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红军经浴血奋战后渡过湘江。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界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同月，红军主力突破乌江天险。敌人魂飞胆战，匆忙逃往遵义，并扬言死守遵义，决不给红军以任何可乘之机。遵义，北靠娄山，南临乌江，位于贵州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之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攻打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继而向川南发展。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担起了夺取遵义的重任。团政委王集成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启发下，为减少伤亡，想办法、动脑筋对付顽敌。1935年1月6日，在距遵义30千米处发现有敌人一个据点，大约有1个营以上的兵力。“全歼这股敌人。”刘伯承下达指令要全歼这股敌人，不准一个漏网。否则攻打遵义的计划就会被敌人察觉。部队迅速出击，很快就结束了战斗，全营除了被打死的，凡是有口气的，都乖乖地当了红军的俘虏，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随后，刘伯承采纳了王集成的建议，利用这批俘虏，化装成敌人，智取遵义城。1月7日凌晨，遵义获得了解放。红军攻占遵义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这个会议的召开已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眼睁睁地看着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迭次失利，部队不断受到损失，被敌人追在屁股后面猛打，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血的教训，使广大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由怀疑发展到不满与愤怒。与此同时，高级领导层内也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
张闻天较早地对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产生怀疑。王稼祥也渐渐地对李德表示不满。长征途中，他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商讨军事路线问题，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倡导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出席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将红军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反动力量的过于强大等，并没有承认自己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然后，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实事求是，指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方面的战略战术的错误。稍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站起身，神情严肃又略为激动地讲了大约1个多小时，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并一针见血地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紧接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先后发言，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明确表明支持毛泽东指挥红军。此次会议的重点批评对象是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李德的处境也非常狼狈。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下，只有他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他的军事指挥有误时，他一边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战机。在突围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议》还总结了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指出党中央采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其抗日反蒋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从而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又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撤离遵义以后的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又称“双十二事变”。这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迫使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对其进行“兵谏”的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我国东北领土，张学良义愤填膺，但蒋介石却不许他打回东北去。张学良多次劝蒋抗日，但屡遭蒋介石拒绝。张学良不得不含羞忍辱，背着“不抵抗”的罪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此时，在西北地区担任围剿红军任务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更加厌恶内战，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初步形成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蒋介石对张、杨二人极不放心，于1936年12月4日飞往西安，向驻扎在西安的张、杨二人及所部施加压力，如不出动军队“剿共”，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安徽、福建。当西安1万多名学生举行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时，蒋介石竟命令张学良以武力镇压。张学良、杨虎城经商议后毅然决定以兵谏方式劝蒋介石抗日。这一天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两点钟，西安城外暮霭沉沉，夜色中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营长孙铭九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奔驰在西安通往临潼的公路上。凌晨4点多钟，卡车准时抵达华清池外。此时，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东北军已将华清池秘密包围了。卡车一路向院内开去。院门口的哨兵举手示意卡车接受检查。“冲过去！”孙铭九果断地下达命令，卡车直奔院内。哨兵立即鸣枪报警。蒋介石的亲信侍卫听到枪声后，马上用手提机枪封锁了正面进入内院的通道。孙铭九眼见强攻不成，急中生智，带人悄悄地摸到假山后的小路，直接冲入五间厅。
冲进五间厅后，孙铭九直奔蒋介石的卧室，但卧室内空无一人。房间的衣架上挂着蒋介石的衣服和帽子，桌上放着他的公文包。孙铭九赶紧打电话给司令张学良。张学良听后，令他检查蒋介石的座车是否还在。士兵检查了车库，车库内的车一辆都不少。这说明蒋介石不可能逃远，孙铭九带人继续搜。天亮后，在骊山一块石头后，东北军找到了蒋介石。原来，当已经就寝的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他急忙爬墙逃到院外。一路狼狈地往骊山爬，躲在一块卧鳖石后，被东北军抓个正着。上午9点，汽车载着蒋介石驰向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后，张、杨两人接着通电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爱国人士“捧读文电，雀跃无比”，百姓欣喜若狂、群情激昂。南京政府却指责张、杨“犯上作乱、不忠不孝”。心怀鬼胎的何应钦欲取蒋而代之，所以，他根本不顾蒋介石的死活，力主讨伐。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营救蒋介石，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向困境中的张学良、杨虎城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肩负着中共中央的使命来到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周恩来诚恳地说，这次事变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是正义的，并且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以武力扣留蒋介石，如果解决不好，会引起新的内战。张学良听后，心里一沉，急切地询问该怎么办。于是，周恩来仔细地分析说，西安事变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使中国变好，一种是使中国变坏。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就会免于被日寇吞并，这是我们应当尽力争取的好的前景。如果宣布蒋介石的罪状，把他杀了，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坏的前景。所以，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放他回南京。周恩来的一席话，打动了张学良。两人很快拟定了一份致南京方面书，并研究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军联合抵抗“讨逆军”的军事措施。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会见了杨虎城，向他陈述了此间的种种利害关系。但是杨虎城对于释放蒋介石疑虑重重。
周恩来耐心地开导说，逼蒋抗日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现在，他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至于他将来是否会报复的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他。只要我们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杨虎城被周恩来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气量与胆识折服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飞抵西安。在张学良公馆西楼的会客室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与宋子文等人耐心斡旋，最后双方达成六项协定。为巩固谈判成果，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去会见蒋介石。周恩来明确地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指出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他个人可以听蒋介石的话，就连红军都可以听蒋介石指挥。最后，蒋介石接受了提出的六项协定。12月25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到达机场，并一同返回南京。结果，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扣留了张学良。随即蒋介石开始实行在西安允诺的条件。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它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和国内和平局面的开始实现，并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