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东华
中学生杂志社邀我去谈话的那天晚上，适巧我的母亲从故乡到上海；女儿娟，儿子浩，都特地向学校告了假，要我带他们到车站去迎接。车是十一点五分到的，谈话约的是六点钟，我若是赴了约吃了饭回来再带他们到车站，时间一定来不及，不回来带他们去，又怕太扫他们的兴，盘算了许久，这才算出一条妙策来，就是带他们先去赴约。
母亲接到了，在别了一年后的琐屑家庭谈话当中，偶然提起了明年是父亲的70阴寿，那时我口里谈话，心里正被《中学生》编辑者方才出给我的题目“新年”占据着，及至提起了父亲，这才像通了电似的突然把新年的观念和父亲的影像融合了起来。
是的，自从我能记忆的时候起直到我童年的终了，每一个新年的回忆里总是父亲的影像居于最前列。一到腊月初头，父亲的面容就变严肃了，账目要清理，年事要备办，一切都得父亲独个人担当。有时候，父亲紧皱着眉头，双手互相笼在袖筒里，默不作声地在房里整日的往来踱着：我们都知道他正过着难关，于是新年将到的喜望就不觉被给父亲的同情所销克。
但是到了谢年的晚上（寻常总在二十七八），父亲的愁颜总是会消解的。迨到厨房里端出了三牲，供桌上点起了红烛，父亲拿着三炷香深深一拜下去的时候，口里总跟着大大吁了一口气，欣幸着一年的负担至此暂告一个结束。
此后，父亲的行动就随着年事忙碌的程度逐渐活泼起来。年年挂的几盏灯，年年挂的几条画，总是父亲亲手洗刷，亲手悬挂的，迨到除夕的早晨，父亲早已使新年的空气洋溢了全宅。
年夜饭照例是同样的十大碗，又因帐目早已弄清楚，照例一到上灯就开始的，那时街上讨债人的行灯还正往来如鲫，我们却已安然团坐吃喝了。因了这，父亲每年总有一番自慰的感慨。“我们能够这样也就不容易啦。”他对我们很郑重的说。
从元旦直到灯节的终了，都算是新年期间。元旦早起，父亲就着廪生的衣冠开始请神供祖。正厅中心的方桌上这时挂上红桌帏，朝南一张椅子披上红椅罩，上面竖着一个纸神马，桌上供着五事和神果盒。这排场也是年年不变的；这就是过新年的主要背景了。在这背景上演着过新年的节目的就只父索冬个人。
我们都是看客，至多也不过是助手罢了。我们看过他毕恭毕敬的跪拜祖先容，看着他送往迎来的招待贺年客。这些，在我们都是过新年的有趣的节目，在父亲却是严肃的义务。啊，我是直到现在才了解这种义务的意义的，虽然这套节自到我手里是早已废止了。
到了灯节，过新年的兴味才从家里移到了街上，但是仍旧离不了父亲。从正月十三夜起接连四夜，灯的路程总是一样的。及到行过我家门口，差不多总是午夜时分了。每夜，父亲总先领我们到别处看过一遍，这才回家等着，等到行过我家门口，我们全家人就都站在门口看。行列的末节是关圣帝君的香亭，前面有灯伞仪仗，伴着细乐，神气很是庄严，后面四面尖角旗，一面大帅旗，都挂着灯笼，也有一副锣鼓伴着，总是冬仓冬仓的敲得那么单调。我们听见这声音，总感着一种兴会完尽的不快，而父亲每夜又必加上一句结束词，使我们愈加觉得难过。在前三夜，他的结束词是：“好啦好啦，明天再看啦！”以后就是关门，熄灯，睡觉，沉默。最后一夜他只换了一个字，音调却悲怆得多：“好啦好啦，明年再看啦！”我们听见这话时的感触是难以形容的，但也直到现在，我才十分了解这话的意义。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故乡废止行灯也已有了好几年，即使他活到现在，也已不复得“明年再看啦。”
娟和浩都不曾见过祖父，不知祖父怎么个样子。他们自己的父亲不会像祖父那样过新年给他们看，这是他们的不幸。但是每个新年终了时的那种悲怆情调他们却也尝不着，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幸福？而且当他们的父亲过着这样的新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到中学生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