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明珠
年过六十，案头洋装书渐渐少，线装书日见增高。这不等于说我在埋头读古书。只是觉得，人，既然老了，索性就“老当益老”吧，而表现老的最佳方式，我以为莫如案头堆古书。人向古书堆边一坐，古色古香中，会益显其“老气横秋”的。所以，古书对于我，依然聊作点缀而已。倒是在少年时，曾读过一阵子一一只是一阵子，三五年，且主要在寒暑假期里。而所读的，浅薄得很。
不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几种最普通的选本。过去的老私塾先生们，便是靠着它们“教几个小小蒙童”混饭吃的。但，很难否认这三、两本启蒙读物对我的影响。现在我极少写诗，偶写几首，总觉字里行间好像散发着一股陈年的中草药味儿。这味道哪里来的？追根溯源，能跟我少时沉浸其中的那些古典作品，诗、词、歌、赋无关吗？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利多抑或害多，我至今还未深思过，大概也难以弄得清的。
幼时的我，正式接触古典文学，并非在学堂里，是在我家的南书房。
一架胭脂色的吐縻花，复压在门楼一侧的花墙上。门楼瓦缝间生着一簇簇百合状的瓦松；院门陈旧剥落，已不堪重新油漆，大概尚能凑付着用，便继续凑付着用了。要就特意保留它以给这小院境添点淳朴的古风，那时通点文墨的人，审美往往如此任性。否则，我寻不出别的理由，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将这两扇破门板换掉，过年时还给它贴上一副新对联：“水能性澹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院内满栽着花木，鹅卵石铺筑成“丁”字形的甬路，路侧条石上，陈列着爸爸尽心经营的盆栽。金枣、金桔、栀子、丹桂、梅等等，这在北方偏僻乡间都极为罕见。院内南北两进瓦房，南边那进是仓库，长年扃锁；北边那进一拉溜五间，有厅、有卧室。厅上悬着块匾额，蓝底金字，书着：“待月山房”，这里就是我家称作南书房的。我喜欢它的这个名字。小时候，母亲常跟我们兄弟姐妹讲些传奇故事，如《白蛇传》、《会真记》，母亲还背得张生写给莺莺的那首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那时我并不理会其中的奥妙，却也觉得这首小诗很美丽。然而待月山房，花影满墙，但有幽静，并无浪漫。这里是父亲的书斋，他在这里休憩、读闲书、接待客人，偶尔自己动手装裱点字画、碑帖，父亲喜欢干点这种细巧活儿，干得很出色。他还爱养花养鸟，这里又是他的“花鸟世界”。同时，对儿时的我们兄弟姐妹，待月山房又是个小小的乐园。在这里，我们采花、摘果，寻觅躲在玉簪花深处的蟋蟀，放养邻家孩子送给我们的蝈蝈。逢上好运气，兴许会看见飞落在花枝上的俊鸟，跟檐下笼中父亲喂养的画眉、百灵和红胸脯的“胭脂瓣儿”（鸟名），互相掮翅问好，用它们鸟国语言，的里呱啦地说个小休。
十一岁那年，我和哥哥到外地一处完小就读，暑假回到家里，父亲事先已将待月山房收拾得窗明几净。吩咐说：“你们读高小了，在前清时代，差不多顶个秀才’吧。假期里要读点古文，有古文打底子，白话文才能做得好。”
从此，父亲每天向我们讲授一个时辰的古文。待月山房又多了我和哥哥的两个座位，我们各占一处朝南的窗口，各坐一把斜靠簸口式圆木把手交椅，“矮窗白纸出书声”，毫不含糊地当起父亲的小学生来。
父亲讲授古文一般不提问，不发挥，大略讲解词义后，，便叫人们朗读，直至背熟。这方法并不科学。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父亲对于文章的选择。他用的教本是《古文观止》，可能还有《古文释义》。论，基本不选；记事文选得也少；父亲喜欢晋、宋两代人的文章，晋文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见于以上选本的悉数教读，我由此推论父亲选择的侧重点在抒情散文。记得他教我们的第一篇古文是李密情哀词切的《陈情表》，“陈情”，有着主体的确定性。“陈”，陈述、表白，而在（《陈情表》里，作者着意于以情动人，所以更多的是抒发，遂成为一篇典型的抒情散文。
这样，我也就明白，为什么父亲在周、秦散文中宁简于《左传》、《国策卫，而决不忽略屈原、宋玉。对文思浩荡、议论风生的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排斥了他著名的《原道》、《原毁》诸作，只取了《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等几篇。
柳宗元文也只取了《捕蛇者说》及几篇游记。宋人中父亲推崇欧阳修可能更甚于推崇苏轼。欧阳修是一个深于情者。《陇岗阡表》、《祭石曼卿文》，都是血泪浸过的文字；而《醉翁亭记》，抒情、写景、说理融合无间，情之所在即景之所，理之所在，景与理皆化入情绪境界，呈现为一种生命的葱茏状态，在有宋一代文章中，堪称高标特出。单这一点，父亲的崇欧，便不是不可理解的。父亲从未向我们阐明过他的文学主张，他无意潜心学问，也不强作解人。他的看重抒情作品，我以为是天性使然，父亲心地软，儿女情长，这影响着他对文章的取合。过去有些人相信文章对命运具有暗示性，父亲是个有神论者，但在训导儿辈习文的事情上，他比郑板桥高明得多。郑板桥家书嘱其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古人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自尔利科名、厚福泽。”又说：“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弟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弟学之私也，非公也。‘’我们家中藏有《郑板桥集》，父亲又好读名人书，他不会不注意到郑板桥的这段话，也会深表赞同。但他仍将一些衰飒凄厉，嗲怛伤感的文章推荐给我们，特别祭吊一类全选给我们读了，这当然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文体。可以设想，父亲必被这些文章所抒发的人生之大悲苦深深地感染了，故而宁愿后来者也能够领略这悲苦。这可能学会仁慈和谅解。他不惜让我们在小小年纪便坠人古人所抒发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沉痛里去！“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便是因习读了这类古文而习读了人生之“愁”，从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充实了、发展了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恻隐和同情。到我成为一个青年的时候，大约在1948年，有一次填写干部登记表，其中有个栏目：“你曾信奉过什么主义？”我冒然填写道：“人道主义”！那时我根本不曾读过一本论述人道主义的专著，不过，依照自己的想法，人能不讲人道吗？只有人道才是人应当信奉的主义，这主义天经地义！等到建国以后，文艺界批起了人道主义，我才暗自惊慌起来，深悔当时无知，不该在登记表上胡乱填写。
父亲的教读要求是背熟，这很好办，我们在学校背得过那许多白话文，古文更容易记忆。每当我们背熟父亲教的文章后，便自行选读自己喜爱的文章。
不识的字，不懂的词可以翻（（康熙字典》、《辞源》，一般无需叨扰父亲。有些骈文如《北山移文》、《滕王阁序》，等父亲教时，我们已经背得烂熟。这样父亲索性放手任我们自学了。
自学，就是自由选择。我们完全为自己的爱好所驱使，哥哥渐渐不多读古文，而专攻国画和英语；我也把学习兴趣转向了古典诗词，特别喜欢唐诗，当时几乎背过了整本的《唐诗兰百首》。
这时候，我已进入了初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