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品行端方”、“本质纯正”、无知无识、思维僵化的“弱智儿”，也是教条主义的标本，是自1957年以来，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谢惠敏形象的塑造，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跨度里，对某种道德标准、价值体系的大彻大悟。《班主任》首先启示我们洗涤身上的“谢味儿”。它的问世标志着教条主义精神大厦的倒塌，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意义。而《班主任》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时不仅批判“文革”前的“左”倾路线尚属禁区，就连“文革”也尚未触动。《班主任》率先突破禁区，而且与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精神相契合，表现了文学家敏锐的对于生活的洞察。
冯骥才（1942～）的中篇小说《啊！》（1979）将“伤痕”径直地追溯到1957年。
某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仲义在辩论会上多想鸣放几句，他急急巴巴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口中的话眼看要变做声音时，一个同学按住他，迫不及待地陈述了自己关于领导在业务上存在着“内行、外行、半内行”三个类型的见解，成了替死鬼。吴仲义幸免于被1957年的历史重锤击碎，精神却被吓得变了形：拘谨、怕事，成了“套中人”，却孤芳自赏——因为他顺从生活的逻辑而形成的生活哲学，确保了他平安无事。然而，“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疯狂般卷来，这个二十年前被吓破了胆的人，神经自行战栗。这位研究历史的人当然地要联系历史。他感到：“五十年代飞去的祸事，好似澳洲土著人扔出的打水鸟用的‘飞去来器’，转了大大的十多年的一圈，如今又闪闪夺目地朝他的面门飞回来了。”一封向兄嫂澄清早年“过激”言论、向党和社会主义表示尽忠的家信丢失，令他魂飞魄散，从整个内脏里发出一声惊叫：“哎哟！”他开始疑神疑鬼，仿佛单位的每件事都与信有关。加上贾大真、赵昌之类“运动”专家、“骑墙”高手的挤压，吴仲义终于精神崩溃。怕落网竟然怕到自投罗网的程度，投案自首，主动交待自己在一次朋友间的聚会上的“右倾”言论。结果断送了自身的清白历史，招来横祸，还殃及了早已落难的兄嫂和昔日的朋友。待到“落实”政策后获释回家，发现那封让他和亲人吃尽苦头的信竟然是当初粘到了自己脸盆底上，他发出了“啊”的一声惊叫。信的失而复得，加强了主人公带着“伤痕”的精神自行崩溃的特点——这与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之死一样，都是“白色恐怖”给人们的精神造成的“创伤”。
《月兰》的“时跨”虽无外在标记，但是小说揭露的菜色面相，农民的“伤痕”，极“左”政策，时间的跨度也超越了“文革”十年，而涵盖着“四清”运动，反右倾运动，“公社化”运动。
理性的文学思维
“伤痕文学”的众多作品，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怀念。五十年代的“建国”精神、“治世”气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在不幸的岁月里给人们以有力的支持。
《班主任》中不论是张俊石老师，还是给充满青春思想的石红以良好家庭影响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他们接受五十年代文学的熏陶，汲取一切人类文学营养，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观念。
许茂老汉在性格被扭曲时不断地怀念五十年代，慨叹那“真正值得纪念的金色的日月却是那样短暂”。他记忆犹新的是：“那时候，他个人的生活与时代的潮流是多么的和谐，共产党的政策，样样合他的心意，在葫芦坝这个小小的社会上，人心思上，他是拼着命在往前赶，同人们一道建设幸福的家园。”四姑娘秀云也记忆着那“建设幸福家园”的时代，欢乐的“少女时代”。因而，当她青春被践踏，个人遭遗弃后，记忆中的“家园”支持着她，不自暴自弃，执著、坚忍地重建家园：
在这连云场的街头，她手臂上挽着个布包，牵着小长秀，一旁走着长生娃，身后跟着老金。这个情景，可以说是一份宣言书，在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新的家庭组织起来了！从此以后，葫芦坝上这几个被生活遗弃了的人，又有了归宿；一场重建家园的艰辛而又甜蜜的事业就从今天开始！
宗璞（女，1928～）的短篇小说《弦上的梦》（1978）中的音乐家主人公在群魔乱舞年代里强烈地怀念：“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那五十年代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丰富呵。”她梦见大提琴终于发出了辉煌胜利的乐音。她坚信“人的梦，一定会实现；妖的梦，一定会破灭。这是历史的必然”。
“伤痕文学”处处体现着一种极为健全的文学思维。对社会、人民、执政党的描写和评价，体现出多重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走向极端。
爱伦堡1954年发表《解冻》（第一部），标志着苏联以批判官僚主义和极端个人迷信，宣扬人道主义为宗旨的“解冻文学”思潮的诞生。小说中三排工棚在暴风雨中倒塌，象征着以厂长茹拉甫辽夫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体系的解体和人们从教条主义的“严冬”里解放了出来——“你看，到解冻时节了。”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以“眼泪”结束全篇，发出了“要关心人”的呼吁。而“解冻文学”——尤其是它的后期，体现出极端倾向，是单一思维的结果。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3）用焦尔金在作家虚构的“死人的王国”里骇人的见闻和难言的遭遇影射斯大林时期，把那个时期的苏联社会写成人间地狱。
中国的“伤痕文学”启示人们的理性，把“神”还原为“人”。苏联的“解冻文学”则把“神”写成“鬼”。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把斯大林写成只知“中伤”、“监禁无辜者”、“忘记人民福利”的罪人。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咒骂斯大林“像人一样聪明，像野兽一样阴险”，指责他不仅“危害”苏联，而且“危害了”整个人类的进步。
“伤痕文学”将“虚元”写为清醒前的迷途，亦即“伤痕”，如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解冻文学”将其写成觉醒的表现，如叶甫图申科的《“虚无主义者”》。
“伤痕文学”揭露“文化大革命”及其法西斯专制的同时，就描写正义力量在其中的斗争。前者是处境，是命运；后者是人，是人民。
从而构成了人对命运的抗争，在“浩劫”中求得民族的生存。“伤痕文学”到处都有理性的声音，发达的意识，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灾难中也是良知未泯，人心不死。
《我应该怎么办》中子君的第二个丈夫亦民称赞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有骨气的人”，而亦民同样勇于为正义事业献身，子君的两个丈夫都是“有骨气的人”。正因如此，他俩才先后赢得了子君的爱。
《神圣的使命》中不独王公伯怀有神圣的使命感，蒙冤遭摧残的白舜也“坚持了真理和正义，始终没有向邪恶势力屈服”——这又和妻子林芳的“血书”支持分不开。还有正直的青年教师吴正光，觉悟了的杨琼……全篇表现了“真理和正义的声音是消灭不了的”！
陈世旭（1948～）的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1979）中遭“发配”的将军的满腔热血，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契机，与边山小镇市民心中蕴藏的暖流融合到一起，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表明浩然正气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秀云，在“伤痕”中成熟。她不像三姐那样锋芒毕露，而是温柔得近乎软弱。但是，是她继承了固执的许茂老汉的气质。一旦识破了郑百如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她虽走投无路，却表现得令人难以置信般的刚强。她看到了她的遭遇不属于一般的婚姻家庭问题，而与重大的社会斗争息息相关。她与大姐夫金东水不约而同地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国家命运的转机，期待着转机的出现。她深沉，顽强，“守柔日强”。她对患难与共的金东水萌生了爱情，并且勇于执著地生死以求，表现了中国妇女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许秀云、金东水、金顺玉、吴昌全、许琴、龙庆……构成了冰雪覆盖下的热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