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海燕有个三岁的女儿叫飞飞，聪明伶俐到能在人流中对她妈妈说：“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我曾一度要求做她的干妈，后来因为自卑不像能做个好妈妈的样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心里总是惦记着飞飞，像惦记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动笔之初，海燕听说了我要写一本“有关儿童教育”的书，很热切地打来电话说：“好呀，赶紧写吧，最好实用点，你看飞飞现在就那么有个性，那么有主张．我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教育她了。”她说，无论如何，她是希望飞飞不要再像自己一样，在懵懂和徘徊中过了大半辈子。我不禁笑出声来，明知我不是教育学博士，也没有做过妈妈，她竟然还指望我能为她指点迷津，看来是有病乱投医够急的了。我只好实话实说，我写的东西充其量只是能给你当妈的提个醒，对孩子的教育多一些思量，别叫她重蹈了咱们的覆辙，至于怎么教育才能保证飞飞茁壮成长，你还是听专家们的吧。听我这么一说，她在电话那头好像很失望，弄得我也有点泄气，可我总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吧，再说，也没必要，我这些文字又不是专讲儿童教育的。
对于生活中的缺憾，我曾经很认同张爱玲的“一袭华服上的虱子”的妙评，它叫我常会耿耿但也能释怀。可当我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无以复加的追悔心情从头跟到了尾——原来千疮百孔的生命是撑不起一袭华服的！写这个后记时，刚好韩日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首次亮相的中国队早已兵败，大喜过望冷却后的媒体开始充满总结反思的声音了，又有不少为中国队下一届扬威德意志支招的。要我看，没戏，与其麻袋片上绣花，不如踏踏实实地把功夫花在娃娃身上，叫他们去打翻身仗倒还有些指望。
落笔写下前言的时候，我人还在海外，间或回国时，已经被朋友们戏称为“海龟”了。看到所谓海归突然热成这样，似乎一下子成了民族复兴的指望，受宠若惊之余，我也暗自寻思，自己一没学到高科技，二也没带回什么资金专利，就这么凭白掠美，总有浪得虚名之嫌，所以每遇见不服气的，我便作践自己一下：“海龟不敢当，充其量算个王八吧。”娱入娱己，效果还算说得过去。拉杂写下这些文字后，自己琢磨着像是从西天取了点经回来，但也不是很清楚它究竟能管多少用。好在有大师鲁迅在前面扛着，他教导我们说，吃了外国的牛肉，只是长身体，并不会使你变成外国入，倘你以为吃了外国的牛肉，就不纯粹了，因而拒绝，则你是憨大。
就在我快要收笔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本叫“我平庸我快乐”的所谓“另类教育书”异军突起，正在国内的市面上热卖。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宁要快乐的傻子，不要忧郁的天才。”从这样极端的主张中，看得出作者也是出离愤怒了。审时度势，我不介意以此书为这股所谓的“反潮流”推波助澜，为“人性教育”冲一冲闸门，但如果叫我的女儿因此做矫枉过正的牺牲品，不得不成为傻子，我做母亲的还是于心不甘。所以，我主张，不平庸也快乐，为什么不呢？
最后，虽然放弃了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我还是要对所有在我生命中走过的人们表示感谢，以及对那些我因愚鲁伤害过的人们表示歉意，从某种意义上，是所有这些人们成全了这样一本书。特别是在我只身游学海外期间给了我各种关怀的朋友们，我权且把此书当作对其友情的一次小小回馈。至于父母、两个妹妹（曾莎、曾葳）所无私给予的血浓于水的亲情，更远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回报的了。
仅是为了这本书，有一件事我就不能不记下：为了找出本书所需图片的底片，我的老爸老妈将我留给他们保管的一箱子的照片底片全部挂到了透光的窗户上，两人眼上带着老花镜，手上举着放大镜，对着电脑上我给他们传去的图样，就那么一张一张地排查，找到了还要在他们事先设计好的统计表上标注出来。电话里．老妈笑着形容说，他们既像搞科研又像在扫雷，形象可笑极了。我听了，笑着流了泪。无以为报，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写于2002年6月又及：
为了飞飞，也为了我还在期待着与她的缘分的女儿，我总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于是有了这些文字。但在下笔的时候，我也时常会产生疑虑，自己八成是在跟风车较劲吧？所以，虽然有微言大义的目标，但写起来时，仍不免在这里或那里欲说还休。有时，我会怀疑这是当记者时落下的职业病。
也许就是因为急不择言，或者择言过慎，在使这本书面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足为怪但仍颇为有趣的挫折。最早接触的一位资深编审一听说我要讲人文，便开诚公布地对我说，太理想主义了，你去书市上看看，还有谁会关心什么人文不人文的？再说了，你的父母花钱送你出去留学，他们会在乎你人不入文吗？虽然我竭尽所能地反驳他，说我的父母虽然不是专门送我出国学习人文，但他们毫无疑问的是希望我活得充实和快乐，而这比人文还人文，等等等等，说得我口干舌燥，好在有他善解人意地不断斟满我的茶杯，还是上等的功夫茶。当然，后来还是遇到了不少有共鸣的出版编辑，一个编辑甚至兴奋地表示，她看稿多年早已麻木，这样的人文立意叫她又重新激动起来。只可惜，激动过后，她敏锐地发现，许多很好的道理，我还远没有说透，并建议我去查阅借鉴一些西方的人文专著，以期把它做成一个若干年后仍能被人们提起的文化精品。这样的厚望，我虽心向往之，但自忖如果这样做，将不仅有违我敲钟而非钻井的初衷，而且，即便是我能潜心钻研，也到底会勉为其难，结果只是多吊些书袋而已。
这样一个我称之为“鲜活而浅白的大众读本”能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应特别归功于海南出版社的两个人：黄明雨先生和刘逸编辑。初见黄的时候，我已经作足了要说服他的功课，但落座后，只听他拍着书稿轻声说了句：“我们都是需要排毒的。”我就知道他真的读懂了。我相信，每一个写过字的人都知道知音难觅一朝终遇是什么滋味。那种温暖的感觉，令我差一点儿就要紧紧握住他的手，眼含热泪说一句：“终于找到同志啦！”而来自天涯海角的刘逸，在我们反复沟通的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诚恳和言而有信，则每每令我感慨，浮躁和狡黠的人见多了，这样的美德便如甘泉。记得刘逸第一次打电话来讨要书稿的时候，我竟一口把他回了，因为记忆里海南社名不见经传。而到最后，还是将自己的心血放心地交到了他们手里。虽然对海南社的不俗业绩和品位逐步有了了解，但更多的，还是被黄明雨的激情和刘逸的诚信所打动。这，大概也是缘分。
虽然我原本不准备本罗列一个致谢名单，但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我所领受的远多于挫折的信任和支持，令我终难免俗。本书的漫画作者杜彭（澳大利亚），虽远在南半球，但出于对人文理念的认同．仍抽出宝贵时间，倾心创作了二十余幅漫画插图，使一些可能抽象的理念有了一个更直观、更生动的载体。虽然我打着精益求精的旗号，不断地“刁难”他，但他始终表现出虚心开放、不厌其烦的专业精神，令我不仅心里踏实，而且在收到他EMAIL过来的图稿时，常常会眼前一亮，我虽与其尚未谋面，但心里早将他引为又一知音。还有以下朋友在不同阶段对本书的出版直接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钱丹霞、王芳、郭海燕、刘冬、钱鲲、曾芳、陈晓梅、李春梅、胡杨、咸红心、肖堰、于燕、杨大明、邱华栋、张胜友、涂道坤、钱凤元、邵东、吴晓珉、张亚丽、阚平、江海清、王静、徐智明、屈小伟，以及Dick Williams（加拿大）、JenniferWilliams（加拿大）、Daniel Jettel（德国）、Kristopher Wieczorek（美国）、Perry H&；ddock（加拿大）、Manoj Venglat（印度）、JacquelineBolton（加拿大）和stephen Reginald（美国）。他们的热心汇涓成流，促成了一个心愿的实现。这正印证了美国的领导学权威stephen R．Covey博士的一句话：“There is no way we can es—cape accountability．We do make a difference——one way orthe other．We are resportsible for the im pact of our lives．（我们确实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这世界带来变化，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影响，是我们根本不可能逃脱的责任。）”
写于200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