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也是教育发达之邦。日本教育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她在发展教育过程中不断学习别国，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本文将回顾近代日本教育向外国学习所走过的道路，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近代日本教育向外国学习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教育大量吸取西方现成的模式，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次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当时日本以美国教育为榜样，对战前军国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逐渐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
1868年的明治维新，结束了德川幕府近三百年的封建统治，标志着日本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文明771开化”是明治政府实行的一项重大政策，其要旨就是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榜样，实现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这项政策反映到教育上，就是要以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为榜样，改造日本的旧教育，使教育适应社会政治及经济变革的要求。为此，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及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据统计，当时聘用的外围专家最多时达四五百人，以工部省最多，文部省次之。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惜以高薪吸引外国专家和教师。如1872年工部省聘请外国技师的薪金支出达76万日元，占工部省经费的三分之一。当时政府中薪金最高者为太政大臣，月薪800日元。而800日元是所聘外国专家最低的月薪标准，平均在千元左右，最高达2000日元。政府聘用这些专家亲手传授技艺和经验，帮助培养日本实行资产阶级近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此外，政府还派遣了数以百计的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据1872年东京府调查，赴海外留学者达120人。另据当时《新闻杂志》报道，政府各部派到国外出差、留学的人员达385人，所需经费达35万余美元。可以看出，日本学习西方是不惜花血本的。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遣了以外务卿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出访欧美，一方面是修改不平等条约，一方面是实地考察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情况，以促进国内改革。代表团先后访问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272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此次出访加深了日本对西方的了解，开阔了眼界，为日本随后的改革作了准备。后来改革日本教育的一些关键人物，如伊藤博文、森有礼、田中不二麻吕、新岛襄等，都是此次出访团的成员。
为加强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管理，早在1871年7月，日本就设立了文部省。文部省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引进欧美教育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
1871年12月，文部省组建“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负责草拟学制改革方案，该委员会的成员多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他们广泛收集有关欧美学校制度的著作和译著，如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小幡甚三郎的《西洋学校轨范》、内田正雄翻译的《荷兰学制》等。他们主要以法国的教育制度为样板，同时参照英、荷、德、美等国的教育制度，于1872年8月通过《学制》令。新学制把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置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又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再分为210个小学区；在每个小学区内设一所小学校。小学校分为上等小学和下等小学，各学习4年。新学制对小学、中学、大学教员的资格、年龄和待遇等，也作了详尽的规定。日本教育史学者尾形裕康在《实施新学制过程的研究》一书中，把新学制与实施学制前后出版的介绍西方教育的许多书籍进行比较，列举了影响新学制的西方国家以及各国影响大小的百分率。
新学制参考外国教育制度的情况新学制是日本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榜样所制定的第一个学制，它对创建日本近代学制、推动日本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日本教育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财政困难以及国民的抵触情绪等多种原因，新学制仅仅实施七年便告结束了。
1879年9月，当时的文部省大辅田中不二麻吕主持制定了《教育令》，这是具有美国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制度。田中不二麻吕是美国教育的崇拜者，他在《理事功程》一书中，对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大加赞扬。在《美国学校法》中，主张日本仿照美国的教育立法，实施非强制性的自由主义教育。他的教育方案受到当时文部省聘请的美国顾问马利的支持，也得到了日本政界要员伊藤博文的赞许。可以说，《教育令》是由他们三人共同制定的。
《教育令》是日本第二次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尝试。
其主要措施是放宽中央政府对地方教育的控制，把教育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废除学区制，由各地民选产生的学务委员会管理学校；缩短儿童接受小学教育的时限，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
《教育令》颁布后，由于奉行自由主义教育原则，造成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就学率的下降。1880年，政府通过《改正教育令》，重新加强了中央对教育的集权领导，否定了民众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权利。
1885年，日本建立内阁制，森有礼出任文部大臣。
上任伊始，立即着手改革学制。他在思想上深受德国俾斯麦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因而他主张日本应以德国为榜样，奉行国家主义。在教育上，他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而压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认为日本立宪政治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在于培养立宪的国民，因此必须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森有礼的国民教育论得到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赏识和支持。在担任文部大臣时，森有礼主持制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条令，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总称《学校令》。《学校令》在许多方面以普鲁士的教育制度为榜样。如实施双轨制教育计划，即把英才教育和大众教育区别开来；加强了政治对教育的统治，要求教育以培养服务于国家的繁荣和强盛的国民为目标。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确定了君主立宪形式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体制。它标志着明治维新运动的终结。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提倡国家主义的道德，禁止欧化思想的传播，向日本人民灌输“尊君爱国”的思想，把日本教育纳人军国主义政策的轨道。自此，日本传统的“儒学”和“国学”战胜了“洋学”，近代日本学习西方教育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了。国家主义的教育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体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主义教育盛行之际，日本并没有完全排斥外来影响。19世纪80年代中，西方各国都大力加强技术教育，这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技术教育在日本称为“实业教育”。日本著名职业教育家手岛精一在1886年曾说：“欧美各国取得今日开明富强的成果，查其原因，固非单一，然而主要原因在于工业技术之发达，而工业技术之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实业教育。”他指出，“日本之所以落后于英国，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不重视职业教育”。1893年就任文部大臣的井上毅把改革职业教育制度、兴办职业学校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他认为“人民的实业上的知识是无形的资本，实业教育乃是富国的基本条件”。他参照德国发展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先后制定《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等法令，为日本发展职业学校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