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areenteringtheUniversity，thenbecomingthefirstyearstudentsinPeKingUniversity.InotherwordsyouarebecomingthefirststudentsfromtheSo-Called‘University’hadbeeninthehistoryofChina...(诸君初入本校，即为北京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也即是中国有大学以来的第一届.大学生······)”
那个穿长衫马褂，戴一顶玄色瓜皮帽，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的教师走进教室时，同学们正惊诧于堂堂北京大学怎么也来了个私塾先生？不想一开头，劈头就是一长串英语：
“Indeed，youarenotthefirststudentsinChina.Inhistory，therewereuniversitiesinChina，exceptwithdifferentnames.SoIwanttoaskwhenthefirstUniversitycameintobeinginChina？(当然中国最早的大学生并非从诸君始。古代自有大学，名称不同而已。所以鄙人倒想问问诸君中可有知道中国最早之大学滥觞于何时？)”
北京大学第一届法律门的新生们都蒙住了，谁也回答不上来。有几个听得懂英语的，却不知道所问之内容；有几个知道一点的，又没有回答的胆量。更多的人则根本不懂英文。袁家坳来的袁守了属于后一种。虽然以前也学过，却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没有那洋文的天赋，学了一阵就干脆放弃了。眼下进校第一课就用英文上课，而且还是这样一个冬烘先生；要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洋先生，真不知道该如何了得！
幸好邻座的宋长春轻声替他翻译。宋长春从小在上海待过，正正规规学过英文，所以能顺利地翻译过来：
“诸君也许不曾清楚，或者知道的也谦虚而不言，看来只能由鄙人献丑了。对于中国的大学最早滥觞于何时，史界历来有两种说法。有人倾向于汉代，此说自有道理。汉光武帝建武五年修建太学；晋武帝咸宁二年设国子学；隋炀帝大业元年设国子监，之后唐宋元明清一直承袭。但严格说来，这些均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只不过雏形罢了。诸君应注意，尽管这些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大学延续了整整一千多年，而且算得上是早熟的是的，早熟！但是，终究只是两片叶子两片！就是说，始终只是萌芽状态，结不出成熟的果实来。”宋长春低声翻译给袁守了听，偶尔有几个历史方面的术语难以表达，幸好这方面是守了精通的，反过来向宋长春解释。
那位冬烘般的先生继续在吐着洋文，经过宋长春的嘴传到守了耳朵里：
“如果不是为了张扬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话，那么更有道理的另一种意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就是诸君眼前所就读的北京大学。”
那洋先生说到这里，忽然改说起汉文来，且是一口流利的京腔，就像突然间变了个人，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
“但是，鄙人之意，本校之历史最起码应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此看法并非鄙人曾执教于该大学堂而有偏爱，事实自是如此。京师大学堂纯是维新的产物。戊戌那年六月十一日光绪于‘明定国是诏’中即宣布要创办新式学堂。是年七月四日诸君也知道，恰好是美利坚合众国之国庆正式下令批准建立。第一位管学大臣孙家鼐是状元出身，与翁同龢同为皇帝之师。可惜的是在筹备过程中，百日维新流产。维新的其他改革措施全被废除，所幸惟京师大学堂以其萌芽早而得以不废。只是规模甚小，原计划招生五百名改为不到一百。孙家鼐的继任者是许景澄。许公颇有事业之心，可惜不久辛丑之变，两宫西狩，回京后许公因主张抗洋而惨遭处死，大学堂被暂停。此两年之京师大学堂，史称‘戊戌大学’。”
那先生说得头头是道，又充满着感情，仿佛自己也参与进去似的。
“两年之后又恢复的京师大学堂，以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以此职兼任校长，不可谓不重视。张公也颇有事业心，殚精竭虑，很快就恢复了辛丑之乱中遭到破坏的校舍。并由各省捐书，规定了学堂章程，延揽了严公复、林公纾、辜公鸿铭等先生前来执教，当然还包括鄙人我。斯时的大学堂比此前的‘戊戌大学’又有所改进，史称‘壬寅大学’。但照鄙人看来，仍脱不出封建时代的窠臼······”说到这里，突然又转换为英语，其变化之快简直让人难以适应。
“ComparingwiththerecentWesternUniversitys，itisstilllikealeaveorabud.(比起近代西方的大学来，仍只是两片叶子，一粒萌芽。)”
接着又复归中文：“此萌芽能否长大，自靠师生努力。尤其有赖诸君，作为本校改为大学后的首届新生，诸君将为一代精英而载入吾国教育史册。”
这人学第一课很让学生们兴奋。袁家坳来的袁守了自然也不例外，但他所遗憾的只是对所学的法律不感兴趣。其时，北大首次招生包括理、文、法、工四个门类，法科则招法律、政治、经济各一个班。守了学的是法律，尽管在当时，读法律很是吃香，毕业后或做法官，或从政，前途都很诱人，但这都不合守了的本意，如果能让他选择的话，他还是想学文科。也许从小就形成对讼师的反感，甚而正是家里的那场冤枉官司，使他对法律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至少是疏离感。他只是遵从父命才选择法科罢了。但不管怎样，能上京城读书还是他所向往的。这些年世道大变，守了也想到京城来寻找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却是他所渴望的东西。他也不能和他的同学宋长春那样，宋长春明确宣布他是来混日子，甚至是为了躲避家庭婚姻才来北京的。守了不能，他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下定决心，尽量多学些知识。
毕竟来自那个神秘的小山村。虽然守了已读了十年书，包括在省城读过新学，但对于首善之区总不免陌生甚至胆怯，尽管他当时已为人父。他很担心会适应不了天子脚下的环境和最高学府的学术氛围，这想法在进校第一节课听到那个戴瓜皮帽的老师讲英文时就更加强烈。
但很快，他发现首善之区并没有多少神秘，很多风俗民情甚至和袁家坳没多大差异。而且在堂堂的北京大学，竟会出现连守了都想像不出的怪事。
后人说起北京大学的学风，都知道是兼容并包，开放自由，而且都归之于民国六年出任校长的蔡元培。这固然没错，但也不能不指出，在蔡元培主校前的民初北大，已基本奠定了这一基础。在何橘时出任北大校长和他的后任胡仁源任内，就延聘了当时不少学有所望的名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陈汉章、陶孟和等为教师。还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也允许各种思想并存。也惟此，在得世界学术之先的同时，在这所中国最高学府里，又出现了好多希奇古怪的东西，甚至于让来自那个古怪的袁家坳的袁守了也目瞪口呆了。
有次上训诂课，一个穿着西装礼服的先生，讲了前几年发现的震惊国人的甲骨文考古时，直让原本就对训诂有兴趣的守了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也转去改学考古。但说着说着，那先生竟然说起拆字来了：
“吾国文字，自是奥妙无尽，故民间便有拆字以娱，卜占吉凶，且每有灵验处。举例如明朝末年，岁在甲申，李闯作乱，兵簿京城，崇祯帝微服出游，遇一位拆字先生。崇祯报一‘有’字。拆字先生问卜何事？崇祯答是‘君国大事’。拆字者答曰：‘不好！大明江山只剩半矣！’崇祯忙改口说是‘友’，拆字者叹曰：‘反王出头。’崇祯又连忙改说‘由’。曰：‘甲不像甲，申不像申，甲申年在劫难逃。’崇祯仍不死心，又改说‘酉’，拆字者一声长叹，‘完了，至尊无头无脚！’崇祯听罢，自知命里劫数难逃，当晚就上煤山自杀身亡。其实此乃李自成的军师尚炯所扮，盖可谓是拆字夺天下也！”
还有一次是一位讲易经的先生，很年轻，也是西装洋服，但对易经之精通，直让学生们叹服不已。还能从易经联系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但接下来这位易学先生却又大谈其命理，排起八字算起命来了，说得有理有据有典故，从刘伯温李罡风直说到时下走红的命理专家袁树珊，而且还排出古今中外那些名人的八字命数。学生们中有佩服的，有入迷的，有怀疑的，也有不相信的，宋长春就激烈反对，当那位易学先生叫学生们自由发言时，他终于站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宋长春提的问题是一个实例，那是不久前震惊京城的一则新闻。天桥附近一个说京韵大鼓的年轻女子和一个前清王府的公子恋爱，王爷府不同意，也不说什么理由，只是请一位神卜排了两人的命理八字，说是八字相冲相克，绝对不能结为秦晋，否则在劫难逃。孰料两个痴情小男女，见无法结为连理，就双双来到前门楼上跳下殉了情，死时还紧抱在一起。
宋长春说到这事，便把这悲剧归之于迷信，说是枉送了两条年轻的生命。
“此君所言极是，此事诚是一出悲剧。”那先生也很是感叹，“可究悲剧之根源，如何能归罪于算命先生？恰恰相反，正说明那算命的准确请诸君注意：那卜算出的两人八字不是相冲相克不能成婚吗？结果呢，两人偏不信，果然在劫难逃，出了人命这不正说明命中注定吗？”
宋长春被问得一愣一愣的，其他同学也都面面相觑。
“这其实也是哲学问题。”那先生又继续讲课，“如西人哲学中常说的，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印度哲学也讲究因明之法，此乃东方文化神秘所在。西人多讲究理性，凡事总问为什么，其著述也多是洋洋长文，说来道去还不如吾侪东方人之智慧。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他之论述，让后人记之，也只是一本论语，虽语录微言，却大义奥秘，更莫说易经了。此也说明西人只是聪明，吾人却是智慧；西人重脑，吾人重心一quot；吾人不像西人总说是脑里如何想，而是说心想。心即性也，即是一种感觉，一种悟性，无需道得彻底，说得透明，更不必穷究为什么。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却心领神会，灵犀自通。”法科的功课主要是法律。中国历来的律法，西洋诸国的法律从那些教授嘴里说出来，俨如他们亲身参与制定似的。但呈现在守了面前的却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就像北京古城在这个袁家坳人眼里看来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样。
一次上正式的法律课，一位蓄长须的先生走上讲台，还未正式开讲，却一个个地注视着学生，周而复始地环视了好几遍，又说起大家的面相来。见大家奇怪状，他又侃侃而谈：“诸君也许笑我荒诞不是？请诸君想一想，你们都是学法律的，学法律的无论中外，不外三种职业：一是做法官，二是当律师，三是从政为官。三种职业哪一种离得了看相？相者，人之表也，然表者，果实之反映也。任何外相，皆由内心折射而出，所谓千人千面，各相异也。吾国古代最讲究相法，也出过诸多名相家，不少政治家军事家也兼通相法。战国时唐举，相人形色而知其凶吉妖祥。汉代之许负，曾相周亚夫云：‘君后三岁而侯，后八岁为将相，持国柄厕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年，而君饿死。’其后果如斯言。吾国尤有神相异相之说：徐偃王之状目可瞻耳；仲尼之状，面如蒙其；周公之状，身如断纹；皋陶之状，色如削瓜。而世之暴君，也不乏长相姣美者：桀、纣长巨姣美，楚之商臣，晋之王敦，蜂目豹声。至于晋文公重耳骈胁，项羽重瞳子，孔子头有反字，刘备双手过膝，双耳垂肩，刘邦左股七十二黑痣，魏延脑后有反骨。此即是历代搞政治者之必要手段，诸位中有志于政治者，焉能不学相法？倘是任职法官，则相法更能识别罪犯，从其外表看出内心，术正而心顺之。古人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者有之，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此即是面相之奥秘处，故善相者要从面相看出心术。诸位若是从事律师，为人犯辩护，何尝不需善相术？看看人犯是否气数已尽。人皆有气，有神，即所谓‘毫光’是也。倘有必死之罪犯，必‘毫光’尽失，难掩死相；反之，若是精神振作，‘毫光’焕发，则必有生还甚至释放之望。是故为律师者当以此为参考，以定辩护与否或辩护至何种程度。”
“荒诞透顶，胡说八道！”宋长春对守了说，“本来是有了死罪才判死罪，照他看来倒是有了死样才判死刑。那还要律师干什么？”他忽然想起来，“守了，我倒悟出来了，上次讲易经的先生说命理，也是倒因为果。明明是命理害了两条性命，却反说成是八字决定命运了！你说呢？”
见守了不置可否，宋长春狠狠地说：
“若是这样，我也不当律师了干脆，我也不学这专业了！”
毕竟只是一句气话。宋长春不曾退学，也不曾转系，只是上课更自由了，碰到自己不喜欢的课，就干脆一个人跑天桥前门陶然亭，听戏喝茶聊天，很是潇洒。
那天，这位热衷看相的法律老师竟然带了学生去监狱“实习”，给犯人“观相”。宋长春想让守了也别去，没阻成。他独个儿跑到陶然亭玩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听到大家热烈地说着那“实习”的事，都说果真佩服那先生的眼光，给每个犯人看相，也不问犯人案情，后来一核实，竟然都对得上号。大家还替宋长春可惜，说他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开眼界的机会。
宋长春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信这一套鬼把戏呢！那是法律的堕落。”见袁守了默默地躺在床上，他就问：“守了，你有何观感？你也信了？”
同学中，守了和宋长春最好，平日里无话不谈，两人之间说话也最坦率。
“你还别说，”守了沉思着说，“我到京城以后，老是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京城，这学校的好多事情都让我意想不到。原本我还怕自己陈旧闭塞，到了这里会适应不了，没想到好多事情和我们奉化无异。不瞒你说，这些事你听了会奇怪，我却一点不怪，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只是以前所见所闻纯属原始朦胧，到了这里，听那些先生们说起来，倒是上升为理论了。所以我常在想这个问题······”
“好啦好啦！”宋长春见他说得那么沉重，便故意轻松地说：“反正我不信，都是胡诌！我要是犯了死罪，我就决不摆出死相。”
“你说什么啊！长春兄你会犯罪？”另一个同学叫史忠义的说。
“谁说得上呢？每个人只能知道现在，无法预料将来我就不相信那些命运之类的鬼话。”宋长春调侃道，“我就不能保证我这辈子不会犯罪，我是如此，忠义兄你，还有你们，又怎能保证日后一定不会犯罪？”
“反正你不用怕，长春兄，你是读法律的，犯了罪也不用愁，不像我读政治的，那才是没有保险呢。”还有一个叫孙重九的同学说。
“不管怎样，我还是那句话：我要是犯了罪，我也决不摆出死相！”
“好了，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了。”袁守了阻止道。
宋长春哈哈大笑，好像把大家戏弄了一番似的，又说：
“好啦好啦！大家别说了，晚上我们去天桥听大鼓怎么样？”
浙江籍四个同学，合租在马神庙地安门和嘉公主旧宅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同学加同乡，关系很是融洽，但个性各异。其中三个奉化人中，两个凤麓同学袁守了和宋长春不喜好政治，尽管都饱读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书，但只是熟知，仅此而已，毫无从政之意。另一个肖王庙人孙重九学的是政治，那时政治、经济都归于法科。孙重九的热衷于政治，用他的话说是歪打正着。他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只有政治，经济也是政治，什么都是政治，文学、历史、道德，尽皆是政治，既如此，何不少走弯路，干脆就读政治？但他没有想到，当时的法科中的政治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历史。这就很使他失望。
另一位浙籍法科学生史忠义，是绍兴人氏。照他的说法，他冲北大来纯是因着他的同乡何橘时曾做过校长。但他学的却是法科中的经济。
这一年元旦刚过，北京大雪漫天，学校也放了假，大家都围着火炉喝茶，天南海北地侃聊，争论一些从学术到时事乃至风俗民情之类的大小问题。孙重九有早起的习惯，即使下大
雪，也已经从学校转了一圈回来了。
“诸位注意，特大消息！”
大家习惯了孙重九爱作惊人之语，也不当一回事。只有史忠义淡淡地说：
“什么重大消息，大不了又是帝制之争吧？”
近来，为帝制之事，京城很是热闹，自然也波及到北大。先是教育部下了一道训令：“嗣后各书房各学校教员等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亦组织尊孔团体，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列人宪法，连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也列入筹安会。所以大家猜测喜欢政治的孙重九的所谓重大消息也大抵是此类国事。
孙重九还想卖关子，见大家不甚关心，自己忍不住说；“诸位如此不感兴趣，殊不知和我们北大有关呢！袁大总统授予我们校长胡仁源‘中大头’，不少教授也得到四等五等‘嘉禾章’呢。”
“胡校长会接受吗？”宋长春伸着懒腰问。守了也道：“我看不会。前几天不是听说袁大公子克定指使人说服胡先生率大学教授劝进，遭了胡先生拒绝呜？”
孙重九说：“看来两位虽说对政治不关心，其实还很有政治头脑呢！”
大家调笑着，又说到袁世凯头上去了。
“项城是个有野心的人。孙文本事再大，终究斗不过他。想当年他一手逼清室孤儿寡妇退位，一面又要挟南方，两头渔利。”袁守了说，“至于道德嘛当然不行，项城终究是个小人，最多也只能算是个奸雄。”
“道德？他道德再不好，还是少不了他。”宋长春激动地说，也不知他是气愤还是赞同，“吾国历来所谓以德治国，但成功者又最不讲德，于是总是流氓治天下。宋襄公打仗讲仁义，见敌军正在渡河他不进攻，非得让对方摆好阵势后才开战。这有什么错？后人却竭尽嘲弄嬉笑之能事。刘项争霸，从人品讲，我喜欢项羽。虽然他也是杀人不眨眼，却正大光明。刘邦才是流氓。其父被项羽捉住，说要烹了，刘邦说，好哇，你烹了，也给我一匙，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是烹你自己的父亲；我吃一口，也是吃你的父亲这不，活脱一副无赖相。但项羽却败在他手里。我最喜欢《史记》写霸王之死，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项羽临死都要把自己的头送给汉军中的同乡，让同乡去领赏，可最后汉军兵士为抢他的头而自相残杀，真是写得绝了！项羽兵败，有人劝他过江，再招兵马重新起事，可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倘若换成刘邦，才无所谓颜不颜的呢，只要成功就行，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这就是政治的胜败了。刘邦如此，曹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说起曹阿瞒，我倒想起一个传说。”孙重九接上说，“前不久，我们先生在课堂上讲这先生也怪，尊孔，又反袁他说项城小时，有一次看戏，是《捉放曹》，看到曹操把吕伯奢全家杀了时，观众无不义愤填膺，骂起阿瞒奸雄。可少年项城却说出一句话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孙重九说到这里故意顿往。史忠义急问：“什么话？袁世凯说什么话？”
孙重九仍卖关子。直到守了和宋长春也亟待下问，他才慢吞吞地开了口：
“项城说，‘这阿瞒也太没用了，要是我，何不把陈宫也一起杀了，省得留下活口，这样后人谁都不知道，也不会有这出戏了，更不会遭后人骂了。”
众人都惊愕。守了感叹道：“真不愧大奸雄啊！唉，我真该为同姓而惭愧！”
史忠义笑道：“守了兄也真是！这和你有甚干系？‘从此天下愧姓秦’是不是？你姓袁，就和项城结本家了？他任大总统，你可曾占便宜？他遭人唾骂了，用不着你去承担。你看我姓史，也沾不到史文忠公史可法的光呢。”
宋长春却是沉默着，许久才慢吞吞地说：“依我愚见，项城也算不得奸雄。”
“此话怎讲？”孙重九问，“他不算奸雄，谁算奸雄？”
“他毕竟说出了这句话，才遭后人诟骂。”宋长春说，“倘真大奸雄，心里如此想，何必说出来？不然就不会让后人，包括目下你、我、大家传说了。”
“嚯！真是强中还有强哪！长春兄原来还要厉害一筹呢。”史忠义笑着说。
宋长春说：“我只是懂，可不会做。政治这一套，知道该怎么干，干什么，可就干不了，也不肯干。所以我只是个庸碌之辈当然我也愿意这样。”
“那倒是，”重九道，“我们都是坐而论道，算是清议，不是实干家。守了，你记得和我们一起读私塾的蒋志清吗？哦，对了，长春兄也知道的，你们都是凤麓同学。他倒真是个人物，是真的搞政治，前年带兵光复杭州，上次我回家听说又在参加反袁之役，被通缉而到处躲藏哪。说起来，读书时我们还看不惯他呢！”
“所谓人之善，人之恶，到底是善是恶，谁都说不清。”史忠义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都有恶的一面，只是平日里被抑制住罢了。拿项城来说，我倒觉得也是一个有能耐的人，不但能搞政治，还能搞钱财。”
孙重九说：“想必忠义兄是学经济的，也学到了项城理财的本领？”
“哪里，我只是听过一个传说，不妨说与大家听听。”史忠义道，“庚子乱时，两宫西狩，回京后宫銮被联军破坏，诸多陈设被抢被毁。西太后令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筹款置办这些物品。项城知此事甚是困难，但又不敢怠慢，于是便召集藩、臬、司、道等官吏前来商议，说是要暂借他们的私款来垫办，以后陆续归还。这些官们不肯解囊，纷纷诉穷，任凭袁世凯再软硬兼施，都不松口你们倒说说，该怎么办？”
守了说：“怎么办？能把他们抓了不成？”
“那倒不是项城奸雄之所为。”史忠义笑道，“长春兄你说呢？”
宋长春说：“问我？我是‘商盲’，你学经济，经商有道嘛！”
孙重九自己说话常卖关子，这次却不耐烦了：“忠义兄快说啊！”
“好，听我说。”史忠义说下去，“看看那些官们不肯，袁世凯也不再多说，也不露声色，只是偷偷派一个心腹去天津，和津门几个大票号像蔚长春钱庄等接洽，说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票号里，问利息能得多少，回答是最高只能八厘。那亲信便假称别的票号的利钱比这里高，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便把账簿拿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某官个人的存款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那人乘机记下有关人士存款数目共计一百万余两。袁世凯立即把这些人再次请来你们说说，接下去该怎么办？”
见众人不语，史忠义说：“已经说到这一步了，还猜不出来？这样吧，我请每人说个办法按你们各自的想法。”
守了道：“怎样办？不就把这些官僚叫来，斥他们说谎，然后向他们借款？”
“我看也只能如此，”宋长春说，“要我，也就这样。”
“你啊，还说‘懂’政治呢！”史忠义说，“还是听听重九兄的高见。”
孙重九说：“按说，照项城的个性当不会如此的，想想他手段之毒，总离不开敲他们一笔竹杠，把那些票号钱庄全没收！”
“到底重九兄灵光！”史忠义说，“可竹杠也要敲得得法才行。他把那些人叫来，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了，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招摇撞骗，我已将那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你们说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怪不得那些藩台臬司只能哑巴吃黄连，此可谓强盗碰到了劫贼。”
大家说笑了一阵，又说到各自最近看的书。宋长春见守了拿着一本《明季南略》，就说：“上次我去南浔老家见到一本《三垣笔记》，也是写明末逸事的。”
守了说那可是清朝禁书，啥时借他看看。
于是，又说到明清之事，这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宋长春感慨地说：
“看了《三垣笔记》，我也懂了不少东西。明末三国四方之争，让人联想良多。清兵南下，反而是北方几个省未遇多少抵抗；而在江南，百姓纷纷拼死相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原本总以为吴地只多才子士人，秉性柔弱无能，殊不知反而强过燕赵齐鲁之士，真让人费解。”
史忠义道：“我们绍兴何尝不是如此？明末清初的祁彪佳，坚拒清朝请他出仕，就在门前水池中弃世我真佩服他如何能在浅水中自行赴死！”
“是啊！”守了也感慨地道，“史书载他‘东方渐明，柳陌浅水中，露角巾寸许，端坐卒矣，犹怡然有笑容。’真正是视死如归。后人称其为‘忠节文士’，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可知那些才子士人，一旦临危，其精神每每让人敬仰不已。”孙重九也说，“前几天我读一本历代书信，真是感人之至，欲哭无泪，久久难以忘怀。”
这一说，忽然史忠义提议，大家每人各背一篇历代著名书信。马上获得赞同。重九先背了一篇太史公的《报任安书》，虽然长，却一口气呵了出来。宋长春次之，背了柳宗元的《讨鳄鱼书》。接下来守了背了李密的《陈情表》。最后轮到首倡者史忠义了，却竟不知背哪首好。守了就建议背诸葛亮的《出师表》，孙重九却叫他背林觉民的《与妻书》，史忠义觉得都不合意，想了一会，忽然道：
“我那天翻过守了兄的《明季南略》，看到两封书信，一封是多尔衮致史可法劝降书，另一封是史文忠公答书，两书皆文情并茂。我倒有点不解，史可法的答书力透纸背正气凛然自不必说，为何多尔衮也有如此好的文才？”
守了说：“那还不是别人代笔作书？一说是洪承畴，一说是李雯。但不管怎么，那封信也写得不错我是从小在私塾中就听先生背过。”
这一说，大家马上就要他当场背诵。守了略作沉吟，便朗声背诵起来：
“大清国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文孔：予向在藩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士人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此间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王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审维终始，宁妨随浮沉？取舍从速，应早审定。兵马在行，可东可西，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袁守了一口气背完。史忠义道：“这洪承畴······或者是李雯吧倒也不但有文才，从理上说来，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尤其是说清朝得了北京是得之于李闯，而非得之于明朝，倒也真说得过去呢。”
“那是从清军角度来说嘛。但从我中华来说，和史文忠公的忠彪日月来比，那只是一抔黄土了。”守了道，“我倒是赞赏那段讥讽士大夫的话，喜好高树名义，宋人议论未定，而元兵巳经过江，这倒是打中了历来士大夫的要害。”
大家议论了一阵，史忠义就要求由他来读史可法的复信，也算是对史姓祖上的一点悼念，他拿过守了的那本《明季南略》念起来：
“南中向接好音，随遣使闻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宜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也。······”
史忠义用他那抑扬顿挫的绍兴官话读着读着，竟然读得潸然泪下，众人也听得感动不已。幸好这时院子里传来邮差的叫声，是守了家中来了电报，史忠义这才把信中止。要不然，真不知会赚掉四位学友多少热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