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类所代表的宇宙生命本性是一直在“创进不已”，梁漱溟还从善恶的起源进一步论述了人的本性之向善的问题。他说：“可欲之谓善，可鄙之谓恶。所有的善——可爱的活动是从何而来……当生命强奋的时候所发的活动就可爱，当生命偷懒时所发的活动就可鄙。我们说恶是倾向而非本性，因生命以强奋为本性，而非以偷懒为本性故也。生命偷懒即是生命缺乏的时候。偷懒缺乏都是后来有的而非本性。”梁漱溟据此得出“人性善”的结论。
人性是人类的特征，既包括形体与生理机能方面的特征，也包括心理倾向方面的，且主要是心理方面，而人性的显著特征则在于其最富有活变性和极大的可塑性。梁漱溟指出，动物之间虽然种类各异，但是其间的差异是不大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却大相径庭，这就是其“活变性”和“可塑性”所形成的结果。也正是因为人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且具有思想、灵性和高级智慧，因此，较之动物而言，人性显然是善的，而不是恶的。
而所谓人性清明，是说人超越动物式本能，其性向不再像动物那样偏失。人性的清明有如素丝白纸一样容易染色，但又不是那样消极、被动，而是体现出一定的自觉性。人类出现恶行，并不是本性如此，而是因为主从关系的颠倒，即心由于“自觉##的松懈而暂时失去了主导地位。所以梁漱溟一再强调：“必有自觉乃可言心。”
三、自觉：人类心理的基本特征
梁漱溟深厚的哲学功底为其后来着力的心理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他在严密地阐述了“人之为人在其心”后，紧接着就提出了“心之为心在其自觉”的推论。前者说的是人类的本质问题，后者说的是人心的特征问题。他的思想体系中的“自觉”一词源自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人的意识特征的阐述。毛泽东认为，人的意识特征可以概括为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三性合一名之“自觉能动性”。但是，梁漱溟又认为，毛泽东描述人心特征的“自觉”还只相当于他本人所言“自觉”概念的一部分，即所谓“理智自觉”。
梁漱溟将自觉概括为“理智自觉”和“理性自觉”，并指出：“我这里所说人心内蕴之自觉，其在中国古人即所谓‘良知’，又或云‘独知’者是已。”在梁漱溟的心理学体系中，“自觉”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贯穿其理论的始末。其所谓自觉，就是中国古人的“良知”、“独知”。良知来源于孟子的“不学而能，不学而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独知则来源于《大学》与《中庸》里的“慎独”说。于是其“自觉”也就带有一定的道德意义。
梁漱溟概括出的“理性自觉”，以区别于毛泽东的“理智自觉”。他进一步解释：“自觉（独知或理性自觉）与意识（理智自觉）即为一心之两面。”它们分别相当于英文的awareness和consciousness。梁漱溟认为，理性自觉是根本的、内在的，因而是最重要的。他对两者的关系解释为“自觉为意识之本，然自觉蕴于内，非为外，意识则是对外的”。梁漱溟认为，谈到心理离不开人的心理。他承认动物也存在心理现象，不过只有人类才能使心理“创进不已”。离开人类心理，心理之说将无从谈起，即“说人，必于心见之；说心，必于人见之”。由此可见，梁漱溟基于对人类心理独特性的体认，即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来源于人类的心理，来源于人类心理的自觉性。换一句话说，人类心理区别于一般动物心理的本质特征在于他的“自觉”。
在心理实质问题上，梁漱溟依据中国传统哲学，在广泛汲取包括现代心理学等学科在内的科学理念，建立了独特的“宇宙大生命”学说。他通过体认思辨的方式，提出了对心理实质的看法，视人心（心理）为生命，认为人心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人心的实质是争取主动，或日自觉能动性。作为人类生命全部活动能力的总括，梁漱溟将人心以机体为界分为内外两方面。所谓“对外的一面”是指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所作为、有所感受的那部分活动能力，这方面的心理活动主要是依靠大脑皮质高级神经活动，通过人的感觉及其他器官来完成的；而“对内的一面”则是指个体生命所赖以维持其机体内部日夜不停的运动的能力。梁漱溟承认心理学与生理学之问的联系与学科渊源，强调并非一切对外应付的事情，都毫不例外地用通过大脑以高级神经活动的形式进行，也有不少是直接出自机体的生理反射或者本能，所以只能是对外应付“主要”在大脑。
同时大脑活动也有对内的一面，即有时机体内部感受到的刺激正是通过大脑对内脏功能加以调整来适应的。
个体心理本源于宇宙生命，宇宙生命自然地存在着，心理的实质是争取主动。梁漱溟认为，人心正是在不断地争取主动中，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的。梁漱溟将人心的自觉能动性从内涵上分为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三个方面，并认为主动性一词可以用来涵盖灵活性和计划性，并作为自觉能动性的简称。从这个角度出发，梁漱溟又进一步论述了人类心理的特性。
梁漱溟强调，主动性是人类生命的特性，“主动性非他，即生命所本有的生动活泼有力耳”。人类的心理活动，如同其他生物有生命表现一样，虽优劣不一，但形式趋同。真正的主动是对有生命而且富有生命力者而言的，无生命则无所谓主动、被动。主动性就表现在争取主动的过程之中，人类生命正是由于具有了这种主动性，才能“后力加于前力，新新不已”。因此，要认识人心的主动性，必须先认识生物的生命现象。一切生物的生命现象就如同新陈代谢一样，生生不息，新新不已。但是，一般生物的生命虽然也具有永不停息的创新过程，却多在相似相续中，很难有创新的真正内涵，只有人类生命现象最为旺盛，其生命力也最能表现。所以，他直言不讳地说：“认识人心的主动性，宜先从其生命自发地（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来体认；然后再就人们自觉的主动精神——人们的意志来认取。”
梁漱溟认为人心的主动性，从本源上看，体现为人类生命自发地、而非有意地有所创新，有意求新是生命主动性不足的表现。主动性是生命原本具有的生动活泼有力。生命是自动的、能动的、主动的，由此，梁漱溟断言，“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地向上奋进，不断翻新”。如果说，创新是生命主动性的自然流露，那么自觉则是人生的一大特点。所谓自觉的主动性不是别的，就是人们意识清明中的刚强志气。生命本源发展而来的人类自觉主动精神，涵盖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人心的灵活性就是生命表现为不受制于事物，反而能控制事物，制约事物。虽然灵活性不可能提前设定，但我们却可以有意避免前定的不灵活而为灵活准备好条件。“何谓灵活性？不循守常规而巧妙地解决了当前问题，是谓灵活性；在一时一时形势变幻中而能随时予以适当应付，总不落后于被动，是谓灵活性；出奇制胜是灵活性；闲避开突如其来的袭击，亦是灵活性。
总之，灵活性就是生命不受制于物而恒制胜于物的表现。”梁漱溟的这一结论来自于对生物进化过程中形体构造和机能之间的考察。原始的单细胞动物，感受刺激和作出反应是同一器官，感受和反应之间既没有回旋的余地，又没有延迟的时间，从而不得不表现为一种机械性的直接反应，这就是所谓“前定的不灵活”；从多细胞动物开始出现了分工，在分工不同的细胞间执行传导整合功能的神经细胞诞生了。这就是动物避免不灵活而趋向灵活的第一步；动物机体构造不断分工的同时，神经系统日益发达。此过程中，神经细胞的出现，中枢神经的发达以及人脑皮质的发展，奠定了人类心理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为灵活准备好条件”。梁漱溟指出，生物进化的第一重要的方针或步骤就是分工，有分工才有整合，分工和整合不断地繁复发展即是进化。灵活性则与生命机体的这种分工和整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其一，灵活性寓于随处可见的活动力，活动力越强大，就越趋于灵活机动；
其二，整体的灵活性来源于部分分工的精细和机能的固定，因为分工越细，活动效率越高；
其三，人心的灵活性是以所谓主动性的内抑制力为前提的，不“动”则已，“动”就必须达到预期效果。
灵活性寓于活动性之中而随之显现。活动的力量越强大，就越能够超越不灵活而趋于灵活。“灵”是“活”的前提，知觉不够灵敏，行动不会灵活。整体的灵活性得以提高的同时，是其各组成部分日趋机械化。人心的灵活性是以巴甫洛夫学派提出的“主动性内抑制”作为前提。大脑与全身其他组织，器官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大脑越发达，其抑制的作用就越强。不动则已，动就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灵活性的表现。
正因为灵活性与生命机体的分工和整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人身只是给人心开出机会，有灵活的可能而已，不具有必然性和预设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必须努力争取。灵活又是有待争取的，不是直接去求之即可。灵活是生命的一种外在表现，欲求灵活，还须从生命的本源出发。当然，生命的本性是主动，灵活性也是建立在主动性之上的。“灵活性复有赖于主动性，饱满的主动精神恰为手脚灵活之所自出也”。
除主动性和灵活性之外，计划性是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梁漱溟认为，所谓计划性，“人们在其行事之前，却不立即行动，而就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中那些对象事物，先从观念上设为运用措置一番或多番，以较量其宜如何行动，假定出一方案或蓝图之谓也”。任何改变客观局势而达到主观期望的事情，都离不开人的计划性，而一切计划的产生又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不同于主动性和灵活性是生命本性的自然流露，计划性则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计划性表现为能静，静来自于行动之前的思维，是问题解决前的“内部模拟”过程。计划性是理智发展的结果，在本能的活动中由于情绪的激烈，感知与动作不分不隔。理智活动中的知与行是分离的，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有一个动作上静而心理上动的内在过程，这个内部的过程便是计划性。
虽然计划性是人心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特征，但是，作为人心的基本特征，梁漱溟明确表示“非我之所取”，正如他本人在《人心与人生》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人心基本特征即在其具有自觉，而不是其他”。梁漱溟把自觉的产生与活动作为人类心理开始成熟的一种标志，认为人类的一切长处都来自人心内蕴的自觉。遵循自觉就有一切，没有自觉（自觉消极无力）就没有一切（创造）。梁漱溟还就自觉与意识之间的差异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比较，他说虽然在很多时候，意识和自觉是同义词。但是，二者并非等同，它们的区别常常表现在：自觉蕴藏于主体的内心世界，不表现于外，而意识却是明显向外的。梁漱溟进一步指出，人类的所有成就，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意识之功”，但实质上是人心的“自觉之力”的结果。虽然，这一思想或多或少流落着“形而上”的痕迹，但是作为“人类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梁漱溟予以澄清，也是构建他的“宇宙大生命”学说的基本理念和逻辑需要。
四、身先而心后：身心关系论
从“宇宙大生命”学说出发，梁漱溟借阐述一般动物与人的差异，论述了身心关系。在“宇宙大生命”学说的视野里，心与生命同义，有身即有心，身心不可简单分割。但是，梁漱溟从生物不断进化的历史出发，阐明了人心与人身的差别及其辩证关系。他指出：“高等动物仍囿于种族遗传的本能生活，其知情意一贯而下，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不分不割，颇似一通电流，机械即行旋转者然；但在人类却大不相同。人类生活既进入理智一境，知行之间往往很有间隔；间隔渺远者，离知于行，为知而知。
其在感情方面既可以大哭大笑，亦复可以喜怒不形于外；起步行事即可持之以恒，一贯不移其志，抑或动念隐微，终于嘿尔而息。
身心之间非定一致。”梁漱溟依据生物身心的不断发展，揭示了身与脑、脑与心之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