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祖。对中西文化理论的比较与研究，和中国文化的比较与重建，是其一生的事业。梁漱溟先生在哲学和教育学上的昭然成就，已为人们所共识。但是，先生抱定“为生活而学问”、“不欲为学问而学问”的志向，“力图从人类的心理来讲明人类社会”这一思想脉络却少有人问津，其富庶的心理学思想自然也就深藏不露。发掘这一思想宝藏，就必须追根溯源，在梁漱溟先生丰富的心理生活中寻找其心理学思想的深刻底蕴。
关于梁漱溟其人其学，世人的评说纷纭，见仁见智。一般研究人物的思想，评价其行为，总是习惯于对人物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都是轻描淡写，几笔掠过。这大概是觉得这一时期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能称得上所谓“思想”的东西实在是少而又少，至少要到青年时代才会初见端倪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这样的逻辑来研究梁漱溟必然会只见树木，失之大意。对于梁漱溟思想的归宿，研究者或定论“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或称谓“佛学中的儒者”，更有“最后的儒家”之说；既有人以“性情之人”、“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来赞誉梁漱溟先生，也有人以“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过时的道德英雄”来贬斥奚落。如此多维的人生，如此迥异的评说，不能不叫后来者把研究视野拓宽到对梁漱溟一生的思想形成与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童少年时期。他在回忆自己早期和一生的思想时，无数次提及儿时所接受的启蒙教育，“由于先父对子女采用信任和放宽的态度，只以表明自己的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是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由此可见，在梁漱溟的思想情愫中处处都显现着早期心理的痕迹。正因为如此，我们无论在研究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教育学思想，还是心理学思想，都没有理由回避对其一生影响深远的童年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思想渊源和深刻内涵。
一、梁漱溟其人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清朝光绪19年10月17日（农历1893年9月9日）出生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宦官家庭。辛亥革命后，他在天津的《民国报》做记者，当时的主编孙炳文为他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于是先生以此为字，沿用一生。他的祖先为元朝宗室后裔，梁氏家谱可以上溯至忽必烈的第五子之后也先帖木耳。元朝覆灭后，顺帝携皇室亲贵逃回漠北，其家族则定居河南汝阳，因汝阳地属大梁，故以梁为氏，改成汉姓。到清朝乾、嘉年间，梁家第19代传人梁厘由河南迁至广西桂林居住。1849年，梁厘的儿子梁宝书（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官封直隶、正定等县县令，从此，梁家在北京扎根。
梁宝书为官清廉，政绩上佳。史书称有清200余年，仅得循吏两人，梁宝书就是其中之一。梁宝书的嫡长子梁承光是梁氏星系中最明亮的一颗，18岁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个性“磊落豪放，交游甚广，喜说兵，好骑马”，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军事战略人才，先供职内阁中书，后补为山西永宁知州。当时捻军与太平军余部会合，又得到陕甘回民的起义支持，屡败清军。为此，梁承光昕夕筹防，殚精竭虑，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35岁。
梁承光突然病逝，令梁家家道中衰。依梁漱溟所言，“曾祖父作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为了逃避债务，梁承光的妻妾携着其独生子梁济（梁漱溟之父）潜回北京，借住在梁济的姑妈家。梁家破落的世族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这种家境下生活的梁济虽然没有了往日的财富和权力，但没有失去儒家“格物、致知、明礼、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济世救民的传统。在嫡母严厉的儒家目光下，梁济耳濡目染了儒家文化和传统道德。但梁济并没有一如其先辈那样金榜题名、光耀祖宗，27岁才考中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无缘进士，只能或为学堂之师，或任人慕僚。直至1898年才以四旬之龄正式步人仕途，任七品内阁中书。1906年，掌外城巡警总厅新建之外城教养局。
梁济厌恶虚文空谈，笃志务实，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时，主张靠传统经典救国救民是无能为力的，唯在西洋事功。他鄙视保守复古主义的愚蠢和轻狂，内心接纳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认为变法是“自强之本”。但是他认为有效的变法要以“正人心##为基础，没有道德复兴的政治改革，只会给执政的贪官污吏以更多的权力，借以张扬其恶劣的影响。换句话说，没有好的道德就不可能有好的法律。
然而，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梁济毕竟是读孔孟之书成长起来的道德贵族，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清王朝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笃志事功是哀国救民之需，不等于可以抛却传统道德、放弃精神慰藉。在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态势中，人性中许多方面可能不应该以是非、正误来简单论定。所以，当清王朝在政治上被彻底革命，累世仕清，“以正途出身在内阁十年”的梁济只能嗟叹“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带着浓重的怀旧情结，又亲眼目睹了张勋复辟的失败，更觉怅然。起初张勋复辟时，梁济曾密书竭力劝阻未果，时至如此颓势，他再一次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令梁济痛不欲生的是张勋苟且偷生，藏匿于荷兰使馆。感叹世事的苍凉，人心的微贱，梁济终于萌生了为“国性”殉身的念头。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梁济于1918年9月21日（农历10月初七）凌晨，从友人彭冀仲宅院平静地走进静业湖（今积水坛），自沉其中。
有这样一句话一直为世人传说着：一个父亲对子女说的话不会被时人听到，但是将必然地为后人所听闻。作为父亲的梁济对梁漱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的基本方向、他的人格以及个性的形成。
二、父亲人格的感召
一种传统的崇高和一种道德领导的意识——梁氏家族的这两种气质渗透在梁漱溟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整个成长环境中，形成了他青年时期的人生态度和个性特征。在回忆童年时，梁漱溟先生写道：“在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下，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动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梁济作为对梁漱溟的个性形成的一个引领的人物，本书自然不应回避。他自己也曾多次说过，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受父亲的影响最大”。
（一）可人的亲情
在19世纪末，作为士大夫的父辈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拘谨的，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不可抗拒的规则。但是，梁济在这一点上却背离了贵族习俗，有意识地与子女建立友好、自然的亲情关系；对儿女特别慈祥，教育上多用启发和暗示方法，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他们，更不用说打骂。先生曾回忆说：
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多处询问，且向人吵闹，终日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也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
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我看了，马上醒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正是由于梁济如此开明的教育方式，其人格和思想对梁漱溟一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梁济还非常重视言传身教，从身边小事人手，培养儿女们的独立意识和行事能力。梁漱溟自述幼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说：
10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时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和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料理自己身体。父亲梁济并没有让梁漱溟感受到多少中国传统大家族父子之间那种规整、严格的交往程式和戒律礼仪。梁漱溟在1925年编定《桂林梁先生遗书》后，在一篇题为《思亲记》的文章中写道儿时其父“周匝谨细”、“躬其琐屑”的养育亲情。称道父亲是“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充满慈爱的父亲，又是一位颇具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的师长。据梁漱溟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的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了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在梁漱溟渐渐长成时，父子间对时事的探讨也常常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在这样一个极富人性之弹性的家庭教养氛围里，梁漱溟养成了遇事沉着冷静、不趋炎附势的品质。直到晚年，先生还常常念叨儿时聆听父亲谆谆教诲的情形。
（二）道德的楷模
对于梁济的评价较多地趋于“一个道德保守主义者”，其西洋新知的追求和殉清溺水的行为构成了道德行为的背反，有人称之为“一个含混性的实例”，但他的道德人格却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有人认为，梁济对梁漱溟一生影响最大的当数作为道德榜样所产生的巨大的感召力。梁济一生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虽然历经飘摇风雨，还是痴迷追求个性的完美和道德行为的适宜。他以自律的五条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勤勉读书，力戒虚伪，疏于交游，慎从礼仪，检束身心。梁漱溟在描述自己眼里的父亲时写道：
平日起居饮食，摄卫周谨，庄敬日强，盛暑不袒褐，在私室无惰散欹斜之容。
不吸烟……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每食菜蔬列前，独取其恶者，日为大将者自己先吃苦，余其甘关与人享之。
每晨犹必先家人兴，有晏寝，无晏起。日夕为札记。
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或不知为之，或知之而不为也，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猬鄙杂沓，终不一履其地。
除此以外，梁济每遇圣庙神殿，总要屏息轻步而过，途经先贤祠宇，也要“肃颜静志，去眼镜，正衣襟，以昭敬礼。”父亲的楷模令梁漱溟终身效法，和父亲一样，先生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很少去游乐场所，早睡早起；衣着整齐而简朴，举止束敛，不苟言笑；即使一个人独处，也要正襟危坐，几乎没有人看见过先生跷过二郎腿。由于梁漱溟事事向先父学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17岁时，赞爱有加的梁济给梁漱溟取了个“肖吾”的爱称。
不仅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在为人处世上，梁济也以自己的清正自爱的情操影响着梁漱溟。梁济11岁时因家道中衰，无钱求学，就去了姑姑家的私塾读书。姑表姐刘祖庚于1903年因病去世，弥留之际将3个孤儿托付给梁济。自此之后，梁济将他们视为自己的亲生骨肉，精心抚育教导，并把表姐的财产存入银行，将孤儿的学习、居家的各项费用一笔不漏地记账在册，即使在其决定为保全人格、维护信念而自沉静业湖前，还不忘在遗书中转嘱友人代管，其认真践行、恪守诚信的精神令人感佩。
（三）新式教育的熏陶
1898年，梁漱溟入当时新派人物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小学校——中西小学堂就学。入学前他已经在家里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到该读“四书五经”的时候，在新式学堂里学的却是《地球韵言》一类的新知识。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应该是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在新式学堂里，教学形式是男女同班，既读中文，也学英文。在这里，梁漱溟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感受了异质文化的风采。而与此同时，和先生同年的毛泽东和长先生两岁的胡适，还在接受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育。
梁漱溟之所以受到新式的启蒙教育，完全是由于父亲的缘故。梁漱溟一直认为父亲给他在童年时期开明、信任的教育方式，与他后来能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关系极大。他在《自述》中写道：“我之所以从小时候即入学堂读教科书，实因先父之思想趋向‘维新’，不欲我讽诵古籍也。”在梁漱溟的学习生涯里，除了在家里接受了蒙学教育外，其余都是在新式学堂度过的。
“我之所以能如此，先父之成就我极大。因先父从来不干涉我、勉强我；从未要我准备功课督促我升学，此实常人所难及也。先父甚不喜欢佛学，但他不禁止我看佛经。”
在梁济民主的教育方式和对西学宽容接纳的态度影响下，梁漱溟有了先于一般人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在梁漱溟思想深处是包容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质的，这为他后来在研究东西方文化内涵的研究，以及“援西学入儒”阐发对人生、社会的看法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