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对于这趟西湖名寺的烧香拜佛之行，心中十分满意。祖母常说在杭州最使她动心的就是常在西湖边看见从浙西富裕农村到西湖灵隐寺以及三天竺寺拜佛烧香的老大姐老大娘们。她们身穿淡黄色的棉绸衫裤，颈上包着深黄巾，这是她们多年之后，寿终正寝时人殓时的装束。
在那年月，祖母每年有六个月在故乡绍兴长塘，和我叔父一家过活。到六月底，父亲派人到老家把祖母接到杭州，与我们合住，一直到年底，再派人把祖母送回老家。
一年易过，又到夏末秋初，我父亲照常派人到我们故乡长塘镇去接我祖母来杭州我家中住半年。没想到去接我祖母的人独自一人回到杭州，他说祖母腹泻十多天，已经显得骨瘦如柴，连坐立与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父亲听到这种情况，立刻去找一位在杭州有点名气的老年中医大夫，请他一同到老家去了一趟，医生认为已经太晚了。最多再支持十多天……
祖母去世那年，我十七岁。祖母，一去世，我缺少了一位有力的庇护者，我心惊胆寒，等待着父亲的打骂。以后的日子也许不好过了。
从童年时期开始，我就矮小瘦弱，发育不良，其貌不扬。而且生性愚钝，在小学初中学习，成绩勉强及格。数理化最差，尤其是算术，视如畏途。直到六七十岁，有时梦中听人说：“明天考代数”就吓得我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
我汉语作文较好，但也常有错字漏字。父亲不爱见我，他心中早给我下了定论：“没有出息！”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爱读文学作品，但这反而增加父亲对我的反感。他不喜欢文学。他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曾熟读四书五经，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一点好感。认为卖文为生是沿街求乞的“文丐”，有时“文丐”的生活还比不上要饭的乞丐，所以坚决反对我长大了搞文学。那时我也就十岁出头，我不爱父亲，他嫌弃我，压迫我，我心中怨愤。父亲不准我搞文学，我心中气忿，我想：“你不让我搞文学，我偏要搞文学。即使成文丐，我饿死也不去向你讨饭吃。”父亲早就决定，要我初中毕业就辍学，到商店里去当学徒。理由是他认定我“没出息”，念书也白费。那时父亲四十多岁（我出生时父亲三十多岁），他身体不好，有胃病，失业了，家中有五个孩子，生活拮据。主要原因是我母亲四十多岁，最后一次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父亲高兴极了。他说：“晚年（其实他那时并不是晚年，而是中年）得子，天之赐也！”
我弟弟比我小十二岁，长得高大，一表人材，同时又很聪敏，在学校成绩优良。父亲十分宠爱弟弟，认为他前程远大，所以命令我辍学，把家中有限的积蓄节省下来培养弟弟，至少让他大学毕业。有一次，我父亲常用的无线电收音机出了毛病，不响了。弟弟拿去瞎折腾了一下，收音机居然复活，又响了。
那时弟弟也就十一二岁，小学毕业不久。父亲大为惊讶，赞赏弟弟是“天才”，日后必定大有出息。后来弟弟上了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弟弟当然没有喜爱文学的问题，这一点也使父亲特别高兴。父亲宠爱娇惯弟弟到了极点，以致弟弟横暴自大，目中无人，家中几个姐姐当然不放在他眼中，即使是母亲，他也瞧不起，毫不尊敬，更谈不上孝顺。母亲很同情我，她知道父亲藐视我，压迫我，责令我辍学就商，我心中很苦闷，但不敢反抗父亲，怕遭打骂。
我母亲没有上过学，是文盲。她父亲是大地主兼富商（钱庄老板）。母亲姐妹四人，都不识字。她们的文盲不是由于家贫，而是由于封建统治的社会，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就是说，女子读了书，有了才之后，不能再做绝对服从丈夫的婢妾。我母亲当然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不知道我为什么喜爱文学，她只知父亲压迫我，虐待我，动辄打骂，是不公正的。我爱读文学书，她认为只要顺着我性子发展，将来可以成才，不至于一文不值。父亲把我看成不值一文的蠢货，完全是偏见。
我听说我父母结婚很早，那时父亲只有十五岁，母亲十六岁。由于我祖父不事生产，不顾家计，所以家道中落，生活困难。他们之所以结婚很早，也因为祖父母希望家中多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肯吃苦耐劳，帮助家里干活儿。那时，我父母是糟糠夫妻，，两人感情很好。可是到了中年，父亲在中学教书，还有别的兼职，收入较丰，家中渐渐有了一点积蓄，本来可以过和美的日子，但由于父亲越来越瞧不起母亲没有文化，配不上他，两人常常闹矛盾，吵嘴。那时，父亲中学里教书的同事，有的丧偶续弦，和中学教员中的未婚老姑娘结婚，老姑娘有文化，能帮丈夫编讲义，改作业等，夫妇生活十分和美。我父亲常常提起这些夫妇，心中很羡慕他们，我母亲听了当然不高兴。再加弟弟被父亲宠爱纵容，成了小恶霸，动辄打人骂人，家人叫他“小老爷”，因为那时家中仆役，称呼父亲为“老爷”。
父亲嫌我母亲笨，不会管带我弟弟，请了一位农村来的年轻寡妇，二十多岁，专门看护弟弟，整天跟弟弟一起跑。女工为人机伶，能取得弟弟欢心，因此也取得父亲欢心，甚至相当亲热。这件事最伤我母亲的心。为此她得了一种“肝气病”（也许是心脏病），犯病时，不思饮食，躺在床上喘气，流泪，有时甚至昏迷不醒。总而言之，我们家中气氛不但毫不和睦温馨，反而相当紧张。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正积极准备送我到上海商行里学徒（在他思想中，好像这是对我应有的惩罚）。父亲什么也不对我明说，可是暗中监视我。有一次，我没事干，独自在自己的小房中，温习初中三年级的教科书。父亲到我房中巡查，见了这种情况，大骂一顿，几乎动手打我。他大声训斥我“死了这条心吧，你这辈子不可能再考高中了！”
对我父亲，我又恨又怕。我深爱母亲，觉得在父亲的专制和压迫下，母亲和我一样不幸。父亲不准我去考高中，但我对文学的爱好之心不死，常常偷看文学书籍。深夜里，家人都在沉睡，我轻轻起床，点上煤油灯（那时家中没有电灯），用旧报纸糊在方凳上，挡住煤油灯光，以免引起窗外人注意。我充满乐趣在抄写和反复熟读江淹的名作《别赋》和《恨赋》，聊以发泄我心头冤屈之情。
这时，忽听得房门外走廊上有轻轻的脚步声。我不觉吓了一大跳，以为父亲深夜来查看我在干什么。我把房门打开一半，看看来的是谁。没想到来人是我亲爱的母亲。她一双小脚（和她同辈的妇女都缠足）在地板上轻轻慢慢地走着，生怕惊醒父亲。她一手拿着手电棒照路，一手提着一个有盖的小饭锅，站在我房门口。我喜出望外地把母亲迎进房中。
娘把饭锅放在书桌上，打开盖子。我又吓了一跳。原来娘送来的是我家不常吃的高级点心：酒冲鸡蛋。这是先把鸡蛋打碎放在碗中，然后加上一杯上等黄酒（绍兴特产），再倒上半杯滚烫的开水，小片冰糖，把这一切拌匀，著名的酒冲鸡蛋就做成了。这是一种相当有力的滋补剂，往往在大病之后，或强烈劳动之后，体力虚弱，人们服用酒冲鸡蛋，为了加速体力复原。母亲知道，我正受父亲蔑视和压迫，精神十分痛苦，垂头丧气，心神不宁，所以，虽然我没有患病，也没有参加强度很高的劳动，她仍要给我喝有名的补剂酒冲鸡蛋，希望我在逆境中挺得住，不至于垮了，甚至成为无可救药的病人。
我本来不大喜欢喝酒冲鸡蛋，嫌它太腻。但我深感这碗酒冲鸡蛋非同小可，它代表母亲的慈爱深情，所以特意当母亲的面，狼吞虎咽地喝完这碗酒冲鸡蛋，让母亲高兴。酒冲鸡蛋是故乡绍兴著名的小吃，我在别处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我喝完那碗酒冲鸡蛋，心中真觉得母亲可爱，自己暗暗起誓，我长大成人之后，一定要尽情孝顺她，报答她慈爱的大恩。
我父母到六十岁以后，两人间关系好像比较融洽一些，温和一些，这也许与年龄有关。人老了，火气消了，心气也就平和一些。1947年4月底，我同妻儿从法国马赛乘远洋客轮回到别离14年之久的祖国，那时我父母已经定居上海。他们住的房子狭小，是所谓“弄堂房子”的格式。打开大门就直接进入客厅。客厅后边是阴暗的一小间楼梯间，再往后就是厨房，厨房的后门直接开向另一条弄堂。我父母住楼上的大间，父亲睡一张大床，母亲睡在远离大床的小床。
1949年，父亲就在这所小宅中逝世。他死得毫无激烈的痛苦。死前几天，他嘀咕心脏不舒服，曾给我写信到天津南开大学，说他觉得身体快不行了，希望我能回家一趟，和他见一面。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对我有感情的表示。
我在南开大学教书，赶紧找代课的人，迟了两天，就接到妹妹们来电报，说父亲已经因病去世。
听说父亲去世那天，照常吃完午餐睡午觉。一直到黄昏不起，床上也毫无动静。等家人到床前去催他起床，发见父亲已经没有呼吸，心脏已停止跳动，赶快请医生来看，医生检查父亲之后，说他已经死亡，不能抢救了。
父亲一生为人专制横暴，刚愎自用，待人严厉，可是他临终时却没有一点痛苦，在熟睡不醒中死去，几乎是“安乐死”。母亲一生待人宽宏大量，从不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和人争吵。但她暮年生活却那么不幸，死得那么悲惨，痛苦。老天待人如此不公平，想起来令人心碎。
父亲去世后，母亲十分悲痛，终日怀念父亲，口中喃喃自语：“可怜的人！
可怜的人！”她这样称呼记忆中的父亲。父亲去世后，她固执地不离开与父母共同生活十余年（可能二十余年）的房子。每餐给摆一份碗筷，仿佛父亲仍旧活着一样。人们劝她出去活动活动，散散心，她也不愿。母亲患相当严重的高血压病，连人力车都不能坐，人力车一走，她就头晕难受，天旋地转，恶心呕吐，更不用说坐汽车，电车，火车和飞机。
父亲去世后，母亲孤独一人，就和四妹同住，以后四妹结婚，生了两个儿子，连同妹夫，一家都和母亲住在一起。这样安排之后，母亲总算身边有人照顾她了。
（编者：该文第二部分节录于“酒冲鸡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