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自幼读经学文，由于才华横溢，少年时已扬名当地。名士曾巩把他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大加称赞，后来他考中了进士，封为淮南判官，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在做了多年地方官之后，朝廷对他屡加提拔。嘉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向当时宋朝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规劝皇帝变法革弊，但是没有引起相当的重视。到了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得到重用，被任命为知府，后被擢为宰相。至此，王安石开始进入宋朝权力核心，并开始准备变法。
由于变法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十分符合，王安石成了宋神宗时期一场大改革的策划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可惜的是，这场变法失败了。
变法的本意虽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太多失误。一石激起千层浪，变法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当时皇族、元老重臣的反对，最后只得停止。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提出取消变法的理由居然是“天灾”，说是因这场变法使老天爷震怒，因而不降甘霖，使人民饱受旱灾之苦。这种理由当然不足为信。之所以会有这么荒唐的结论，都是因为一个叫郑侠的人。
担任光州司法参军的郑侠曾被王安石提拔，他心存感激，决心尽忠报国，回报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任满后入京述职，王安石向他询问在州县所见所闻，郑侠道：“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边疆的军事状况，都不大妙，使在下心不能安。”王安石认为话不投机，便不再询问。郑侠改任为监安上门。
安上门是汴京新城的城门，新城南门有三个，中有南薰门，东为宣化门，西面的为安上门。监安上门就是守门的门官。是年大旱成灾，颗粒无收，四方饥民纷纷逃难来京城谋食，每日出入城者众多，以致堵塞道路。从城上看去，扶老携幼的、肩挑手提的络绎不绝。人人面黄肌瘦，个个衣不蔽体。还有的披枷戴锁，负瓦扛木，为官家服役偿债。
郑侠将看到的情况请画工画了一幅《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他认为这都是新法造成的。其实在那种年头，遇上这样的大灾荒，什么法也免不了百姓流离。不过借推行新法，便把灾难一股脑儿推在它身上，皇帝和官老爷们就能心安理得了。郑侠的做法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马上被皇上接受。
神宗反复看图，长叹不已。特别是那篇文章写得有情有理，实在感人。其中说：“陛下南征北战，将士总是将战胜的情形画成图献给陛下，从来无人将百姓疾苦状况画成图献给陛下的。臣算是第一人。所绘之图为在安上门每日常见的景象，但这只是实情之万一。然而，图中的这一点点情景，已足催人泪下。陛下看图之后，若能批准臣的请求，废除新法，治新党诸人之罪，十天之内，若天不降大雨，请斩臣之头，挂在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而知青州滕甫也上书说只要皇上废尽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就会“民气和，天意解”。
一时间，自宫廷到朝野就形成了一股以天命、天意剿灭新法的逆流。后人看到这里，必定会想：他怎么有如此大的把握？即便上天有灵，他怎知十天之内必降大雨？其实他不过是用自己的脑袋与新法作赌注罢了。
这一招还当真把神宗震住了，使他深受感动，彻夜不眠。第二天便命开封府发放免行钱，命三司调查新法有何不便，命司农寺打开常平仓，赈济灾民，命暂停追还青苗钱和免役钱，废除方田法、保甲法等等，总共采取了18项措施。据说民间为此欢呼庆贺，恰巧，这一天下了一场透雨，而新法也就此泡汤了。
其实，这也不过是皇帝老子的一个借口而已，他要以此事平息旱灾之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那种年头，遇上这样的大灾荒，什么法也免不了百姓流离。不过，新法成为众矢之的，新法的推行者成了替罪羔羊，就可平安无事了。这就是变法因为“天灾”而失败的原因了。
10、 秦桧私通金国目的何在
秦桧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代奸臣。南宋时期，他把持朝政，通敌叛国，残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秦桧是何时沦为金国的奸细的？据推测，靖康元年（1126年），他为金人掳获后，由囚徒沦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为，今已无处可查。但是关于秦桧的南归，颇能说明问题。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对此，当时人就很怀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事李回的极力保荐，所以才被高宗接纳，最终令高宗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绍兴初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挞懒（又名达赉、达兰，即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另外有记载说，秦桧在金国献和议书，当时金统治者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1130年），金国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许用船将全家带回，不是奸细，怎能得金人如此恩宠。实情是，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时，秦桧作为挞懒的随军转运使同行。临行前，秦桧欲携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挞懒不允，于是假装争吵，并故意让挞懒知晓，终于获准。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诱使宋朝与金达成和议。
从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凿证据。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为避蒙古的兵锋，迁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张师颜在《南迁录》中记载过此事，其中两处提及秦桧。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天会八年（1130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画，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煽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
还有一次在蒙古军攻陷复州、顺州时，被俘的金国知县赵子寅，督运使张元应二人得以逃脱，他们回来后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赵子寅为直昭文馆，张元应为总天马飞龙十七监。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曰：“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克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恐）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感可以定。’……忠献曰：‘我军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使来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此谁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桧可用”、“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桧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
秦桧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宠信而官运亨通，直至占据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独揽朝中大权，积极从事投降叛国活动。绍兴八年（1138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国诏书，接受“和议”，而后为了讨好金人，又以“谋反”之罪杀害了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病死临安，谥号“缪丑”。他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千古罪人，为后人所唾弃。
11、 明初胡蓝之狱真相如何
谚语云：“敌国灭，谋臣亡。”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从巩固自己政权的角度出发，不惜采取流血手段，大杀功臣，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杀了功臣蓝玉，并涉及到胡党、蓝党，约4万人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的“胡蓝之狱”。
据《明史》记载，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之间，他几乎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将和明初的开国功臣谋杀殆尽。其株连之广，手段之烈，可谓亘古未有。
其实胡惟庸本没有什么重要功绩。他是定远人，早年曾在元朝做官。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到达和州时，他才投奔而来。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当了丞相之后，胡惟庸倚仗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别人的利益，甚至连皇上他也不放在眼里。他的这种做法，直接危及皇权的利益，这是朱元璋绝对不能允许的。
朱元璋对此事早有察觉，为了削弱胡惟庸的势力，防患于未然，便采取了一些措施。
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他召李文忠与李善长共议军国要事，将胡惟庸排斥在外。九月，又将中书省衙署内的佐理官全部调走。
洪武十一年（1378年）九月，又命令六部所属诸司“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从根本上切断中书省与六部诸司及地方官员的联系，使中书省成了一个空架子，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胡惟庸中书省丞相的权力。
胡惟庸也非等闲之辈，他清楚地知道，朱元璋这一招完全是冲他来的，但他绝不是那种轻易臣服的人，不久便与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人策划谋反。
谋反尚在计划中，不料朱元璋已先发制人。经过一番审讯，朱元璋在《昭示奸党录》中宣布胡惟庸犯有“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私通日本、蒙古”等罪状，下令赐胡惟庸与陈宁死刑，诛连三族并诛涂节，余党皆连坐而死。被杀的胡惟庸的党羽共有1.5万余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因大将军蓝玉专横跋扈，被告谋反，朱元璋又兴起了“蓝玉之狱”。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升因胡案被杀。蓝玉担心叶升的同僚把他给招出来，怕被朱元璋治罪，便想先发制人，起兵谋反，于是便与心腹密谋策划，决定在第二年的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时起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离蓝玉计划谋反的日子不远，早已有所察觉的锦衣卫特务做好了逮捕蓝玉的准备。
二月初八，蓝玉入朝，立刻被逮捕，10天后就被处死，其家人亦全部被杀。朱元璋又借此机会除掉了功臣、文武大官2万人。
经过“胡蓝之狱”，明初的元勋宿将被消灭殆尽。朱元璋下令将案犯的口供编辑成册，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
“胡蓝之狱”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他和胡、蓝等人一起出生入死时地位是平等的。但封建政体要求把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神圣化，而许多功臣大将从心理到行为都没有适应这种剧变。
明初的诸多功臣在平定天下后成为新贵，占有大量田宅，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皇室统治发生了矛盾。像胡惟庸的“擅权挠政”，蓝玉的“进退自恣”都是专制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是为其后代能坐稳江山而考虑的。他当时面临的是子弱孙幼的情况，需要消除有可能威胁后世皇帝的势力。正是这些因素使他大开杀戒。
12、 究竟是谁制造了“梃击案”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了轰动朝野的三大案，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些案子都与皇帝后宫有关。
万历帝于10岁时即位，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去世，在位49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在位时，“梃击案”首先发生。
万历帝非常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宠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这本来都是小事，但皇帝的偏爱却逐渐发展成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问题，即所谓的“国本”之争。因为按照传统，册立太子应遵循立长或立嫡的原则，而郑贵妃之子不是长子，按道理是不能被立为太子的。
神宗没有嫡子，而恭妃王氏所生长子朱常洛又一直受冷遇。万历皇帝一直拖延着，迟迟不册立太子，他还表示要把三个儿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同等视之。由于大臣们的一再催促，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神宗才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发生了梃击案，梃击的目标直指太子。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说地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被打中的人的呼喝声、号救声，连成一片。多亏内官（宫中小臣）反应比较快，眼疾手快地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这时的东宫警备不严，内廷的太监们往往托病离去，侍卫人员也只有几个，所以就发生了张差梃击事件，也就是“梃击之案”。
张差被捆缚到东华门守卫处，收禁起来。次日，皇太子据实报给神宗，神宗命法司（掌司法刑狱的官衙门）提审问罪。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可是，张差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颠三倒四，像一个疯子。御史再三诱供，可张差总是胡言乱语，什么吃斋，什么讨封，问答了数小时，也没有将实情供出，惹得审判官不耐烦，只好退堂，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审，结果也是同前审一样，毫无结果。刑部主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说张差肯定不疯不狂，而是有心计有胆量。最后张差扛不住了，供认自己是红封教的成员。在当时，秘密结社盛行。红封教是北京附近地区白莲教的一支，马三道、李守才为教主，都住在蓟州地方的井儿峪。张差招供说自己是受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的指使而打入慈庆宫的，事成之后，他们答应给张差30亩地。参与此事的还有张差的姐夫孔道。消息传开后，朝野内外开始议论纷纷，都怀疑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以便扶立福王。
事情发生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赶来见明神宗。太子常洛气愤地说：“张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郑贵妃光着脚走开，对天发誓，然后撒起泼来，嘴里唠叨着说：“奴家若做此事，全家甘受千刀万剐！”神宗看到双方如此对立，拍案而起，指着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并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法律部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神宗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说道：“还是太子说的对。”于是，一场家务案，就这样在明神宗的导演下降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