波托第（Albert J．Rabototeau）将黑奴勇敢地维护原有信仰及其仪式称为内战前美国南方的一种“无形的组织”；另一个学者强·巴特勒（Jon Butller）更直截了当地说，美利坚的白人搞了一场“非洲精神信仰的大屠杀”。毋庸置疑的是，正如约翰·亚当斯曾指出的那样，奴隶制是“于情、于理、于人伦”水火不容的制度——这是一个美国经历了悲剧性的漫长岁月之后才逐渐认识到的真理。
另一场悲剧——对美洲原住民犯下的罪行——是在南北双方同时兴起和蔓延的，无独有偶，这个悲剧也带有宗教的痕迹。弗吉尼亚公司本来将向美洲原住民传教看成“这个种植园最敬神、最高尚的目标”，马萨诸塞眼看就要“赢得人心、吸引土著人……去笃信人类唯一的、真正的上帝和救世主”。但是，学者弗朗希斯·保罗·普鲁恰（Francis PaulPrucha）指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部落之间关系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由白人定居者占据印第安人的土地，而不是让印第安人转信基督，并将他们同化到欧洲人的殖民社会之中。”1622年的弗吉尼亚和1637年的新‘英格兰，白人和印第安人双方互相侵犯、屠杀、争战的恶性循环开始了。
和奴隶制一样，那是在两个半世纪的美国历史中，一直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段血腥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