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年间，一切都是那么强大，一切都是那么弱小。我们的王朝已经进入一个奇特期。它充满了暮气，然而却生机勃勃；它保守、墨成，然而却是商业经济的开始；它一身正气，然而却妖人四起；它力图恢复儒家规范，然而却开奢侈、糜烂的先河。正统王朝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王朝，阴沉的君主、神秘的皇妃、跋扈的太后、充满理想的宦官、迈入轨道的官僚集团、民间的妖人、充满战斗力的流民，各色人等开始在这个帝国摇曳，没人知道我们的帝国要驶向何方？
历史进入正统年，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这位皇帝名叫朱见深，他还有八个弟弟，无论他是否被立为太子，他都似乎不是皇位的唯一人选。的确是这样的，在土木堡之变后，在太后的提议下朱见深被立为太子，随着郕王继位，敏锐的太后已经感觉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子他将朱见深接到自己的身边由侍女万贞儿抚养，不允许任何人接见这位皇子。后来随着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朱见深被改立为沂王，当他搬到沂王府后仍是由大他17岁的万贞儿抚养。仍为幼儿的朱见深对于人事的变动自然没有他的父亲体会深刻，对于他来说，身边有万贞儿在就可以了。此时的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被锁在这深宫中，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母亲周妃要在南宫陪伴自己的父皇。
一直到父皇重新登基，自己才重新搬回东宫居住。此时的朱见深已经是个孤僻的孩子，他迟钝、木呐、方脸、大耳，不喜言谈，不喜交流，英宗跟他谈不上什么感情。英宗更喜欢跟自己在南宫那些亲密无间的孩子，英宗复位后一直有想将见深废掉另立的意思，但此事的确事关重大，一个太子两次被废这意味着什么？英宗皇帝不得不慎重，但他的心思大学士李贤是知道的，李贤也知道皇帝的症结在哪里。
“皇上，社稷为重，皇上切要三思，即使太子无能，有我们这些阁臣在，一样可以辅佐社稷。”李贤这样对英宗说道。
李贤的话打消了英宗的顾忌，一则换太子对社稷的确震动巨大，会搅动各方势力，使平静的朝堂重新翻滚起来，二则对于太子能力的忧虑，李贤进行了解释，虽然这种解释不一定能令英宗完全释然，但至少能部分打消英宗的疑虑。除此之外，李贤的话释放出来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能够掌握帝国的命运，皇帝更多的只是发挥一个礼仪上的作用。我们的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重回它原来的运行轨道，朱元璋所设计的体系在经过一百年的运行后终于面临崩溃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拉近父子之间的距离，李贤让朱见深在英宗病重期间来到英宗床前，见深抱着英宗“嚎！嚎！”大哭起来，不管是真是假，父子俩的关系在这一刻的确拉近了。
因为这些因素，李贤在天顺末年和成化初年成了朝堂上的资深阁臣，文臣们开始希望能将朱见深培养成他们喜欢的模范君主，帝国的官僚们开始引导朱见深一步步走向他们所设计的道路。
每朝新天子继位后，除了颁布大赦天下的告示，还要做的就是平反，新天子的威信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成化年平反首先就是要为于谦平反，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于谦一定程度上属于代宗那个体系之人，而且在朱祁钰要废掉自己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不管于谦同意不同意他还是在上面签了字，如果替于谦平反心理上过不去，但朱见深毕竟与朱祁镇是隔代，心理上的这个坎他还是能迈过去。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替于谦平反是不是对朱见深作为皇帝的正统性产生动摇，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新天子似乎对这个问题也不在乎，他很快对于谦平了反，不仅如此，英宗复辟后所处理的一系列官员都被朱见深平了反。
眼见朱见深的所为非常得人心，文官们开始酝酿推动另外一个更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对朱祁钰的定位问题，此事关系更大，众人们虽然心中皆存此事，但无人提及。没人提及但并不代表人们不关注此事，事实上，对于谦等人平反和对景帝平反是一脉相成的，一旦开了个头就不能停止下来。紧张的气氛是令人沉不住的，总有心浮气躁的人跳了出来，抑或真的是憋不住了，抑或是有人指使，抑或从天子那里觉察到了某种信息。第一个上书替景帝翻案的是荆门州训导高瑶，高瑶举人出身，会试不中而被安排了一个训导的职位，成化三年高瑶上书要求恢复朱祁钰的帝号和庙号。帝国很多敏感的事件都是由身居外地的小官们挑开，而这些小官们也就此名扬千古，载入史册，或许改变命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捕捉到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们的上书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的效果。
此事既已挑明就不能回避，皇帝将高瑶的奏章让部院廷议，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皇帝态度暧昧，阁臣态度一样暧昧，终于在成化十一年由朱见深主动提出恢复了祁钰的帝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皇帝很显然走在文官们的前面。成化皇帝开本朝风气之先，朱见深登基后的一系列作为都为文官的谏言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虽然成化年官员们谏言不像万历朝那般波澜壮阔，但它毕竟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洪武时代以来对言路的压制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但文官们的上言都是泛泛而谈，既无新意，又不具备可操作性，皇帝表面上对这些文臣们的进言表示赞许，实际上也是不置可否。虽然我们这位君主广开言路，但一旦文臣们的言论涉及到了他的私人兴趣，他也表示出了不耐烦，甚至是大发雷霆。
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像文臣们所期待的那样中规中矩，他对儒生们开展的经筵没有丝毫兴趣，他更厌烦日复一日、琐碎非常的礼仪、朝政，他跟他的祖父宣德皇帝一样更热衷宫廷生活，但他更进一步，也更荒诞。他除了对新奇的玩意儿感兴趣外，他还喜欢跟道士、僧人搅在一起，他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他很阴郁，不喜与人交流，他总是闷在宫廷里写字、作画、听戏，他更迷恋比他大17岁的万贞儿，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似乎是个局外人，只有万贞儿是他的全部。
见深的大婚进行的很迅速，在他即位的当年他就结婚了，皇后为吴氏。为了防止外戚专权，大明朝的皇子和公主都是跟小吏和平民家联姻，这吴氏也不例外，父亲为禁军指挥使。在那个时代吴氏似乎是整个京畿地区唯一符合皇后的人选，她的家庭既不显赫，也不卑微，他端庄、识大体，但就是这样一位女子竟然在大婚一个月内就被废掉。这件事情令举朝瞠目结舌，人们惊讶的原因的不是因为皇后被废，而是这位皇帝在废后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常决绝，仿佛吴氏戳到了他的痛处。吴氏的确戳到了他的痛处，对于朱见深来说，替于谦平反，恢复朱祁钰帝号这些都没什么，但有个节骨眼绝不允许别人去触碰，这个节骨眼就是万贞儿万氏。
朱见深小时候就没有受到父母的疼爱，他是个孤苦伶仃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就是这位万氏，在他的个人世界里万氏就是一切，他的不自信，他的抑郁情绪都需要靠万氏来缓解。虽然我们这位皇帝结了婚，但对万氏依然宠爱，而皇后吴氏对这些事情就不了解了，她看见的只是万氏的跋扈，她是后宫之主，当然要行使皇后的权力。吴氏与万氏发生了冲撞，万氏竟然反客为主，朱见深对吴氏冲撞了万氏极其不满，所以坚决废了她。此次后宫的一次碰撞只是成化年的一个开端，但它清晰的对我们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个帝国依然不平静，正统朝被一个太监掌控，而成化朝似乎又要滑入一个女人手中。
这位万贞儿并不是很漂亮，她有着男性的气质，喜欢戎装佩刀矗立在皇帝身旁，给皇帝以安全感，除此之外她的房中术大约也很好，能够把我们的皇帝牢牢地驭住。所幸的是万氏的威力只在宫廷，她并没有像王振那样跟帝国的官员们发生冲突。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个女人对社稷的危害更大，因为她会影响到皇位的继承问题。吴氏既被废，那么还是要遴选新的皇后，无论如何说，万氏都不符合皇后的标准，不管是英宗的正室钱太后，还是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都容不得这个女人。有了前次教训，新选的王皇后始终不敢跟万氏较劲。
皇帝的这位保姆虽然跋扈，但此举更多的只是宫中内部事务，于礼仪上关碍并不大。成化二年万氏产下一子，皇帝高兴，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完美的事情，但帝国也只有他一人高兴，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这个女人将来成为皇太后。为了不让王皇后生育，朱见深甚至根本不去皇后那里居住，现在终于好了，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年底这位婴儿就夭折，皇帝似乎一下子跌入谷底。接下来的二三年时间里，宫中再也传不出宫女怀孕的消息，原来这位保姆令太监给每位怀孕的宫女吃流产药。
但还是有一名宦官于心不忍，只给一名怀孕的宫女吃了半份流产药，这名宫女终是将孩子生了下来，他就是日后的弘治皇帝——朱佑樘。人们将这名皇子隐密在宫中偷偷抚养，后来他被周太后接到宫中。这是一个转折点，它基本上标志着万妃时代的结束，从此这个女人对后宫已不具备控制力，虽然她是站在帝国最高处的女人，但是她不能跟全天下作对，一旦她的保护伞没了，她将会粉身碎骨。这位女人的嗅觉也是异常灵敏，朱佑樘的出现使得形势出现了倾斜，朱见深的内心也产生了变化，这个聪明的女人明白如果再一意孤行只能是适得其反。
朱佑樘的出现使得帝国的最根本问题得以解决，后宫的问题也只是在小范围之内，这也使得帝国的官僚们能腾出手来进行一些其他问题。成化初年起，自英宗年代就延续的南北党争在成化朝又拉开序幕，并带来一个言官沸腾的年代。
英宗皇帝不喜欢南方的官员，尤其是江西籍的官员，在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御宇的岁月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江西籍的人物在主宰帝国的命运，大明官场一直有江西人士把持科场之言，这还不是最令帝王关心的问题，最令帝王关心的是江西籍的言官们。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享誉天下的言官皆出自江西，到了成化初年帝国的内阁中还有两位重臣是江西人，他们是陈文与彭时，而内阁首辅却是河南籍的李贤，成化年间文官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
罗伦是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大明朝的官场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全国官员数江西，江西官员数吉安，似乎明王朝的一小半官员都来自吉安这个地方。罗伦家境清苦，状元出身，他又是一个极端的理学教徒，成化二年（1466年）罗伦便开始发难。他攻击的对象是内阁首辅李贤，弹劾的话题是李贤在父亲死后不按规制守孝三年，只在家中呆了二个月的时间便回来了。
我华夏以伦理道德立国，一方面通过纲常维持了一种松散而稳固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也成了我们文明的组成部分。安史之乱标志着大唐帝国多元文化实践的失败，从此华夏重归单一文明，如今伦理纲常重新成为这个帝国唯一遵循的风尚，身为国家首辅竟然做出如此有违伦理道德的事情，在大多数士子眼里这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无论你是否身居要职，无论你对社稷的作用多么大，都是不能违背这一准则，因为这是我们文明的核心，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
皇帝对于罗伦的上书不悦，当事人李贤也同样不悦。李贤有别的想法，内阁重臣陈文和彭时都是江西吉水人，属于罗伦的同乡，李贤很容易认为是陈、彭二人鼓动罗伦上书。李贤在英宗和宪宗两代皇帝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地位，而且李贤对于消除英宗与宪宗父子之间的嫌隙，保证朱见深顺利登基起到了推动作用，朱见深自然视李贤为股肱之臣，现在有人弹劾李贤，这自然是朱见深所不能容忍的，朱见深将罗伦外放福建。朱见深的这一处罚是轻微的，它既没有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反而激起了群臣抗辩，从各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出动，将矛头对准见深和李贤。皇帝大怒，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他对官员厉声斥责，李贤终于被他保下来了。虽然如此，李贤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他突然莫名其妙的发现他跟整个帝国的官僚决裂了，实际上官僚们是想借此事掌握舆论权，虽然朱见深将群臣压了下去，但在这年的年底李贤却死去。李贤的死标志着在宪宗面前再也无挡箭牌，帝国的话语权不可避免的滑入文官手中。
罗伦事件过后仅一年，翰林院的大能们又开始没事找事，这次有位叫章懋的编修上书反对元宵节点灯，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朱见深自然又将章懋贬黜。罗伦、章懋都是极有气节之人，被贬黜后随即辞官回乡，终生著书讲学不再出来做官，以自己的操守诠释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不贪权、不恋财、不惧生死，他们杜绝碌碌无为，他们更喜欢青史留名。虽然皇帝处理了罗伦、章懋，但帝国以他们为榜样的言官一波接一波，皇帝再也无法压制他们，此时的皇帝已经显示出倦政的信号，也许大明朝此后的行政特点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
慢慢的皇帝不再喜欢跟文臣们沟通，朝政都交给内阁处理，司礼监负责批红就行了，士大夫们期待的君臣共治局面终于开始形成。而我们的皇帝沉溺宫中跟各色人等交往，这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工匠、医生、画家、戏子、作家、道士、僧人、法王、术士、魔术师、罪犯、性学家、色情小说家、春画画家都能在帝国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且还是很好的舞台。
这的确是个人才迸发的年代。如果你是江湖潦倒的艺人，你最好去京城，在午门附近支一个摊子，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宦官来找你，将你招进宫去，从此衣食无忧；如果你能写出奇闻异志的小说，你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去皇宫投稿，放心，不会存在退稿的情况；如果你懂房中之术，能授以新奇的秘法，那也不错，你也能找到工作，最好是还能研制出类似大力丸之类的丹药；如果你能看星相，或者会些法术，能将白银变成黄金，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是地方官犯了法，你也不用担心，赶快逃去京城，以最短的时间学会一门手艺，然后再通过宦官的门路进入宫廷，你就能免除处罚，但从此你就不是士大夫的身份了，而成了宫廷豢养的娱乐人士。所以在这座宫廷里，除了江湖人士之外，还有一些中过科举的士大夫们。而这些士大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屑于跟这些江湖术士为伍的人，而另一类则比江湖人士还要江湖人士。
对于宫外的官员们来说，皇帝的意思很明白，我不干涉你们，你们也不要来干涉我。此时的大明皇宫内的确热闹，也许人们不知道宫中到底是如何热闹，但所有的人知道那里的确热闹。
皇帝除了供他们吃喝外，还绕过吏部和兵部授予他们文职和军职，前后共封了一千多人传奉官的官职。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所有人都是无拘无束，你的才情尽管发挥，披头散发没人怪你，哪怕是赤身露体也没人笑话你，这些只会被当作个性与才情的展现。对于已成为污秽之地的皇宫，文臣们自然不能容忍，皇帝与文臣的冲突又将展开。
面对滔滔而来的奏章和指责，我们这位皇帝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他将为首的几位大学士采取封官的策略来拉拢，对于其他人则挑其毛病加以斥责，正是这种分化瓦解、又拉又打的策略使得我们的见深同志在面对滔滔洪水的时候如稳固的堤坝一样屹立不倒，多年以后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对这位皇帝的手段佩服的不得了。在这方面他远比他的后世子孙们强，他学会主动进攻，他完全不用强就把握了话语权，的确，大明朝到了成化年，文官们自身也不干净，贪污纳贿、旷工押妓。
朱见深成功的阻击了群臣，自从李贤死后，大明朝失去能够制约群臣的人物。成化年注定是个热闹年，宫里热闹，宫外也热闹。群臣在宫外也互相倾扎，党争已经隐隐若现，朱见深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乐得个清静自在，但我们的帝国从这一刻起似乎失去了它的凝聚力。的确，民间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成化年还注定是个妖风四起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