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十年正月皇帝突然死去，时年37岁，皇帝的死去使得刚刚上了轨道的大明政治嘎然而止，我们这个帝国似乎重心不稳，没人知道它将要滑向何方。
皇帝的死因至今没人能解释清楚，一说死于仙丹中毒，一说外出巡游着了风寒，无论何种原由这个皇帝的确已经离去了，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又由何人填补？
朱瞻基的盛年离逝留下了8岁的朱祁镇，未成年皇帝在我们这个王朝提前到来，所幸的是在15世纪初期的中国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摄政团。他们共有八人组成，太皇太后张氏、内阁三杨、宦官金英、范弘、王瑾、资深元老英国公张辅，内阁和司礼监代表一对合作又矛盾的集团，太皇太后与英国公互为表里保持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这是一种由皇室、文臣、宦官、贵族组成的一种复杂的政治机构，但它成功保证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宣德皇帝死后的政治稳定性，但我们的明王朝不可避免的滑向了老人政治。
纵观整个明王朝我们可以看见除了文官集团外，没有太多跋扈的人物，太后、皇后、皇妃、外戚、宦官、武将、贵族都是极其内省而自律的人，前朝的很多事情都在本朝得以避免。很显然我们的这位太皇太后张氏也是一位内敛而自律的人，她从不干涉朝政，娘家的人也没有因为她而获取殊荣，张氏一生的亮点就在于朱瞻基想换皇后的情况下给予了支持。朱瞻基换皇后这一举措跟华夏的礼法大大不符，太后心中大约也不乐意，但她还是给予了支持，她是从这个国家考虑，从江山社稷考虑，她很清楚地明白皇帝要做什么，一旦皇帝的心愿没有得到支持，那么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太后张氏无疑避免了宣德朝的一场潜在危局，甚至是可能出现的立储危局。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人都是建文时代的人，五朝元老。杨士奇江西泰和县人，人称西杨，建文元年以举荐方式进入仕途，杨士奇行事标准，精于内政，在永乐至宣德三朝中发挥着稳定器作用；杨荣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进士，人称东杨，精于边事，朱棣数次北征杨荣都是随从；杨溥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进士，人称南杨，永乐时代为太子冼马。杨溥并不像东西二杨一样显赫，他是以低调闻名，生怕踏错一步，其实其他二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杨之所以能历五朝跟他们的保守与谨慎是分不开的，他们知道更多的是如何与君主保持合作关系，而君主也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谨小慎微来压制整个文官集团。
金英、范弘、王瑾作为宣德朝的三位资深太监跟很多宦官一样从安南而来，他们不仅在宣德六年的清洗中得以保全，而且在宣德七年更进一步，但他们属于拧得清的人，称得上正值，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当作帝国的一份子而不仅仅是家奴，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操之于心，甚至在三杨死后，这些太监迅速弥补了文臣的空缺来应对突发事件。
英国公张辅已经成了帝国最元老的人物，他经历了从永乐至正统朝的一切大事，作为河间王张玉的长子，他首先随父参加了靖难之役，父亲在东昌会战中战死，张辅继承了家族的一切荣誉。朱棣登上皇位后，张辅迅速被派到安南战场，朱能死后，张辅冲锋在帝国的最前线，随后他又随同皇帝几次北征漠北，宣德年间又参与了对汉王朱高煦的进剿，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75岁高龄殒命土木堡。
明王朝不可避免的滑入老人政治，但老人政治能够使仁宣两朝的政策得以延续，能够使政局能够平稳，但它不可避免的带来一系列执政危机，那就是面对一些潜在问题时它使得我们这个帝国步履蹒跚，而不再是那么决绝。
无论是太皇太后、张辅，抑或内阁和司礼监都失去了革新的动力，有了前朝的血淋淋教训，以金英、范弘、王瑾为首的宦官集团不敢对朝局有大的变动，三杨已至暮年，对于大明王朝的国事已是有心无力，三人经常举办一些小型聚会，不求菜肴精致、饮酒多少，只求兴致所致，在这种小型聚会上三老依托“台阁体”创作了一些平淡、乏味且歌颂太平的诗词。兴致、恬淡后面是三老深深的无奈与消极。
老人政治已成了落日余辉，它已经显得跟这个时代是那么不合拍，所有人都知道新生力量即将破土而出，所有人对于帝国命运也开始忧心忡忡。
明代的划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统年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进入了中期，万历三大征的结束基本标志着明王朝驶入了它的晚期，这是从时间段来划分；如果从君臣关系来划分，明王朝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永乐是文臣被压制的时期，仁宣两朝是君臣融洽的时期，从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王朝灭亡这大段时间都是君臣斗争的时期。
正统初年的一切虽然都按照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走，但我们的王朝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也许多年后人们仍在思索造成这种偏差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皇帝的教育问题，还是三杨的无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后文官行为方式的变化才是主因。
正统年是帝国的转折点，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在此后全面爆发，三杨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一种平衡，三杨一死局面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静下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军队退化的战斗力、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这些问题在宣德末年已经出现，我们的宣德皇帝虽然也曾整治过此类问题，但他更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诸如此类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位宣德皇帝似乎对宫廷生活关注更多。通过这些读者可以感受到仁宣两朝的平静是暂时的，洪武、永乐两任皇帝过份压制的问题在后世宽松的环境下必然又将出现，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后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将重回洪武与永乐的政治脉络。
面对吏治腐败、军事危机、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三杨自然无能为力，无论是杨士奇，还是杨荣、杨溥，他们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辅以润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现拐弯的时候他们却手足无措。有才干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难之役中死去，永乐时代留下的皆是一帮平庸之辈，而三杨以后的文官又皆是矫揉造作、文过饰非之人，可以说当朱棣带着他的队伍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精英已死的时代。
三杨既然无能为力，后辈又是自以为是之人，这个重任落在了两个愤青身上，他们是大愤青王振和小愤青朱祁镇。
王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当地大约是一个县治下的教谕，朱棣在位的时候为了给宫女授课说服了一批儒生尽身入宫，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影响到了小皇帝朱祁镇，最终使得我们帝国的脉搏居然也随同跳动。
王振来源于底层，体会了底层民众的艰苦，他对这个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愤世嫉俗。他不喜欢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乐的那种武人政治，他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吏治要严、刑法要苛，对于明朝势力从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虽然王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抱负，但只作为一个教谕的他却不具备实现这些理想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入宫后，他抓住了一个能实现此等理想抱负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镇，王振负担起了小皇子的教育问题，他便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着他的思想与理论。
明代有“经筵”一说，“经筵”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担当皇子的教育，这既是帝国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们挖空心思也要把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皇位的继承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跟他们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镇的教育问题文人没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从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开始偏离文人政治的方向，无论后世之人如何辱骂三杨，我们的帝国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镇对三杨的讲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更喜欢王振给他讲外面的世界，讲民间的生活，他更喜欢王振带着他骑马射箭，而我们的王振同志也若隐若无的告诉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马，文官并不可信。而掌握兵马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狩猎、经常出巡、经常巡阅军队，乃至亲征。
朱祁镇登基后，王振看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这一天到来了，他要凭一己之力扭转仁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还给大明王朝一个朗朗乾坤，无论这种朗朗乾坤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我们这位宦官的确这样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国公张辅对于政事撒手不管，三杨对于政事又是消极应付，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王振的头上，从正统元年起这位宦官似乎就开始在帝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个好玩的皇帝，他曾让宫中太监前往各地搜集珍奇的玩意儿，也为此杖毙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太监，而英宗登基后，王振开始禁止宫内太监从事这些采购，成功的将宣德朝的这一弊病消于无形之中。
面对权力出现了真空，王振开始主导官吏的任用。针对三杨即将退去的情况，王振也有考虑，王振曾征询过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政绩。王振对于干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份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也是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但这些光景都是短暂的，持续不断的灾荒、农民起义、边境战争很快把正统初年的安静撕裂，帝国进入震荡期，以至于后来的学者研究起来都对明王朝能从那种危局中走出来而没发生大的动乱而感到惊讶。
当永乐皇帝在北征蒙古途中死去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帝国放弃了它的干涉主义，但仅仅过了十年，漠北形势就是风起云涌。
国初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是兀良哈、鞑靼、瓦剌。挨着喜峰口的兀良哈三卫内附大明朝，另外就是东面的鞑靼部和西面的瓦剌部，鞑靼部继承了铁木真的黄金家族血脉，仍旧以游牧为主，保持着蒙古人的传统习俗，西面的瓦剌属于山地森林蒙古族，以渔猎为主。大明建国后仍是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作为打击的对象，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黄金家族重新统一蒙古，所以黄金家族一直是明王朝打击的目标，到了宣德年间，奄奄一息的黄金家族再也承担不起振兴蒙古的责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明王朝对黄金部落持续不断打击下，瓦剌部却在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部的杰出领袖脱欢就逐渐蚕食瓦剌各部，接着又将手伸向了鞑靼部，而宣德年已放弃了永乐时代的那种对外扩张政策，明廷对于脱欢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过强的干涉性，脱欢是最终想统一蒙古各部重建铁木真的辉煌。但蒙古人只承认黄金家族，在他们眼里铁木真只有一个，黄金家族只有一个，在此种形势下脱欢必须找一个人，一个能号召全局的人，他找到了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是大草原上黄金家族的继承人，脱欢依靠他重新号令整个漠北高原，不仅控制了鞑靼与瓦剌，更控制了兀良哈三卫和东北女真各部，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大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竟也不亚于明王朝，并在甘肃设置行省。大元王朝似乎依然存在，的确，它依然存在，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脱欢的领导下它竟然一步步强大起来。
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纵使脱欢重新控制了蒙古各部，但这依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跟铁木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脱欢更多的情况下是依靠一种强大的经过整合后的力量向明王朝施压，以换取贸易上的平等化。
蒙古部落作为典型的游牧部落是以肉食为主，过多的食用肉食积累的脂肪在体内无法消化，这就需要用茶叶加以分解，而茶叶只产于关内，另外，食盐和铁器也是蒙古人需要的东西，这些本土也没有。除此之外，蒙古贵族也需要丝绸和瓷器，这些都导致蒙古部落需要依靠关内的物资来生存。而明王朝为了抑制蒙古人势力过大，故而对此类物资控制严格，蒙古人的需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明朝时代，可以清晰的看见关内关外贸易正常化或活跃情况下，鲜有战事，而一旦双方贸易陷入梗塞，则多会引起战火。
而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事件就是发端于双方的贸易问题。
明廷跟蒙古的贸易以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通贡，蒙古方面派使团来朝，带来马、牛羊、兽皮等物，换取丝绸、布匹、药材、瓷器、茶叶或金银，明廷回馈物品的价值一般高于贡使朝贡物品的价值，历史教科书中对此称作“朝贡贸易”，教科书的解释是“朝贡贸易”，此种厚彼薄此的朝贡贸易既满足异邦对中原王朝物资需求，又能满足天朝的心态。但天朝又对朝贡贸易的次数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限制，通常是此批使者未回，下批使者又来。而我们将要论述的土木堡事件就是由朝贡贸易引发的。
此种通贡贸易更多的是满足蒙古统治者的需求，更多蒙古牧民的需求还是要通过互市和私市满足。明王朝对互市也是严格限定的，每年只能开那么几次，互市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明廷通常委派宦官监督。易货的物资是茶马，因为高大的骏马通常都产于高寒之地，关内是养不出好的战马。在通常情况下，一匹马只能换100斤茶叶，蒙古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马匹只能换那么一百来斤茶叶，而且是又黑又苦又涩的茶砖，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于边市也是时关时开，坚固的长城和沿长城一线部署的百万大军似乎还不如给蒙古人点茶叶和粮食。
正统四年，西历1439年，北元丞相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也先雄心则有，但才具不足，缺乏其父统驭全局的能力，也先称太师，自封淮王，其在主政期间跟明廷在通贡问题上摩擦越来越大。
从正统元年起，也先麾下的蒙古部落来明朝朝贡的人数和规模、频率越来越高，从最终的几人发展到上千人，从最初的一年一二次发展到最后的一月一次，这边使团还没有走，那边使团又来了，这些人来到关内从礼部到地方都要热情接待，因为涉及到外交问题，无人敢怠慢他们。但这些人来到关内时常滋事，而且夹带私货跟边境的军队做生意，通过马匹、兽皮换取硬弓和刀剑，这些都被王振侦知，王振心理自然有数。
到了如今，蒙古人的朝贡问题已经成了帝国一大令人头痛的难题，蒙古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每次朝贡规模越来越大，逗留时间越来越长，甚至秋天来，第二年春天才离去。朝贡已明显给明王朝带来了负担，朝贡也成了帝国继天灾、起义、滇乱之后的第四大问题，但也先在关外始终是大兵压境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明英宗和王振都是忍了，他们宁愿多花些钱省去兵灾，毕竟这个时候帝国还没有从南面的问题中腾出手来。但正统十三年的到来使得这一切都明朗化。
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贡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蒙古人虚报朝贡人数，以骗取更多的赐品，对于这些问题户部官员并没有认真核实，王振得知后于正统六年对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进行了责罚。到了正统十三年的时候，北方的灾情有些减缓、南方的义军虽然没有彻底剿灭但已无大碍，云南麓川战役已近尾声，此时的明英宗和王振已开始酝酿解决蒙古朝贡问题。
在蒙古朝贡这个问题上英宗与王振隐忍了十几年，终于到了要爆发的时刻。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最大一次朝贡到来，此次也先报了3598人，王振突然让负责接待的会同馆核查人数，结果查出实际人数为2524名，虚报人数1074人，王振立即以此为借口削减马价。也先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王振为什么突然要如此，本来我也先来朝贡虚报点人数，你天朝多给点东西，大家都相安无事，为何你王振突然要如此？也先的心中也明白这对于蒙古来说是个可怕的开始，一旦王振的这一行为没有被抵制住，那么明朝方面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限制使团规模，乃至取消朝贡，关闭边境集市，这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些一旦发生那么对于蒙古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战争即将开始，我们的王振难道不害怕吗？他当然不害怕，他巴不得的呢。
也先的叩关似乎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但它还是迟来了半年时间，因为也先需要积蓄力量。
从现在开始，大明帝国建国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土木堡事件——将会拉开序幕，明王朝277年虽然发生了许多故事，但究其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三件，他们是土木堡之变、大礼仪事件、万历朝的国本之争，这三件事情背后的实质都是反映了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这三件事基本上耗尽了帝国的精力，最终使皇帝与文臣对立起来，我们的明王朝也就在这种耗费中走向了灭亡。
从正统十四年元月开始一直到七月，史书上再也没有也先使团来朝贡的纪录，停留在内地的使团也陆续被打发回去，我们的太师也先的心已经凉到了底，他望着那道高耸的城墙，大约那堵墙再也不会为他打开，昔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自己的族人浩浩荡荡开进大明吃喝玩乐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些都怨那个该死的太监王振，我要打他，打到他疼为止。
从七月份开始，也先四路大军开始叩关。一路由也先率领进逼大同，蒙古汗王脱脱不花率军进逼辽东，知院阿剌率兵进逼宣府，还有一路大军进逼甘肃张掖，四路大军形成威逼之势，也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王振就范，但此时的王振兴奋异常，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朝他设计的轨道上运转，王振感到属于他的巅峰时代终于来临。
王振作为一个底层人物放弃儒生身份净身入宫就是为了实现他的以武治国的梦想，他希望年轻的英宗皇帝也能像他的祖辈们亲自带兵巡视关外，甚至是亲自带兵出征，至此正统之治终于拉开了全貌，那就是王振企图带着英宗像洪武皇帝那样跟整个历史惯性作对抗。王振企图将帝国拉回洪武、永乐时代，但他不知道历史滑行到今天已经不是洪武与永乐时代的土壤，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毁了全盘计划。
面对也先在关外叫骂，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率兵出关与也先激战猫儿庄，出塞明军全部战死。消息传来，英宗命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大同总兵朱冕、左参将石亨各领万人在长城边沿的阳和口抵御瓦剌骑兵，阳和口是瓦剌人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皇帝与王振试图以此四万人的兵力暂时挡住瓦剌人的进入。
实际上也先的军队主要是在关外形成威逼之势，其目的还是逼迫明廷同意朝贡而已，只要明军严守边塞，也先的军队是进不来的，何况京城还有十几万的京营。只要严令各要塞城堡严守不许出击，事情就解决了，但王振显然不希望这样，他想做的就是带着皇帝出塞巡视，重新恢复以武治国的传统。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么十几年来王振一直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找个恰当的时机亲征，其主要目的还是对文官而来。正统年间文官已经渐渐掌握了权力，这种现象在高层还不是太明显，在民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朱元璋所建立的那种自耕农社会已经渐渐滑入士绅手中，对于我们的帝国在未来会由文官与士绅掌控这一趋势王振已经表现出了担忧，而1449年的也先犯边给王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皇帝带着大军出塞巡视，吓退也先，这一行动会增加皇帝跟军队接触的机会，会重塑君主的权威，会进一步增强武将和贵族在帝国的地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
但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跟儒家礼法不符，因为皇帝亲自带兵是那么的明显将文官撇开，这会让帝国的文官们情何以堪，对于他们来说帝国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其手，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无论是皇帝统兵，还是重用宦官此类跟文官无关的事情他们都是激烈反对，甚至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他们也要干涉其中。
我们的英宗皇帝在朝堂上抛出了他要带兵亲征的想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经常带兵出塞是他们所不赞同的，他们认为皇帝就应该呆在宫里，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不要到处跑，既不能亲近百姓，更不能亲近武将。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但到了英宗这一代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走老路。对于王振的跋扈文官们忍住了，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也不能后退了。
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群臣上奏曰：“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须坐镇指挥即可。”
按说文官们说的在情在理，尤其是“天气炎热，水草不丰，水源不足”这几条说到了点子上，但英宗和王振显然不会理会这些。英宗说道：“朕明白众卿之言皆是忠君爱国的意思，但虏寇逆天悖恩，犯边杀掠军民，朕不得以才要亲率大军剿之。”
朱祁镇这番话说得其实并不令人信服，如果强调“朕冲年即位毫无建树，趁此机会重塑先祖的雄风”等诸如此类说辞似乎更堂而皇之一些。皇帝与群臣之间空对空，没有任何意义。
此次皇帝的出征实际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皇帝只不过是出塞巡游一下而已，没有人意识到会出问题，这跟正德年间皇帝要出塞文官的那种疯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振调动了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共十七万军队，加上河北守军三万人一共是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每人赐银一两，胖袄裤一件，鞋两双，一个月的炒米，三人配一头驴，二十万人共分了八十万件兵器。这些皆是仓促配备，一个月的干粮更像是出去巡游而不是打仗，兵士对于新配发的兵器更是无法熟练使用。
出征的队伍是豪华的，从英国公张辅开始共十二位有爵位的贵族，加上其他军事和文职官员共计三十二名有名有姓高级官员，帝国精英全体出动，当然这其中更是少不了王振。大军出征之前将回来庆功的赏赐都准备好了，这不像出征，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出塞巡视，在所有人眼里它的确是巡视。因为太宗皇帝最后三次的巡视，蒙古人都是避其锋芒，宣德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也是避其锋芒，这次正统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实际上还是避其锋芒，但一些偶然因素的发生使得这次的巡视行动发生了质的改变。
七月十六日这支队伍就出发了，从十一日开始只准备了五天时间，这支队伍更像是一支仪仗队，而不是战斗的队伍，所有人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文臣们难得出来散散心，勋贵们也难得陪着皇帝一起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之活动，京师三大营这些养尊处优的骄子们更是难得寻找这样的机会。
就在大军出发的这一天，也就是十六日，派往阳和口的四路大军遭受惨败，宋瑛、井源、朱冕战死，只剩石亨和大同镇守太监曹吉祥逃了出来。此时的明军已经不是瓦剌骑兵的对手，明军的战力已经不能跟洪武、永乐时代同日而语。军屯的田地被高级军官侵吞，军饷、军装、兵器皆被克扣，很多士兵都成了军官们的佃农，军士逃亡从宣德年间起就已经很严重，到了正统年帝国军队的数量已经从二百万人锐减至一百万人。
明军的失败再所难免，要知道帝国的北方已经有二十四年没有战事，退化的战斗力、轻敌的心态、乱糟糟的队伍、缺乏指挥的协调，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考验着这支二十万人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