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坚持人性只能是善的一元论，而不可能是善恶的多元论。在他看来，善是活，是自由；恶是死，不是自由。他说：“可欲之谓善，可鄙之谓恶。所有的善——可爱的活动是从何而来？……但说性善，并不妨碍人之有恶事。即使一个好人都没有，性还是善。因本来是倾向，故不妨碍后来的事实。以前的人，不知道他是一个倾向，总喜欢作一个呆定的东西看，故总说不通。说孟子讲性善，是善的～元论。但恶从何来，则又将主张善恶二元论矣。根本不知道宇宙人生本来只是倾向与变化。”梁漱溟从生命本性看待人性善恶问题，指出了人性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向善的可能性，并依据生命哲学对儒学追求人性向善的理想进行全新层面上的诠释，为他探索人生向善和社会至善的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梁漱溟看来，作为高级智慧生命的人，区别于一般动物之处，不仅在于具有人性，更是因为具有人心。他说：“人之所以为人在其心”，“何为心？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
主谓主动，宰谓宰制。对物而言，则日宰制；从自体言之，则日主动。其实一义也”。因此，人之人心，不仅能够认识客观外部世界，而且能够体认自身的内在本性，形成思想智慧和精神意识，从而支配人自身的心理活动和外部行为。而人心的这种特性源于人的生命本性。梁漱溟说：“盖从广义以言心，心与生命同义，有身即有心。”而从狭义言心，则为人所特有的智慧精神。梁漱溟认为，人心是人所特有的心理精神活动，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人类心理的发展也具有本能、理智和理性三个层次。我们不难看出，在梁漱溟那里，本能、理智和理性分别代表着人心的不同内涵和意境。他认为，本能使人保持生命的冲动，理智使人能够认识物理，理性使人能够认识情理。其中，虽然理智和理性都是人类超越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但是，“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如果本能和理智突出而理性泯灭，人与禽兽便无两样；只有当本能和理智服从于理性，融合于理性之中，人才能真正体现出奋发向上的面貌。
梁漱溟强调认识人心问题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他将自己的心性理论落实到人的生活实践，解决人生路向问题，这也是其心性论的最终旨归。梁漱溟认为，人生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人对物的问题；二、人对人的问题；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解决人生问题，必须发挥人的理性，他说：“今日科学发达，智虑日周，而人类顾有自己毁灭之虞，是行为问题，不是知识问题，是理陛问题，不是理智问题。”这是梁漱溟针对个体的人，如何以身从心、自觉向上，达到道德之真，保持人性本善与人生向善的思考。但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如何使社会至善从而使整个人类向善的方向发展，他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梁漱溟明确反对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依靠刑罚的方法，而主张用礼乐来陶养人的性情，靠伦理来维系人际间的情感，对传统儒家的主张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对大家所用统驭式的办法，又似统驭动物一般。……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账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他断言这种“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他将人们的偷懒、好逸恶劳等反映人性恶的现象归于心理原因，指出要从怎样泯化改变这种心理处下手，不能走刑赏统驭的旧路。梁漱溟认为社会的稳定安宁，要“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尚情无我”心理的培育关键是要在陶养人的性情上下工夫。陶养人性情只有依靠礼乐，传统儒家的礼乐可以起到西方宗教才能起到的对人的抑恶扬善的作用。
梁漱溟认为孔子对人的复杂心理有深刻认识，制作了礼乐，所以他极力主张复兴孔子的礼乐。他特别指出把礼说成是对人的一种强迫，不符合礼的原始含义。礼是“人情的自然要求，并不是人情外面假的形式。凡是寻常的礼都是如此。这种动作都是我们情的表示，如分宾主、分长幼，都是情的自然要求”。梁漱溟认为人的耳目之欲、好利之心是人的正当的生活需求，能看成性恶说的根据，不能看成礼实行的根据。礼的根本在于表达人的情感，对人向善的作用不是由外向内的强迫过程，是由内向外的自觉过程、人们生命流动的自然结果：“礼便是指生命之恰到好处”，“礼者不是指仪节之礼，而为生命之理”，即礼是在情感调和、心情柔和时候的自然行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能自然自觉地用礼来节制、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会做出种种善行。
梁漱溟所说的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充满音乐的生活，所以他不只一次赞扬孔子是一个音乐家，说这是孔子能体会生活之乐的重要原因；二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心态，就是不为一时的生活困境所困，不为物役保持心地坦荡，乐观豁达的心态。通过礼乐的陶冶，使人像“孔颜乐处”那样有一个乐观的心情，就能使人自然向善。
梁漱溟认为，假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种乐观的心理和生活态度，为人处事发自内心情感自然而然依礼而行，就能做到互以对方为重，形成人际之间尚情感、不计较算计、不分人我的伦理氛围；就能培养人生的活气和向上的气氛，使人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自然抑恶扬善，使整个社会向着和谐至善的方向发展。
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论述，还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不可一息或离，人涵育在自然中，浑一不分。”生物必须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同化异化作用，才能生存下去。因此，“说生物是不可能以其机体为限的。把生物有限的机体指目为生物之存在，是庸俗观点，不科学的，不合实际的，至多算一种方便说法。此即是：实在应该把这陈旧观念扩大，联系着机体和其环境当成一个总体来看，而不应该脱离那关系着生物机体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切条件而孤立地看它”。人的个体生命寄予此身，但不应以此身为限。梁漱溟认为，生命本性要通不要隔，事实上世界原本一切浑然为一体，生物进化总是从局向通而发展前进的，所以一切生物说通都是通的，但其通的灵敏度却大为不等。
梁漱溟指出，正是由于生产劳动，才使人类从类人猿中分化出来，生物的机体决定生物的性能，人类心智特别发达，正是其机体逐渐进化的结果。“人之生也时时劳动而改造着自然，同时恰亦就发展了人类自己。”人在与环境的作用中不断地发展着自己，人接受周围的影响，感受着周围的存在，但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不止于感觉接触，还要通过生活实践去改造自然，从而促进了大脑心思作用的发展，而这个反过来又使得人们能更好地控制自然，主宰自然。梁漱溟认为，在人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孤单的个人是不可想象的，人只有在社会中生活才有可能，社会是人作为人的存在所必须的形式。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性是远从生物进化出脊椎动物一脉，向着反本能的理智一路前进，动物幼体的成熟期随以不断延长，到了人类非有十几年近20年不算成熟之所决定的”。由此可见，梁漱溟最终还是抱定了儒家思想，给予了人生问题乃至宇宙大生命以普遍关怀，信奉人类是在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关系中得到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