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
1955年到南京时，在雨花台逗留了一下，原是去游览的，也没有特别印象好说。十五年后，重临其地，却为了扫墓而去，墓中人是我的长女。当我们拔去了野草，点上了清香，把一个小小的花环放在石阶上时，一阵风来，那香烟便袅袅上升，随即似断似续，散在空中，终于消失了。但我相信，它在太空里仍会散发着馨香。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面对亲人的坟墓时也会感到，幽明之间，自会有一种精诚在脉脉流通着。
我们去的那天，清明节已经过了半个月，要扫墓的都已扫：过了，周围非常寂静，偶尔只有几声鸟啼。是的，如果不是为了扫墓，这地方本来不大有人去。
她也许在责备我们，到了清明，还不见一个亲人来望望我。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在中学时，她妈妈老是以喜悦的感情，说她是在红旗下长大。这话原是事实。可是出于慈母之口，又另有一种感情。她是1939年出生的，文艺界一些朋友，曾经抚弄过她，有的还和她拍过照片。亿万人民渴望的新中国成立了，她梳着小辫子，悬着腰鼓，在祖国的广阔大道上扭着秧歌。到了二十八岁，她已经担任了外语系的助教，这个小人物便陨灭了。
当时新婚才六个月，还带走了一个未临尘世的胎儿。这时候，红旗也在祖国的大地招展。
她的原籍是定海，出生于上海，陨灭于常熟，安葬于雨花台，因为她的公公婆婆也葬在那里，当时我和我妻子却还漂泊似的苟活着。她留下的就是那么几颗脚印，那脚印却是干净而坚实。
她并不是为了说过“江青就是蓝苹”之类“防扩散材料”而遭受迫害的。
半句也没有说过。只是因为怀孕缘故，在下乡之前曾到医院去检查，由于初次怀孕，不熟悉检验手续，送去的不是清晨的小便，因而在上海多留了一天。到了乡下，便成为迟到，那时候下乡劳动就像朝拜圣地一样。其实她在上海时已经向组织上请过假，组织上知道她怀孕，还叫她不必下乡，但她还是下去，连棉被都带去。到了乡下，受到责问时，她就理直气壮地顶住了。接下来就横施压力，当作“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小人物的身价大为增加了。
她主动接近贫下中农，就说她是“腐蚀”；她带去驱蚊剂，就说她”扩大城乡差别”。她在遗书中说：“我句句驳回去，一句也没有接受”。逆我者亡，历来如此。她死的那个乡下，据说是林彪树立的“红旗单位”，这就更犯了“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威信”的大罪，正像她丈夫说的：“不死也有罪，死了更有罪。”
她在遗书中曾说“死不瞑目”，这本是一句常语，可是十年中有多多少少逝者的双眼是无法闭上的。这些逝者，生前又都是强者，从而使人们一谈到“政治运动”，很难从应有的善意上去看待。
如果暴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末，在我的心头却有个鲜明的形象在浮动：8月的带有暑意的晚上，一个怀孕两月的年轻女教师，挺立在祖国的江南旷野里，面对瘟神而无所畏惧。她始终以赤子之心拥抱着社会主义，凝望着五星红旗。她的头上是碧澄澄的青天，明莹的月亮永远为她作证。
为什么要选中她？当然还有一些外因和内因，例如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时已打入另册，五口之家被赶到一间矮平房里；她本人通晓俄语、英语，读了一些19世纪的西洋文艺作品，很喜欢普希金。自从懂得读书要用功这一道理，一直刻苦钻研，考不上五分心里便难过，对事物敢于独立思考，努力使大脑变得有用。自然也有些锋芒和棱角，这些正好是在劫难逃的“白专”典型，所以，她死后的“结论”非得说成“受修正主义教育的毒害”不可，差一点就是咎由自取了。
她的许多遗物，我们保存着。她妈妈和别人谈起女儿的生平，就将她写的笔记本拿出来，那上面写得整整齐齐，一笔不苟。严格要求自己，决不含糊马虎，她就是不甘于含糊马虎而死的。
遗物中，最使我们伤心的那条席子，席子上沾着她呕吐过的痕迹，说明她死前经过痛苦的磨折，她也许在阴间还在挣扎，也引起我们更大的愤慨。她受斗后，就把她孤立起来，任她独个儿闷躺着，要是有人陪伴她，甚至“监视”她也好，那末，至少呕吐时还可以察觉，抢救。后来我到干校，每次看到农药，我就没有勇气走近。死者有知，也许会说我软弱。
我们现在只知道她是8月29日晚上死的，究竟几点钟停止了呼吸，永远无法知道了，就像她戴的那只手表，是她昏迷时已经停止走动，还是断气后才停止？
阳历的八月还是很热，自从她逝世后，每年一踏上8月，我们的心便一天比一天凉，可真是夏天里的冬天呵！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今天，死者的坟头已经长满青草，我们从善意出发，也希望那些还有一丝半毫人性的人，重新念念这两句古话。
她是在1963年当助教的，但我和那个学校的接触还更早些。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去参加过座谈会，访问过作者。走进大门，那条路，那座桥，那河流里的荷花，那几行葱茏的树林，我的记忆里就有它们。当时原没有想到她会分配到那里，更没有想到她的未来的丈夫也是那学校的教师。后来居然一脚便踏进那座大门，也是她投身社会的开始。上海还有三个大学，我也常去走动，在那里也有我尊敬的前辈和朋友，可是感情上总比不上那个学校，就因为那里有我的女儿。只要一想到校园中的苍松翠柏，图书馆里端端正正地等待着有心人去阅览的成排书本，她的前程和我的暖意便交融一起。人到中年，考虑儿女的幸福往往大于自己的幸福。尽管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你说能对共产党不感激么？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十五年后，学校里给了我一份通知，要为她的含冤而死召开大会，顿时心情又激动起来：为什么需要开这个大会？明明是一个非常结实，非常开朗的姑娘，几次下乡劳动，几次受到表扬，偏是这一次就一去不回了。她妈妈曾经打过譬喻：我好像丢失一件心爱的东西，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她找回来一一果真能够找回来么？
于是我重新走进那座熟悉的大门。我抑制着悲痛，却换来了疑问：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么？中国的万马奔腾的建设中还有她的位置么？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的神奇强大力量能使逝者重生么？
“批林批孔”时期，出版系统的同志常到那个学校里去鉴赏大字报，当时我已经算是一个公民，也可以去荡荡，却不想去了。我以为我和那个学校的关系，已经随着我和女儿的永别也永远断绝了。
她丈夫在发言的末了，曾经引用过杜甫《新婚别》中的两句诗：“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他们确实在新婚中，但他们的国家既无外患又无内战，形势大好，怎么也永别了呢？
隔了几天，又由学校主办在龙华开了追悼会，花圈里面，有她的八十四岁的老祖母送的。“白头人送黑头人”，这本来是人间的惨事，但一般指正常性的死亡，因而旧时还可勉强用“修短由命”来譬慰，可是她并不是给死神召回去的，瘟神却巴望墓地扩大。“丧乱死多门”，我又想起杜甫这句诗，我知道引用得并不怎么贴切，但我还是要记起它。
她在上海时节，我和她的最后一面是哪一天，我已经记不起了。她结婚后，我们也很少见面。1978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房间，迎接我的却是她的遗像，遗像前的骨灰盒。
她结婚，家里没有发过喜糖；她死后，弟妹们连黑纱也没佩过，也不敢哭出声来，因为我们已经住在朝街的矮平房里，前后左右都是邻居，由于她是惨死的，怕被别人知道。古人所谓“吞声”，我第一次体昧到了。从我主观上说，我是不想向单位的“造官家”们报告的，但这又是办不到的，只好简单地说了两句，不料得到的回答是：“你女儿犯了错误，你做父亲的也有责任。”这是原话，一个字没走样，也是“造家经”，他们出口成章，已经成为惯性了，凡是当时含冤而死的，都要被鞭尸。我却陡的吃了一惊，如同进了冰窖，马上退了出来。光就这一件事来说，今天哪怕写上十万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还嫌多么？
由于她是“犯了错误”，我在思想汇报里，不得不说了些她在世界观上消极面一类的混话。当时所谓思想汇报，大家明白，多半是满纸荒唐的违心之论，“造官家”也不会相信的，但我不想以此来获取逝者的谅解。她坚强，我怯弱。
这是活人对死人的糟蹋，父亲对女儿的践踏。今天我年过七十，此刻又夜深人静，星月在天，自念平生可悔恨之事很多，这也是一种最大的内疚，却是在红旗下产生的。
后来我们从矮平房迁回原处，她的二妹从北京探亲回家，邻居听到弟妹们叫着“二姐”，便问她祖母：“有二姐总有大姐，大姐在哪里？”祖母没防到会这样问，只得支吾说：“大姐在兰州”。其它较疏远的朋友问到时，我们总是把话岔开去，仿佛这里面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理亏可耻的地方。她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躺在地下。我们时而愿死者有灵，时而又愿无灵。她在遗书中说：“我要到很远很远地方去。”我把这话和她祖母的话联系起来，一刹那间，忽有此幻想：只要她真的在兰州，哪怕一辈子不回来也甘心。
她的那只手表，她妈妈托人带到北京给了她二妹，但却瞒着，她二妹就有些怀疑：为什么要将大姐手表给了她？当时她大姐的处境不可能添购新手表。她一个人远处北京，一直在耽心，做噩梦，但她害怕的只是抄家没想到人亡。由于一连串的刺激，使她在精神上也患了后遗症，因此，今天在我二老身前当作长女的却是我的第三个女儿。
现在，她的三妹和四妹都由江西插队回来，三妹顶替我，在出版社工作。
我们合家感激，全上海千千万万的青年和家长一齐感激。她的四妹呢，也因顶替而得到工作。顶替谁？大姐！根据是，因为她已经怀孕，胎儿却在母亲腹内时就给瘟神扼死了。
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我们已经和灾难告别，永远告别了，学校的党组织也以沉痛而严肃的态度，宣布她是“无产阶级队伍里的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我曾经写过悼念她的文章，先后被两个期刊退回，一是因为“情调低沉”，一是她并非知名人士，稿子就此搁在抽斗里，一搁便是十几年了。这次重加修改，姑且试试看，不管能不能刊出，笔端上也有更多的舂温，“人”，终于放在大写的位子上了。
犹忆傅东华先生逝世十年后，才开追悼会。人死了十年才开追悼会原是反常的现象，但对于浩劫中受灾受难的逝者来说，却又是很正常的现象。生活里总是有那么一些反常与正常难以分别的事例。
二十年来，要说的话原不止这些，纸墨有限，怎么说得完尽呢？而且夜更深了，她妈妈也频频催我睡觉，“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当我将要搁笔的时候，我想起了阮籍《咏怀》中这两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