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心与生命同义：心理实质观
关于心理的实质问题，梁漱溟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由体认和思辨的方式，得出了心理的生命学说。他视人心为生命，认为人心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人心的实质是争取主动。“心非一物也，其义则主宰之义也。”“主动性非他，即生命所本有的生动活泼有力耳。”梁漱溟认为，个体的生命同源于宇宙大生命，人心正是宇宙生命本源的最大透露，生命现象就是宇宙之内各种矛盾相互争执而形成的。个体心理本源于宇宙生命，宇宙生命自然地存在着，心理的实质是争取主动。梁漱溟的结论来自于体认和思辨的心理研究方式，他对宇宙生命的认识，已经超出了科学的、实质的或经验的范围。对生命主动性的解释，类似于《周易·大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老子》中的“道”，是宋明理学中的“理”。梁漱溟的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产物。梁漱溟非常肯定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对“内”“外”两面世界的反映。他说“人身——人脑只是给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容得它更方便地发挥透露其生命本性耳。论其措置是消极的，而所收效果则将是积极的，伟大无比的”。梁漱溟认为，人类较一般动物的本性显得更加智慧，更有灵活性，他代表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任何低级高级生物一一早个止于其所进之度，不复前进了；代表宇宙生命本性奋进未已者，今唯人类耳。”梁漱溟甚至写道，大脑皮层越来越发达，其高级神经活动的抑制过程也就越来越增加，同时本能的作用就越来越削弱。他在《人心与人生》中提出，人心是个无形的东西，心与生命同义，“人心之不同乎其脑，心之不同乎身”，而脑是身的一部分，为心或生命资借而发挥其效用。高等动物的脑和人脑差别迥异，“前者封固于其身，后者却大敞大开超越乎身矣”。
粱漱溟认为，“讲到人心必与人生求之”，它不像具体事物那样可以被直接感知，可以加以测量、比较，而是内隐于人体内，只能为我们所间接推论。“说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然一般说到人心却多着眼在人之对外活动的一面。实则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是从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一）所谓对外一面，即：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主要依靠大脑皮质高级神经活动通过感官器官来完成……（二）还有其另一方面，即：个体生命所赖以维持其机体内部日夜不停的活动能力。”研究心理离开人们日常的言谈举止是无从下手的。心理学的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就是因为人们在类似的生活环境中经验大体相同，从而能彼此理解的、验证彼此的行为，并进而达到对人类心理的认识。梁漱溟批评了行为主义偏激立场，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局限于行为，而且研究时还应从意识人手。梁漱溟对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包括中国现代心理学开山人物之一的郭任远）只承认客观的一面，拒绝任何主观的一面，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何以专批评行为派，而不批评构造、机能派等？因构造机能等派虽与我意不大一样，然未有如行为派之显然与我二样恰相反对之故。所以必先驳行为派所排斥的对象范围及方法，然后可述我意。”行为主义无形中扭曲了我们对心理学的正确理解，我们日常所观察到的一般只是人的行为，而人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说不等于割裂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必然关系，而只是让人们分清心理与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必然差异，既肯定其中的内在联系，又要看到心理是行为的实质性依托。梁漱溟说：“心不可见，可见非心。见闻感觉皆从有对中发展而来，原是察物之具，有所察皆物而非心。察物是身之属性（脑之属性），心藉身而表见其用，心自有体。”“心理学应当是一种去明白自己的一种学问……此种学问实在是体会人情的学问，是找着自己生命的学问。”也就是说了解别人首先要了解自己，通过明了自己的意识去推及他人的内心。
五、梁漱溟的心理学方法论
一门学科的发达水平，首先取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进展，而研究进展所表现的状况是由该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决定的。关于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梁漱溟直接提到过三种，分别为发生的研究法、“独知法”和物观法。最近的研究者又从梁漱溟的著述习惯和行为方式中觅见他的另外三种心理学研究方法，即返求事实法、东西比较法、注重考据法。
在梁漱溟自己提到的三种方法中，发生的研究法和物观法是其他心理派别已经采用的，唯有“独知法”是梁漱溟首先提出的。
第一种方法是发生的研究法，也就是历史的研究法，是从生物学角度看“心”的发展。梁漱溟说：“用此方法研究心之如何由微之著逐渐开展进化，则可知心是何物，可以见出心是一种趋向。趋向即是心之意义，即是心之条件。”要想明确心理的各种机能，以及进化发展的过程，就应该从生物的心理感应开始，逐步把握在本能和高级智慧之间游离的所有动物的心理发生发展的过程与水平。所以，梁漱溟进一步指出：“故心理学之头一步应当用发生的方法。此法比较近于科学，然亦必有内省法加入其中乃可。”
第二种方法是心理学之中心及重要部分，就是独知。它彻底遁去了科学的机械观，在梁漱溟那里，多少有些“玄学”的味道。这里的独知类似于其他心理学家所讲的内省，但又不尽相同。梁漱溟认为：“内省法是易误会为自己往里找或返回头追找，好像刚才过去了要快快追寻。而我之所谓从独知处下工夫则不如此，不是追寻及回头找。寻求事实是客观观察法的变相，其实仍是用眼去看他，完全与客观外边是同一之态度。”他们所说的只不过是客观观察法的变型，也就是简单的“往回找”；而他所讲的内省，则是道德意义上的，源自中国古代的“慎独”。
针对华生、郭任远否认内省的说法，梁漱溟一方面接受郭任远的看法，认为“意识有两种不同之事实，第一种为‘亚蜗尔纳司’（awareness），第二种为意识之对象”，另一方面又强调“宇宙只有两面——此面和彼面，此面就是独知的一面。故研究其他的彼面的事实即为其他的学问，研究此一面的——独知的一面——的事实是真正的心理学”。内省法并非神秘而不可靠，心理学想完全抛开它是不可能的。
第三种方法是物观法。物观法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极力主张的，物观法所研究的对象是机械的人。尽管如此，物观法作为认识人类行为的一种方法，也是可以增加我们对人类心理学的了解的。但是，梁漱溟也说明了应用物观法的弊端，“因为物观的方法，他所研究的对象是机械的人，也有此种比较近于机械化的机能……不过他完全忽略了一面，即是只想管旁人，不想明白自己来管理自己……他们只知道彼面，而不知道此面，即旁人进不来的独知的亲验一面、自己作主的一面。故我们的心理学是与人生打成一片的”。
由此可见，梁漱溟在论证自己认定的三种方法的时候，并不是彼此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注意在运用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时，因地制宜、因事各异，灵活有效地综合使用不同的方法。他强调只有方法上互补，相互渗透，并与“人生”进行有机地结合，才能进入“打成一片”的状态。梁漱溟同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心理学与生理学的不同，与其说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如说是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就是说，因为各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就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梁漱溟有关心理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论述不及当今心理学，而就其所提出的观点的先进性而言，并不逊于当代心理学。他提出的从意识人手、兼顾行为，个人与社会的两面兼顾反省与现实的结合，照顾全面、抓住重点等思想，都与我们今天的认识相符。梁漱溟对理性的心理的研究中重要性的强调，实际上是试图将对精神的研究纳入到心理学中来，这与超个人的心理学又是相近的，尤其是他具有道德意义的反省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引入现代心理学体系中，更值得我们深思。
梁漱溟关于心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既有与时代同步的，又有独立于当时社会的个人创见。可贵的是他在几十年前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论述，现在看来是极富有前瞻性的。
而透视梁漱溟先生著述习惯和行为方式，研究者还惊喜地发现，先生常用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尚有这样返求事实法、东西比较法和注重考据法等三种。
所谓返求事实法，就是要把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文字符号，用事实验证出来。换句话说，返求事实即是返求古人之心理和古人之生活，以己之心去契合古圣贤之心，以己之心去体验古圣贤之生活。如何从这些僵死的文字符号中寻出孔学之真义？梁漱溟认为必须运用返求事实法，“我们说凡是符号，都要返回到事实去，才能研究这个东西”。然而，梁氏所主张的返求事实法中的“事实”究竟指什么？他的回答是：“我所谓事实者，即是生活”，“就是心理”。可以看出，该方法有明显的心理解释倾向，又与历史主义的方法有颇多相似之处。
所谓东西比较法，就是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习俗背景下的各种文化特征和行为习惯加以分析比较，借以发现文化特质的差异。东西比较的方法可以说是梁漱溟探究学问、著书立说的基本方法。梁漱溟认为，从文化发展看，西洋文化是以基督教的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则是以孔儒教化为中心的；从社会构造上说，“西洋人集团生活偏盛，中国人家族生活偏盛”。从社会规范上说，西洋人多靠法律，而中国人多靠礼俗。从心思作用来看，西洋人心思偏于理智，而中国人心思偏于理性。
所谓注重考据法，就是对历史文本的校勘、考证和训诂等方法。梁漱溟一生治学重在阐明义理而疏于考证，为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他在论证自己观点时，总是自觉运用权威考据家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他对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哲学的视野，还非常看中“实证”研究的。其实，这种“实证”研究准确地说只能是“注重考据”。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散见其著作中处处是古人的智慧、今人的成果、生活的事实，等等。从世界心理学研究史上看，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是对心理研究方法的复归。梁漱溟扬弃了哲学的心理研究，重新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类心理问题。这对于解决心理研究中的种种困惑，对于重新界定心理研究价值、范围及方法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