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乱炮齐鸣，声波象海浪，一波一波争先恐后住耳朵里钻。春节文艺晚会主持人朱军和周涛两张铁嘴，在我家的电视机里无论怎样卖力，都象两个失声的哑巴。我想此刻，全世界的华人，至少是中国境内的华人，都在无可奈何地遭受鞭炮的强奸。当人们一秒一秒地朝新年钟声走去时，那爆炸已经没有了从产生到消失的过程，只留下巨大声波冲撞人们的耳膜。
这就是中国人的大年三十夜！
过年放鞭炮，始于哪个年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迷面，现在有没有迷底我也说不清，说不清的事暂且放一边去。过年为什么要放鞭炮，据说是要赶走一个叫年的野兽。那个叫年的野兽祸害百姓，专坏人们的好事。后来，人们发现，那个叫年的野兽害怕爆炸声。这大慨就是过年放鞭炮的来历。大年三十放鞭炮，从原始的对叫年的野兽的吓阻，代代相传到今天，已经赋予很多的文化内涵，承载人们对未来的期盼和希望。
今天，我仿佛从大年三十的鞭炮声中，感受到鞭炮的沉重，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托的沉重。声声巨响，热烈而有着震憾力，然而，声响愈大，我就愈感到它是一种力不从心的嘶叫，虚张声势，仿佛不这样，就对不起人们对它寄予的厚望和重托。
童年时代，有次在外婆家过年。外婆家买了一挂小小的鞭炮，用现在的眼光看，小得有些发育不良。在那个时代，那挂小小的鞭炮，还是从每月五分钱点灯的煤油费里省出来的。他们宁可每晚吃完饭后，将煤油灯熄灭，把一家老小交给黑暗，也要买下那挂小小的鞭炮。那挂小小的鞭炮成了节日的象征，因为有了那挂鞭炮才有了节日似的。大年三十放鞭炮是有讲究和忌讳的。鞭炮要放在自家门前；鞭炮点燃后，要一次炸完，不能中途熄火再点，否则来年不吉利。外婆很信这一套。那年，外婆家的鞭炮中途熄了火。整整一年，外婆小心了又小心，仿佛家中埋有地雷，那日子简直就是在钢丝上过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子开始富裕了一点，再也不要从煤油灯里省鞭炮了，也是我家鞭炮放得最响亮的几年。大年三十晚上，鞭炮就象一条长龙排在门前。前面的长龙还没爆完，后面第二条长龙就开始了，这样就不会中途熄火。不仅是我家，邻居家也一样。平时很要好的邻居，相互也很谦让，但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就要在暗地里比拼一番。仿佛谁家的鞭炮越多越响，就能把对方的好运抢过来。有年我家放了十大盘，可能是我家历史上最多的一年。一盘鞭炮，比洗脸盆还大，水红色的包装上，印着一些俗气而又吉祥的图案。我们象走私贩子一样，偷偷把十大盘鞭炮分几天搬回家，为的是不让邻居侦察到我家鞭炮的数量。那年大年三十，鞭炮炸翻了一个小镇，把小镇的天空烧得火红火红。放到最后，我家还是没有比过邻居家，邻居家还多放了两盘。小镇的本质是理性的、宁静的。当小镇回归她的本质时，我心中的理性和宁静，被邻居家多放了二盘鞭炮闹得无法回归。
北京是全国禁炮的一根标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率先发布禁炮令。全国各大大小小的城市，也照葫芦画瓢，发布各地的禁炮令。一时间，大年三十夜就有了几分落寂，几声偷偷摸摸的震响伴陪着新年钟声。没了鞭炮，这过年仿佛就没了道具，没了包装。年的功能也遭遇了怀疑和挑战。过年，这个代代相传的节日，原本不是用来娱乐的，不是用来休闲的；她负载着对过去一年的总结，来年的期望；是新年的开始，抑或是整装再发，同时也是欲望的加油站。
禁炮的标杆正在缩矮。今年大年三十的鞭炮堂堂皇皇地越过标杆，又炸开在家家户户的门前。
新年钟声越来越近，近得仿佛伸手可及。这时，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小得只剩下了爆裂声。邻居家还放了礼花，我的窗外就成了声和光的世界。火烧般的夜幕和一个个腾空而跃的花朵，把个天空装点成了大花园。我站在窗前，喊儿子快来看窗外的景色。儿子今年１５岁，初三学生。儿子回答说，不看，有什么好看的？吵死了，一耳朵燥音。过年一点不好玩，不如圣诞节有味。
二零零六年正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