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温体仁离开庙堂，代替他在内阁主事的是张至发、薛国观，无论是张至发，还是薛国观都是温体仁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在温体仁离去后，帝国奉行的仍旧是温体仁的施政纲领，那就是全面贯彻崇祯的用人方针和钱粮赋税政策。既然如此，张至发和薛国观都避免不了跟温体仁一样尴尬的局面。
翰林院编修，复社的吴伟业首先跳了出来，他说：“体仁不学无术，习性阴险，包庇小人，结党营私。然而首辅张至发对他百般赞美，说他‘孤执’，又说他‘不欺’。体仁执政期间，有唐世济、闵洪学、蔡奕琛、吴振缨之徒参赞密谋；又有徐履谦、张汉儒、陆文声之徒排斥异己，哪里谈得上‘孤执’？体仁家中窝藏盗贼，财产遍布湖州，幕僚中不乏亡命之徒，又哪里谈得上‘不欺’？由此可见张至发与温体仁是一丘之貉。”
紧接着，翰林院检讨杨士聪上疏弹劾吏部尚书田惟嘉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张至发看到这份奏疏后，立即誊写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预先做好申辩的准备。不料田惟嘉弄巧成拙，还没有等皇帝把杨士聪的奏疏批转内阁公开化，他就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辩解。朱由检感觉到这一定是有人将杨士聪奏疏的内容泄露给了田惟嘉。他便令田惟嘉交待此事，田惟嘉只得将事情的原委兜了出来，崇祯对张至发泄密极其不满。
接着又有人举报张至发的秘书黄应恩受贿，崇祯将黄应恩下狱，这个时候，张至发感觉到崇祯已经不信任他了，便以辞去首辅了事。
张至发辞去首辅后，薛国观担任内阁首辅。薛国观在崇祯初年被定为阉党的漏网分子，他极受温体仁的赏识。事实表明，温体仁还是受皇帝眷念的，虽然体仁离开内阁，但跟此事有关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也受到了斥责，而且东林党人钱谦益始终也没有再被崇祯启用。所以，崇祯对薛国观寄予厚望，一直希望他能替代温体仁的角色，为国尽忠，但薛国观毕竟不是温体仁，他无法具备温体仁的那种治国才干，也无法做到温体仁的那种廉洁自律。渐渐的有一些关于薛国观违纪的劣迹传到朱由检的耳朵里。
由于财政空虚，薛国观让朱由检找宗室、外戚、勋贵捐资助饷，哪知这些勋贵外戚一毛不拔，崇祯一怒之下逼死了武清侯李国瑞，朱由检最终将此事迁怒薛国观。崇祯十二年的考选中，行人司的复社官员吴昌时贿赂薛国观，薛答应授以吴昌时吏科给事中的官职，但到放榜之日，吴昌时却被授以礼部主事一职。吴昌时一怒之下检举薛国观收受贿赂，到了此时，薛国观的倒台已经是势所必然。
从崇祯十年起，东林党和复社联起手来陆续干掉了温体仁、张至发、薛国观，到了这个时候，推举谁为首辅已经是摆上日程上的事情。崇祯和复社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人选，那就是曾经的首辅周延儒，对于崇祯来说，周延儒是自己信任的对象，时至今日，这种信任仍然没有衰减，对于复社来说，崇祯四年的会试，正是首辅周延儒的袒护，才使得复社的领袖张溥、吴伟业等人高中，所以周延儒也是复社人能够接受的对象。
倒掉薛国观的吴昌时也给张溥写信，让他帮忙运作周延儒复出。此时张溥也清楚地认识到，从东林或复社体系内部推举人担任内阁首辅已经是不可能，所以，退而次之只能将力量集中在周延儒身上。于是乎，张溥、吴昌时四处为周延儒复出活动，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六人各出资白银一万两入股，一共奏集白银六万两作为周延儒复出的活动资金。
复社对周延儒复出的不遗余力不是没有条件的，张溥跟周延儒达成的条件主要有三项：一是减免东南税粮；二是任用东林党和复社的人员；三是减少宦官对政治的参与力度。这几项条件周延儒都作为复出的条款向崇祯提出，崇祯都接纳了，就这样，因为周延儒的复出，暂时缓和了皇帝跟东林、复社清流之间的矛盾，东林和复社人又暂时迎来一个短暂的春天。
在大明王朝已经进入生命垂危的时刻，周延儒的复出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无法挽救这个王朝，对于复社来说也无法将开放的言路长时期的延续下去。崇祯十四年，在周延儒复出后不久，复社的领袖人物张溥病逝，崇祯十五年，明廷对农民军的招抚政策失败，李自成和张献忠大举转向进攻，而周延儒内阁和被启用的东林党人刘宗周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策略，在这种情况下，“阉党”路线卷土重来。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崇祯十五年都是崇祯一朝的转折点。
事实上，在国家频临崩溃之际，复社的主张并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减免钱粮本就使得破产的财政雪上加霜；广开言路也终究会丧失政权的凝聚力。到了这个关头，已经是如何扑灭内忧的时刻，党派的征伐、赋税的免征、言路的开放与否根本不是这个破败的帝国所应该考虑的议题。
赋税的减免必须建立在国家财政充裕的基础之上，官员的任用也必须建立在被任用官员能够为国家大计出谋划策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帝国已经是积重难返了，它绝不会因为某项人事任命会突然变好或者突然变坏。
此时的状况对于崇祯来说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崇祯元年，因为东林党和复社人的复出，一群碌碌无为、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僚占据朝堂之上，朱由检放眼望去，竟没一人可用，没一策可出。
崇祯十六年，清军破关深入到京畿附近劫掠，朱由检让周延儒出城指挥战斗，当周延儒赶到通州的时候，清军正准备撤走。周延儒既不敢追击，也不布置沿途拦截，只是待在通州闭门不出，而且不断的写战报给崇祯，里面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话语，帝国衰落至此，任何人仿佛都开始作秀，在静等着它倒下的那一天。
周延儒的这等作为被朱由检知道后，这位皇帝彻底失望，于是便勒令周延儒致仕。事情远没有结束，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被以纵兵抢掠罪判死。接着，周延儒的干儿子，复社领袖吴昌时又被人交待出招权纳贿、泄露机密等诸多罪状，朱由检将吴昌时叛死，又勒令周延儒自裁，这已经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间的事，此时距顺军破城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周延儒是帝国第二位被皇帝处死的首辅，第一位是夏言。
两年时间的周延儒二次内阁就这样尴尬收场，周延儒最终逃脱不了自戕的结局。复社的梦想，周延儒的抱负，崇祯的尝试都在这一刻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