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是嘉靖的第三子朱载垕，他做了29年不明不白的储君，没有人知道他跟他的父皇见过几次面。他的父皇不是不愿意跟他见面，而是不能见面，因为在明王朝的皇室留传一个咒语——二龙不相见，皇帝的冷淡是对儿子的保护，当朱载垕的儿子朱翊钧诞生后，这位皇帝依然表示出了淡漠，但是他的内心是热乎的、是畅快的，为了他的江山社稷，他必须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
我们讲这些绝对不是毫无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了隆庆皇帝的性格。正是因为父皇的冷淡，使得这位储君一直在一种抑郁的环境下长大，他的性格沉默而寡欢，但也正是这种成长进程的不顺使得他有一种豁达的心境，他在这方面跟弘治皇帝一样能够容人。
我们可以看的出来，隆庆王朝基本上改变了嘉靖王朝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开始恢复嘉靖朝以前的那种言路，君臣关系开始融洽，与蒙古人恢复了互市贸易，并进行了开海。嘉靖死后，由徐阶起草了一份遗诏，遗诏中嘉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自己过去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受到了奸人蒙蔽，本来打算改正这些错误，但时间来不及，所以留给后世纠正。并说道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五年期间，因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并要罢除一切斋醮。因为这道遗诏，杨廷和、夏言、杨继盛、沈链皆被平反，还有一个人被放了出来，他是海瑞。
沿海的海盗虽然被俞大猷、戚继光、刘显剿灭，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海盗依然是个问题。谭伦在福建当巡抚期间，福建的海盗问题又猖獗起来，谭伦给朝廷打报告，请求在福建开关。帝国在严嵩主政期间，一直想在南北开放贸易，但都慑于嘉靖而没有成行，现在嘉靖既死，开放贸易自然是顺水自然的事情。
谭伦的报告被批准，朝廷在福建漳州开埠了一个月港，允许在月港从事私人贸易，但必须获得船引，起初对船引的数量和商船的吨位做了规定，但后来在这方面也渐渐放宽了。虽然只是在帝国的万里海疆开了一个小口，但它却吸引了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但是这些白银既没有流入国库，也没有造福百姓，而是全部流进了私人腰包，帝国并没有收取关税的概念。除了隆庆元年的开关，跟蒙古人的互市也在考虑之中。因为明廷拒不开关，且杀死俺答汗派遣的使者，俺答于嘉靖二十九年带兵破关来到北京城下。整日深居西苑的嘉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手忙脚乱的他将火气撒到臣下的头上，严嵩告诉他蒙古人是来抢东西的，抢完了就会走。果然，蒙古人在京畿地区连抢8天，事后，嘉靖怒气难消，皇帝的尊严、天朝的脸面就这样被毁了，他将责任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并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害。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的兵锋让这位自负的皇帝清醒了。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突然来到边关向明廷投降，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原来把汉那吉要娶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但俺答却将兔扯金的女儿许配给鄂尔多斯，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奔明廷。
明廷方面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前来关下要人，明廷方面不给，眼见无法，俺答顺势提出要求通贡、互市，恰巧明朝方面也早有此意，可以说隆庆四年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竟然促使明蒙之间达成和议，不仅通了贡，而且还在大同开了马市。
隆庆五年，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的子孙侄分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俺答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一次，每次不超过500匹，进贡人数不超过150人，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开设马市。这对长城内外来说的确是一件盛事，蒙古人激动了，俺答汗激动了，长城内外的老百姓都激动了。隆庆五年的和议不仅结束了中断60年的明蒙互市，更是结束了长城内外200年的敌对状态。俺答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严令蒙古各部落去明朝境内骚扰，明廷方面也禁止边军出边攻掠。
很快，边疆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大的市镇开始兴起，人声鼎沸、商贾如织，其热闹景象竟然不亚于中原各省。如此同时，一部分蒙古人开始南迁到长城内外过上定居生活，唐元两朝的胡汉杂居景象再次在大明朝出现，长城内外又重现炊烟袅袅、人烟稠密的景象，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起来，边境经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边境贸易的繁荣，更是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运河也忙碌起来。长城内外既然恢复和平，帝国每年节省的军费何止百万，而且从边市中抽的税也颇为可观，帝国的财务顿时得到改善。
隆庆开关和隆庆和议标志着我们这个国家开始走向开放与自信，虽然这是由高拱、张居正、谭伦等能士推动，但这也跟那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那位垂衣拱手的天子不无关系，正是他的默许推动了这一切。治国很多时候并不复杂，只需要你头脑灵活一些，不要管的太死。
隆庆朝的确是有弘治王朝的气象，皇帝不仅在对外问题上采取了灵活政策，他在用人上也是不疑。文有高拱、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谭伦，而这些人都是嘉靖时代就开始培养的人，尤其是高拱和张居正是嘉靖皇帝特意挑选出来充当裕王老师的人，这无疑是在给裕王培养一个班底。
虽然隆庆王朝有了新气象，但隆庆时代的内阁班子并不团结，其倾扎比嘉靖时代的更为激烈，因为隆庆时代的内阁班子有两个火药桶，一个是高拱，一个是张居正。两人的经历相同，都是从进士到翰林院，然后再从六部入阁，缺乏挫折和地方的历练，所以稚嫩而偏激。高拱自恃是裕王的老师，嘉靖培养的下一代官僚，所以在严嵩时期高拱就展露了自己的性格，他对严嵩多嘲讽，严嵩也拿他没法。从嘉靖末年起高拱作为帝国的二号人物已经跟徐阶产生了矛盾，他们的矛盾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性格上的，二是行事方式上的，三是学术思想上的。
高拱性格火辣，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徐阶性格阴柔，有话不说，这些都令高拱所厌恶；高拱在行事方法上也是光明正大、敢想敢干、崇尚革新，而徐阶则显得患得患失、谨小慎微、因循守旧；在思想上，高拱是经世济用，徐阶信奉的是陆王心学。徐阶曾多次在京城开展大规模的讲学活动，这些都令高拱十分反感，他跟张居正一样都是抵制书院讲学的人。
在高拱看来，这位徐首辅跟倒台的严嵩一样，一味迎合皇上，压制言路，行为苟且。嘉靖四十五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弹劾高拱在内阁班房值班的时候经常私自回去会小妾，嘉靖对此并没在意，但高拱认为是徐阶指使。
世宗驾崩后，徐阶不与阁臣商议，私自拟诏，让嘉靖自己抽自己的脸，高拱对此更是怒不可遏。高拱认为徐阶此举彻底暴露了他的虚伪与狡诈，徐阶通过私拟诏书将自己迎合嘉靖的责任推的干干净净，将这些被罢黜的官员召回来，这些人自然要死心塌地的替徐阶卖命。
隆庆元年，吏科给事中胡应嘉考核不合格，皇帝征求众位大臣的意见，高拱说胡应嘉没有人臣之礼，应该贬斥，就这样，隆庆皇帝将胡应嘉贬到外地为官。高拱对科道的言官向来没有好感，在他眼里所谓的言官都是为了自身团体的利益相互倾扎。高拱对胡应嘉的态度顿时令舆论哗然，人人纷纷指责高拱公报私仇。
事实表明高拱对付言官的确比前朝的嘉靖、严嵩和后朝的万历都要厉害的多，他直接命令徐阶杖责这些损毁其名誉的言官，徐阶拒不执行，两人在内阁公开骂战。
高拱质问道：“先帝在世时，你献青词以取媚，现在先帝驾崩，你立刻倒戈，而今你结交言官来对付我这个当今皇上在藩邸的腹心之臣，请问是何居心？”
徐阶不慌不忙的答道：“我并非背叛先帝，我私拟遗诏乃是替先帝收买人心，你说我写青词取媚先帝，我承认，但先帝在世的时候曾以密信给我，先帝说高拱上书说也想为斋醮尽一份力，问我可不可以，现在那份密信还在我那里，你要不要看一下。”
徐阶的回答将高拱噎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阶又说道：“你说我结交言官攻击你，天下言官那么多，难道我都能结交吗？我又怎么能让他们攻击你？即使我结交言官，难道你就不能结交。”
徐阶的一番回答打的高拱是刹羽而归，在这场斗争中，很明显高拱是仗着裕王撑腰，他才肆无忌惮，高拱在徐阶那里折了面子，自然要报复。隆庆元年的徐阶已经是江南第一大富户，他的家庭拥有广阔的良田，成群的仆人，而且横行乡里。高拱就纠住徐阶家人的不检点予以弹劾，他不仅自己弹劾，还指使自己的手下弹劾，而此时朝廷里有大批嘉靖朝被罢黜的言官，他们受徐阶庇护得以重返朝廷，此时一个个摩拳擦掌。眼见高拱跟徐阶作对，北京和南京的官员集体出动，他们像疯狗一样攻击高拱，这种形势即使是有隆庆撑腰的高拱也抵挡不住，为了缓和气氛，出于保护高拱的考虑，隆庆暂时让高拱致仕。就这样，在隆庆元年，这位不可一世的内阁大臣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回家了。
高拱的离去绝对不意味着徐首辅的胜利，恰恰暗示着徐阶的倒台。隆庆对这位首辅并无好感，徐阶私自拟定的那份遗诏，隆庆虽然没说什么，但这也并不代表隆庆赞成徐阶的所为，嘉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这种让死去的皇帝自己打脸的行为在帝国的每一个人看来都是好笑的。隆庆元年高拱与徐阶的较量可谓风雷激荡，隆庆对于言官一边倒的现象颇为警觉，他试图恢复嘉靖以前的那种宦官权力，例如让宦官督导北京的团营和南京的振武营，徐阶都表示了反对，隆庆想去南海子游玩，徐阶也陈述不可，皇帝渐渐对徐阶厌恶之。当徐阶觉察出皇帝不想再用他的时候，这位首辅便辞职了。此时徐阶已经65岁了，七年的首辅生涯，十七年的内阁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虽然看起来很从容，但个中滋味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在家中等待了二年半的高拱已经是急不可耐，隆庆三年的冬天接到了让他回京的通知，他不顾天气的严寒和新年的来临马不停蹄的赶到了京城。高拱的回京使那些曾经反对他的官员们惴惴不安，徐阶已经不在了，高拱又为吏部尚书，那位曾经弹劾过他的胡应嘉心里惧惊，在熬过几天的不应期之后，终于由于心中的巨大恐慌导致胆裂而死，还有一位弹劾高拱的官员欧阳一敬在归乡途中竟也由于惧怕而死。一时间满朝风声鹤唳，高拱对这种状况十分满意，满意归满意，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心腹之人放出了风声，“我高拱重回庙堂是要与各位休戚与共，过去的恩怨都已经过去了”。
高拱的安抚虽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但至少令众人的心境平静了下来，再辅以时日才能够慢慢平息。高拱既当国，他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吏部尚书他将吏治作为首当其冲的改革方向。他推行进士与举人并举的用人方针，因为相比较进士群体来说，这个举人群体数目更加庞大，难免真玉掩埋其中；高拱还命各地建立人才储备库，实行公开招考人才的制度，对于吏部会推官员的制度也进行改革，他将私密的会推制度公开化，对于被罢黜的官员高拱也亲自找其谈话，告之被罢免的原因，一时无人不服；高拱还建立严格官吏考察制度，对天下官吏的品行每月一汇总，由高拱亲自过目，年终再集中汇总作为考核官吏的依据。
除了吏治之外，高拱在与蒙古人互市以及处理南方少数民族问题也颇有亮点。隆庆五年与蒙古的和议虽然是顺应时事，但跟高拱的推动也不无关系，三边总制的都督以陕西跟宣大情形不同，不愿意跟蒙古人互市，高拱去信斥责，不久陕西省也开始开放边市。时贵州巡抚说本地土司造反，请朝廷派军进剿，高拱知道这通常都是地方官员没事找事，高拱保持了理性态度，派人去贵州调查，终于调查清楚真相，避免无谓的战争。
高拱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其人毛病也少。高拱性情火爆，处事操切，求治心切，对待下属刻薄，性格偏激，心胸狭小，好挟私报复。世宗死后，徐阶重新任用的一批官员，高拱尽皆免去，而在嘉靖朝跟随皇帝胡闹而被徐阶免去的一批官员，高拱又重新起用。高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出于隆庆皇帝的指使或者暗示，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答案，但皇帝对于这一切肯定是默许的，在人事和决策上两人是一致的。
事实表明，高拱、张居正这样的人的确比严嵩厉害百倍，昔日严嵩当国对官僚一味忍让，才换来官员们的攻击，最后还是靠皇帝杀了几个人才替严嵩解围，而高拱和张居正当国的时候真的跟官员们较起真来的时候，这些人便都没了脾气。
高拱仍有一件私事没了，那就是徐阶问题。隆庆五年，高拱让原苏州知府蔡国熙担任苏松兵备副使，这蔡国熙跟徐阶本就有矛盾，高拱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自然是让他对付徐阶。蔡国熙一直监视着徐府，终于他逮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将徐阶的两个儿子充军，一个儿子削职为民，没收徐家大批田产。徐家的子孙们抱着他痛苦流涕，徐阶只好给张居正写了封信，让他居中调停。
张居正对高拱施加了压力，抑或者高拱自己感觉做的过份，便终止了跟徐阶之间的恩怨，这倒令蔡国熙无路可走，他大骂高拱出尔反尔，卖了他。
高拱的专权与跋扈在帝国日益激烈，虽然跟官僚们一再起冲突，他都得到了隆庆皇帝的庇护。隆庆五年，随着殷士儋的致仕，高拱将保守派官僚全部踢了出去，他算是真正的权柄在握，但他不知道一个隐藏幕后的人正向他伸出锋利的匕首。
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放了出来，从此一路升官，隆庆元年就做到了大理寺右丞，这些都赖于徐阶的提携。当时正值徐阶与高拱斗法，海瑞又开始炮轰高拱。事实表明，高拱正需要海瑞这样的人来对付，海瑞在奏书中说，“徐阶为首辅天下开始出现治世的景象，徐阶不招权、不纳贿，而高拱性格狡猾而且凶，高拱的才具不足以担任内阁大学士，而且高拱指使爪牙将是说成非，非说成是，臣以为应该立刻罢黜高拱。”
海瑞的上书直接将高拱搞的没有脾气，打了高拱一个响噎。隆庆三年，在高拱回朝的前夕，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
应天巡抚治所在苏州，下辖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另外还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省税粮。
可以说帝国半数粮仓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份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让海瑞出任这个地方的巡抚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徐阶已经致仕，不会是他推荐，高拱跟海瑞有仇，也自然不会是他的举荐，张居正向来看不起海瑞，他也不会举荐海瑞，所以海瑞此次出任应天巡抚可能出自皇帝的圣裁，皇帝想利用这把利器去戳一戳江南的那些豪绅们。
海瑞人还未到任上，其声势已惊涛排海而来，整个江南上空似乎是阴云密布，一些本地的精英分子似乎开始喘不过气来。一些当地的官员开始向吏部打报告要求调走，缙绅之家将大门由朱色涂成黑色，驻苏州的一名宦官将轿子由八人抬改为四人抬。
海瑞上任伊始便发布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条：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意守节的寡妇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前往各地视察，地方官吏一律不许迎接，巡抚在各府县逗留期间，伙食标准为二钱至三钱银子，鸡鱼肉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公文必须写满，不许留白，知府和县令不许下乡，有事让吏传唤民众到场，境内停止生产一切奢侈品。
海瑞的这些条款显得古怪而琐碎，而且不近人情。
不久，海瑞又发布文告要对那些因为破产失去田产的农户讨回他们的土地。在本朝，洪武皇帝通过武力手段革除士绅阶层，但到了明代中期这个阶层又死灰复燃，因为帝国的土地所有制仍旧是封建土地私有制。
有积蓄的自耕农或者政府公务员通常将钱以高息的形式贷给那些缺资金的农户，这些借钱的农户自然以田产做抵押，一旦还不起债务，所抵押田产自然归贷款者所有。但帝国的法律又规定，五年之内失去田地的农户可以以原价赎回，海瑞来到后便开始执行这一规定。
一时前来申请退田的人络绎不绝，巡抚衙门口挤满了前来要求退田的百姓，海瑞一个月居然收到要求退田的申请达几千份，这名官僚居然碰到了跟洪武皇帝一样的难题，那就是由于自身的理想化带来一些复杂性的问题。
这些要求退田的申请很多都指向一个人，前任首辅徐阶，徐家大约很久以前就从事高利贷生意，而且几代没有分家，到如今积累的田产已达六万亩。这倒令海瑞难办了，一方面徐阶对他有恩，另一方面自己政令如山，而且天下的眼睛都看着自己。
事实说明我们这位官僚并非一根筋，他也具备灵活性，只是看情况而论。他采取了折衷办法，他令徐阶退了一部分田，又逮了徐阶的弟弟，这样既对老百姓有了交待，又维护了徐家的利益。
海瑞在处理徐阶问题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至少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处事秉公的人，前来申请退田的人越来越多，而海瑞也越来越有信心，他跟当初的洪武皇帝一样开始牵扯进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中去。
海瑞的行为终是触犯了士绅的利益，在他来江南的八个月后，终于开始有人弹劾他了。刑科给事中首先发难，他说海瑞不识大体、不近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只能放在清闲的岗位，不能重用。穆宗皇帝并没有理会这些，他大概很享受的看着海瑞在地方上搞个不亦乐乎。
眼见刑科给事中的弹劾没起到作用，徐阶授意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弹劾海瑞。戴凤翔在奏书中说海瑞“不谙吏事、鱼肉缙绅、沽名乱政”，而且还说海瑞性情古怪，将自己的妻妾杀死。
虽然戴凤翔的弹劾具备代表性，但依然不起作用，皇帝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官僚依然庇护，但群臣对海瑞的态度却大大转变。当海瑞将矛头对着嘉靖的时候，众人还觉得有点意思，但当海瑞将矛头对准士绅集团的时候，他们发觉事情不是那么妙了，因为政府官员的家庭多多少少也是这个集团。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人志大才疏、性格偏激，只会将事情办糟，所以只能闲用，海瑞在文官团体中树立的那种形象轰然倒塌。
有隆庆撑腰，仍然是没人能撼动他，但当高拱回朝以后，这一切就不同了。高拱是个睚呲必报的人，隆庆元年海瑞对他的辱骂他还记忆犹新，高拱担任吏部尚书后就发现了戴凤翔参海瑞的奏书，高拱立即做出批示，免去海瑞应天巡抚的职务，改任南京粮储总督，不久高拱又免去海瑞督粮官的职务，见此情形，海瑞便辞去职务回到了海南。临行前，海瑞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道：“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隆庆年的政治斗争仍然是血雨腥风，而且这种较量是在清流与清流、君子与君子之间，博弈的会更精彩、更激烈，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人的精彩人生。总体来说，斗争还是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进行，因为有皇帝的支持，革新派要顺利的多，跟前几朝不同的是，皇帝对这种改革派是始终不渝的支持，而且这种改革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也是前朝不存在的特点。从隆庆元年到万历十年是帝国的改革期，这场改革涉及到军事、人事、经济方面，它在军事方面带来的私兵制，这多多少少的会提高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人事方面主要侧重于对官吏的考核，这点在张居正死后已经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主要是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赋税和徭役合并统一以白银缴纳。
这三方面的改革事实上都存在问题，有的还是灾难性的。军队的私兵化会带来军队的官僚化，会导致将领的自保，而这又会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对官吏考核过严又会导致弄虚作假和官员加大对百姓的盘剥；白银的货币化又会动摇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尤其是这点，在明朝的灭亡中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进往往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美好，它所带来的弊端会在以后显露出来，而这些或许又将成为各级官吏苟安的说辞。无论如何，隆庆时代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打破了祖制，南北同时开关，这完全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才是后世人应该关注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