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和上次一样，分会主席玛格丽特·威尔逊女士（迪格因为糖尿病和年事已高辞了职）也找了一间店面。我带去了出土文物的复制品：唐三彩和陶俑。当地的观众只在画报上看过，这一次能亲眼看看这些几乎可以乱真的“文物”感到十分高兴。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参观，只可惜场地只能借用3天。
新普利茅斯是塔那朗基省的中心。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的普利茅斯，所以他们把这个城市叫做“新普利茅斯”。这里最出名的风景要算是埃德蒙火山了。远远看去，形状很像日本的富士山。毛利人把她奉为“神山”。因为山很高，山顶终年积雪，白云缭绕，所以人们很少看到她的“庐山真面目”。由于山高林密，每年都有登山者失踪和冻死的报导。但是，那一天，老天爷似乎对我们特别恩宠，我们居然看到了埃德蒙山的山峰。它是那样秀丽，那样挺拔，难怪很多游客为了一睹“西施”的风采在新普利茅斯呆上10天半个月不愿离去。由于心情愉快，我随口吟出了一首七绝：
姑苏园林甲天下，“牛皮帽子”景更佳。
窈窕淑女4“-安在，终见西施撩面纱。
“牛皮帽子”是我们的会计给新普利茅斯取的外号。我很佩服他的“翻译”水平。
新普利茅斯的自然保护搞得很出色，埃德蒙山的生态破坏也很少。这里到处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这一地区的天然公园不下十几个。我们只游览了其中的一个。公园里有一个宁静的湖，水鸟、野鸭，还有几对黑天鹅悠闲地在湖面上嬉戏。在小桥旁，在喷泉边，我们的相机频频闪光。
因为我的任期只剩下七八个月，所以我在出发前向大使请示，利用这次机会让小倪为那里的分会会员做一顿中餐，算作是我的辞行。大使欣然同意。
我们租了一个套间，才100新元／天（合500元人民币）
里面除了两间卧室、一个厨房，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会客室。
由于西方人的厨房设备有限，厨师不可能搞什么“煎、炒、烹、炸”。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以饺子为主，再弄些鸡翅酱牛肉之类的冷盘。
会员们听说要吃饺子，高兴得不得了。展览闭幕后，他们立即回家，换上了最好的衣服，来到我的“临时官邸”。一下子来了20多人，会客室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气氛是那样亲切和融洽。
我首先对会员们为这次展览的成功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我说：“在离任前，我可能没有机会再来你们这个美丽的城市，所以我今天请大家来尝尝中国的饺子。”说到这里，朋友们的脸上都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在包饺子前，迪格给大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法国人以烹调闻名于世，但是法国人第一次吃到中国的饺子时琢磨开了，这肉馅是怎么放进去的，是不是用针管注射进去的。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厨师倪先生和邱先生就要给你们揭开这个秘密。这个故事并不陌生，它出自迪格之口，未免含有英国人嘲弄法国人的意味。我接着迪格的话茬，给会员们讲解了饺子的原料和制作方法。小倪和两位夫人做了现场表演。我请他们自己动手包一下，但他们大多数都认为太难了，不敢一试身手。
由于我们4人都是“老手”，几百只饺子不一会就包完了。吃的时候，会员们的高兴劲甭提了。花了100多新元，居然办了这么一次“宴会”，真是合算到家了。不少人还要求带一些回去给孙儿们尝尝。那天还剩了好多菜和饺子，它们都成了“美食家”冰箱里的“绿卡居民”。
迪格的一个儿子在惠灵顿住。迪格有时自己开车来看望他们，每次他总要来使馆看我。西方人父子之间在经济上算得很清。老子到儿子家不管饭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我每次请他到广东餐馆去吃午茶。两人边吃边聊。吃完后如果有剩的，跟跑堂的要个“DOGGY BAG”（狗袋，西方人把剩菜带回家，说是给狗吃，实际上是人吃），迪格的晚餐也就解决了。
转眼1997年春节到来了，使馆照例要开一个春节联欢会。由于使馆的大厅要装修，全馆都在为场地的事着急。我在馆务会上提出，是否可以在植物园的露天音乐堂举行。经办公室联系，植物园一口答应，而且不要一分钱。当然布置会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1997年是牛年，我用大红纸剪出两个牛头贴在舞台后面的墙上，舞台两边的柱子上贴了对联。使馆的夫人们在草坪四周的树上和长凳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好一派节日的气氛！
我打电话给迪格，他在床上接的电话。他说他得了感冒，但一听说我将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二胡，他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劝他身体不好不要来了，他却表示一定要来。
大年初一，艳阳高照。经过几个小时的布置，一切就绪。这时，迪格也到了植物园。我陪着他在山顶上的餐馆吃了午餐。迪格显得很高兴。他穿了一身新衣服，真像过年一样。联欢会开始了，大使和惠灵顿副市长被邀请上了主席台。当大使看见迪格也来了，马上要我把他请上了主席台，老人家那个高兴劲我无法形容。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高荣誉。
这就是我和迪格在新西兰的最后一次见面，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面？
艾黎第二故居纪行
一般的新西兰人都知道，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路易·艾黎出生在南岛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但他在北岛生活了7年的故居却鲜为人知。
1918年底，艾黎从欧洲战场回到新西兰。在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鼓动下，他们买下了北岛塔那朗基省深山老林中一片名叫MOEAWATEA的土地（毛利语就是“魔鬼不能找到的地方”。据说，当年，英国人来到新西兰时把毛利人打败了，酋长带领他的部下就躲避在这里，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千百年来，花草树木在那里生生死死，地上覆盖着厚厚的腐殖质。土地虽然肥沃，但是自然条件极差：冬天是一片冰天雪地，路面像玻璃一样光滑；夏天水流遍地，一片泥泞。他们要在这里开发出一个农场来，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一天，艾黎骑着一匹未经驯服的马行走在山路上，由于土石滑坡，马受惊了，艾黎从马背上颠了下来。他的脚夹在马镫子里，被头朝地拖出了几英里地，鲜血流了一路。最后他的同伴发现了他，把他弄回去养伤。
尽管艾黎和朋友一天工作16个小时，但要在这样的地方开辟出一个农场来希望十分渺茫。1926年底，艾黎把自己的一半地产赠送给了朋友就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因此，这个农场可以看作是艾黎在新西兰的第二故居，他在坚持“工合”和培黎学校的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就发源于此。1997年是路易·艾黎百年诞辰纪念，艾黎的堂弟——迪格·艾黎，原新中友好协会塔那朗基分会主席，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和联络，决定于4月2日进行一次“重访故居”活动。大使派我带领一个小组前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我们的车子一早从惠灵顿出发，向西北方向走了3个小时，到达了一个名叫韦佛雷的小镇上。半个小时后，一个四五十人的队伍终于形成。他们中间有艾黎的侄子、外甥，新中友协的成员，还有一些为艾黎故居做出过贡献的人。
十来辆车子鱼贯而行，走了50公里后到达了公路的终端。从这里开始就是一段9公里的崎岖山路。由于道路泥泞，我们不得不换坐敞蓬的卡车。我在车上和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士攀谈起来。她告诉我说，1988年，新中友协发起了一次修复“艾黎故居”的活动。一群志愿者在小屋顶上挂起了“工合”的三角形旗帜。修复工作困难重重，交通很不方便，志愿者从来没有干过泥瓦匠和木匠活，但是他们不但把故居修复了，还盖起了一间厨房，招待去那里的客人。最后她说，她就是志愿者中的一员，这次带着孩子来是让他了解他们当年的艰辛。这种“忆苦思甜”精神着实使我感动。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车子停在了一个山谷的土路上。我放眼望去，只见在一面平坦的山坡上有两座小房子——这就是艾黎的故居吧。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故居。前面一座房子共有3间：起居室占了一半的面积，取暖的壁炉还是当年的样子；另一半是两个小房间，每间大约七八平方米。艾黎住的那一间里只是一张单人床。墙上贴的是现在的房主人（农场雇212）喜欢的已经发黄褪色的电影明星照片。后面的房子主要用作厨房和放置工具。在90年代的今天，这里的条件仍十分艰苦。没有自来水，他们饮用的是山泉；没有电，一些太阳能电池为电话供电。当年的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参观过后，迪格宣布仪式开始。他简要地介绍了故居的修复过程后，邀请新中友协主席玛丽·格雷夫人讲话。她高度评价了迪格为这次重访活动所作出的努力，她希望以路易·艾黎为代表的先辈们开创的新中友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我代表使馆向故居赠送一个带有艾黎头像的大瓷盘。仪式虽然简单，但气氛很热烈，阵阵掌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中。
最后，玛丽·格雷夫人、迪格和我一起挥锹种植了两棵小树：一棵是被称做“活化石”的银杏，另一棵是叫做“和平”的中国树。当人们问及为什么要种这两棵树时，迪格说：“有友谊才有和平，愿世界和平像银杏树一样万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