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天，山东省军政机关在蛟龙湾组织了一个八大剧团的文艺汇演。罗荣桓正在看演出，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拿着几份材料找来了，罗荣桓接过材料便走到附近一棵大榆树下，坐到树根上就办起公来了。他办公是十分简单的，马背上，山石上，小草棚里，只要有文电来，他总是以腿为办公桌及时批阅，一方面固然是战争环境军情急如火，不容人拖延马虎；另方面也是他认真负责、毫不懈怠的优良习惯在起支配作用。
这是一份新四军方面转发来的背景材料，介绍一位即将到山东根据地来进行采访的德国知名作家兼记者汉斯bull；希伯。
对于这位外国记者的介绍是简洁明了又具体的，他引起了罗荣桓的重视，因为这是勇于冲破敌伪重重封锁到山东根据地来的第一个欧洲反法西斯战士。他当即命王立人带人去东陇海线接应。
余下的几份是本桥他们刚刚翻译出来的战场缴获的日军文书和用矿石收音机收听日语广播所作的记录。
罗荣桓仔细地研读起来。他跟别人不一样，战场静默，敌人没有动静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使侦察员、电台变得格外的忙。能够把握全局审时度势作出决策，这固然是战略家必备的气度，能够从蛛丝马迹中抓住动向，预测未来的战争局面，防患于未然，更是战略家的伟大之处，这种恢弘和慎密集于他一身。文电提供了几个新的材料，那就是日军在发给联队长以上官佐的军事文书中明确指示，要“迅速处理支那事变。为此，要迅速摧毁共产军继续抗战的企图。”畑俊六飞往华北视察军情，冈村宁次视察济南，畑俊六召见冈村宁次，这许许多多迹象表明什么呢？丰富的战争经历和阅历告诉他，这正是一场阴谋的前奏。西方，希特勒已经发动了对苏的战争，日本鬼子既要同轴心国相呼应，又要向东南亚进军，野心勃勃的鬼子要张口吞食南洋，必得先稳定侵华战场。华北，尤其是山东更显得重要。这样，山东战场就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吏残酷的扫荡了。
五六月间，敌人在各区开始的扫荡，就是大扫荡的前奏，七月里，罗荣桓曾经向所部发出过警告。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感觉到了这种重负，也感觉到了应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又钻进自己思绪的天地纵马驰骋去了。人们悄悄地离开了他，警卫员在远远的地方布下了警戒线，只有大榆树上的麻雀在喳喳地叫唤着，陪伴他去分析未来的战争。
十月里，滨海地区名副其实是金色的秋天，一个个包谷歪着头，一穗穗谷子弯着腰，一树树山里红象红云。黄澄澄的香水梨，火球似的红柿子，真是五彩缤纷把大地涂成一片斑斓。丰收季节，敌人也眼馋，纷纷出动抢粮。部队保卫秋收打了不少胜仗，在一一五师的保护下，滨海根据地显得特别红火。
就在这丰收的季节里，滨海根据地来了一名洋八路。说是洋八路，当然他不是中国人，但他穿着八路军装，所以人称洋八路。他个子高大，黄卷发，两只眼睛象淡蓝色的琉璃球。鼻子比常人要高出三分，遇见人还爱用中国话打招呼：“你好！我叫希伯！”大约舌头发直打不过弯来，所以说得特别生硬。他是波兰人，严格地说生于奥地利的克拉科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克拉科夫划归波兰，所以他成了波兰人。他是在德国长大的，在德国学习，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他周游世界，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他先后三次到过中国，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吋期，还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里做过编译工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bull；一二”大屠杀，他愤而离开中国回到欧洲。说他是个八路，不仅衣装是八路军打扮，更因为他的心向着八路军，向着抗日军民。
希伯一九三二年在德国跟吐露苔女士结婚，不久，他带着妻子重返中国。他是个反法西斯战士，他到中国来是想为中国革命做点事情。大革命的烈火仍然在他胸中燃烧，他急于了解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的中国，了解她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定居在上海作记者，为外文报刊撰稿，他跟他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新西兰作家路易bull；艾黎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研究马列，研究时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留在上海同中国人民一起斗争。他听到许多口头传说，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英勇战斗，歼灭日寇。可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却看不见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他很气愤。为此，他想方设法寻找机会采访真正的抗日斗士。他秘密到过延安，同毛泽东同志作过长谈；秘密到过皖南，向正在新四军视察的周恩来将军、叶挺军长作过深入的采访。他把亲身经历的许多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消息向世界报道，介绍给欧美人民。但他不满足，还想深入敌后把中国人民极为壮烈的抗日斗争事迹了解透彻，多多地介绍给全世界人民。
五月里，经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他同夫人吐露苔秘密过江到达苏北盐阜地区，会见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军长陈毅。在新四军里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考察和访问，采写了许多文章发往欧洲。他还完成了一部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新四军有了一定的了解，北方山东境内的八路军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为了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进一步了解敌后八路军斗争情况，他决心到山东去。北上山东，横跨陇海，路途是艰险的，更何况敌人扫荡不断，大规模的围攻在即，所以新四军的领导劝他暂时不要北上。哪知他听了以后反而要求得更迫切了，他说：“越是因为环境险恶，才越需要人去了解去报道。哪儿没有外国记者去过？我一定要去！”
希伯跟夫人吐露苔吻别，在新四军的护送下穿越敌人封锁线，向山东境内进发。
罗荣桓接到新四军来电后，派一支特别小分队，在陇海铁路上接应，把希伯直接护送到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洋八路是受人欢迎的，他热情而且幽默风趣，机敏而富于智慧，是个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的人。一路行军，战斗频繁，生活清苦，他没叫过一声苦。到了山东以后，受到山东党政军民的热情欢迎，来到滨海更是如此。
天知道为啥希伯会对罗荣桓有意见。意见是通过翻译小方转达的，他说罗将军不够热情。
罗荣桓听了笑笑说：“大鼻子使的激将法！”
罗荣桓的话是少，这却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除了布置任务，总结工作不得不讲，除了开会、谈心做思想工作话多一点，他平时是沉默寡言的，勤于思索，从纷繁复杂的千头万绪中，寻求克敌制胜的办法，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了解他的同志都知道，他不是不爱好文学，心里有许多话想用诗来表达，只是没有那么多雅兴将对付敌人的心绪留来赋诗。他内向，从容，对战争深广的阅历和经验，不表现在豪壮的言谈，而表现在战争的果实，表现在周密的组织指挥换取胜利之果上。有时，他也想跟大家热闹热闹玩一玩，打打篮球。他们将铁圈绑在树干上，做个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篮球架，大家嘻嘻哈哈玩得可带劲儿哪！不过他要一上场，就一本正经地严肃地应战，一丝不苟地往篮筐里装球。有时他也拉着政治部的部长们下棋。下棋恐怕是最适合于他的了，因为“观棋不语真君子”是棋局上的律条。这是一项不需要说话的娱乐，连观战的人也必须保持严肃和缄默。对于希伯的采访，按说是讲得不少了。他曾介绍了鲁南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介绍了将领陈光、陈士榘、萧华，还有象鲁南军区的张光中、赵镈，特务团长吴仕安，政委王根培，六八六团长张仁初，政委刘西元，以及成立各旅后的旅长和政委，团长和政委，都是立了大功的战将；他还介绍了手下的许多同志象梁必业、彭嘉庆、陈明、朱涤新、邝任农、彭显伦、潘振武、谷广善、苏孝顺、张雄、赖可可······这些人在南征北战中都是智慧高深的谋士，也是根据地建设的开拓者，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台柱子。他还颇动感情地介绍了战斗模范贺东生，何万祥，介绍了根据地的人民，介绍了方春普这样的为抗日毁家纾难的士绅，介绍了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象方得西、严龙、老马夫那样的勇士。正是这许许多多人，用智慧、血汗、头颅换来了根据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赢得了今天的局面。根据地的斗争经历是一幅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尽管从一九三九年秋进入鲁南到现在仅仅两年的时光，可在鲁南这个战争舞台上，已经演出了多少活剧了啊！
罗政委的介绍不能说不详尽，然而正因为详尽地介绍了别人，却反衬出了罗荣桓对自己的经历叙述过于简单，例子过于贫乏，他在谈话时几乎很少涉及个人，这使希伯很不满足，他想了解罗政委的过去和现在，更想了解他的童年，因为一个伟人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有他的深长渊源和历史必然。
他想问罗荣桓的妻子，那个娴雅、大方、热情、开朗的安徽姑娘，然而她担负着十分繁忙的机要工作，未能详尽地介绍罗政委的英雄事迹。正因为没有如愿，所以，他才提出了意见。
希伯发现罗荣桓是一个内向的、城府很深的将军，内涵蕴蓄，深沉坚毅，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面略比实际年纪要见老三分，眼里常常射出一种能剖析复杂事物的犀利的光芒，给人以刚毅、果敢，心有百万坚甲利兵的深沉感，稳如泰山不动摇的坚定感。希伯下的结论是一位“伟大的沉默的将军”。
沉默本身就具有一种谜一般的魔力，这是十分诱人的魔力，最容易触动探求者那不知疲倦的追求，那求胜心常常会被鼓荡得飘飞起来。
探秘求胜是记者的一种职业兴趣。
象地下深埋的矿石一样，只要开掘者有锲而不舍的毅力，那么宝藏迟早会见天日的。
提意见也没用，罗荣桓劝他还是好好去了解了解冲锋陷阵在最前线的将士。
希伯没法，把采访重点转向了反战的“日本觉醒联盟”。
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把希伯领到蛟龙湾村西南的树林里，看见一群八路不象八路，鬼子不象鬼子的人正围着两张小木桌写着什么。王副部长走向一个中年汉子同他小声说了几句什么。那人戴顶八路军帽，穿着鬼子军衣，站起来叽里呱啦说了几句日本话，大家放下手中笔一齐鼓起掌来。希伯走到跟前，只见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块符号，上面写着“日本觉醒联盟”六个字。方翻译向希伯介绍为首的这一个中年人，他叫本桥朝治，是联盟的发起者。接着一一介绍了其他人的姓名，他们有的是战斗中被俘的，象德田一郎、完内、兵岛；也有的是听了本桥朝治的战场宣传后，决心脱离日本军阀的统治投诚到根据地的。希伯问他们在写什么，本桥朝治告诉他，正在写信、作诗，准备寄给据点里的同胞，劝告他们不要与八路军为敌，不要为军国主义卖命。
希伯听了一边兴奋地速记，一边称赞他们的反法西斯举动。
本桥却摇摇头说：“我们虽然觉醒了，但觉醒得太迟。”
希伯问起了德田的经历。
德田说：“我是日本国新宿乡下人，那是个名叫松藩的小村子，昭和十二年日华事变（指一九三七年芦沟挢事变）爆发被征召入伍。家里很穷，在家给地主打长工，原先是征召主人家的公子，结果主人把我冒名顶替送进了兵营，后来到了中国，我是在山西孝义被俘的。
希伯通过翻译问：“你被俘以后有什么想法？”
“被俘以后我首先想到了死。我们长官说过，让中国兵抓去，要挖心，剖腹，割睾丸，慢慢折磨而死。所以，我咬那个背我的士兵的耳朵，还差一点把他掐死。他们把我捆起来送到师卫生部，有个戴眼镜的长官给我松了绑，让军医给我治伤，安慰我，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只要放下武器，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罗政委。”
米内和木村都谈了自己的身世，讲了他们投向光明的过程。其他人则伸着大拇指称赞八路军的人道主义俘虏政策。
本桥说：“罗政委的本事大大的，他把法西斯日军士兵的兽性换成了人性，使人性回归到了我们身上。我恨军阀，恨帝国主义，感谢八路军，感谢罗政委。所以要为反法西斯多做工作。”
希伯的速记功夫很好，加上方翻译的帮助，他能详尽地记录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汇成一块口碑，无不赞扬五师，无不赞扬罗荣桓政委，为此再访罗政委的心情变得尤加迫切。
希伯在根据地民众当中采访，穿起了蒙山老铲鞋，吃起了煎饼。他常常围着碾子和鏊子出神地端详，思索着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根据地的民众如此艰苦卓绝而不动摇。尊严，正是做人的尊严，才有这样伟大的凝聚力。正是为了自由和解放，不做牛马，才有这样的韧性。民众如同磐石，八路军如同碾磙，一切敌人都将被这种紧密结合到一起的民族的生存意志碾得粉碎。
“老希大爷！老希大爷！”一个拿着红缨枪的儿童团员跑到他身后唤他。
“小同志，什么事？”希伯的华语说得不太好，但吐字清楚。
“方叔叔找您！”
“罗政委请您去！”翻译小方前来告诉他。
“好！谢谢您！”希伯谢过儿童团员。
儿童团员在前面领路，希伯在后面问小方，罗将军突然召见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的意见奏效了？方翻译说：“我也不淸楚，也许是的吧。”希伯自得其乐地笑了。一个多月来他从滨海到沂蒙，从一一五师到山东纵队采访了许多人，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亲眼见到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惟一欠缺的还是对罗将军的了解。所以他又返回滨海一一五师师部，决意再谈，如今机会到了，他决意熬熬牛皮糖，多磨磨。
“您好！希伯同志，欢迎您来到滨海根据地！”罗荣桓流利地用英语同他打招呼。
希伯始而一愣，继而高兴极了。“啊！您英语讲得很杰出。”
“谢谢您，我讲英语有时会说错。”
“将军，您英语相当好！”
罗荣桓通过翻译小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鬼子要进行残酷大扫荡了，形势将会变得十分严重，希望他立即转移到新四军那边去。
希伯觉得很突然，他想直截了当地回答，坚决不脱离八路军，一定要参加反扫荡战斗，但又怕谈话一下陷入僵局，于是他笑嘻嘻地说：“罗将军，走是可以的，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您能回答我三个问题，那么我可以离开滨海。”
“哪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您自己。我很想知道您参加革命后的经历；第二，我见到了您的论文，谈领袖的形成，很透彻，能不能告诉我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第三，关于反扫荡有什么新的安排？”
罗荣桓略略思索了一下，微笑着向上推了推眼镜说：“尽是难题！关于我个人，没什么好说的，年轻时血气方刚，对淸政府腐败黑暗统治不满，后来又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经过痛苦的奋斗和挣扎，才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推翻旧世界的革命。如果要说三生有幸的话，那是我结识了几位为强国兴邦而奋斗不止的有胆有识的师长和朋友。”
希伯停笔询问：“谁？”
“毛泽东、朱德！还有您在皖南见过的周恩来将军！”
“是的，我都见过，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
罗荣桓深情地说：“要说我在人生道路上做了些什么，那就是跟他们学，跟他们做。他们是转捩中国命运的巨手。革命在血雨腥风中发展，军队也在血雨腥风中成长，如果把革命比作黄河里的一条船，那么我不过是船上的一名水手，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希伯觉得罗政委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也很富于哲理，不过他不满足，一定要罗政委讲讲自已的经历。
经历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史而发展的，希伯获得了满足。罗政委侃侃而谈，他则快速地记录着，一时，原先的概念改变了，面前的罗政委不啻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他没有过多的动作辅助、没有丰富的表情配合，那种质朴自然的讲述使得希伯入了迷。爱和钦羡的潮水鼓起希伯想象之翼，同他一起到衡水南湾、北平、青岛、武汉、浏阳去神游。到井冈山、大渡河、岷山、腊子口、延河去畅思。
往事的回顾是充满情愫的。
转入第二个问题，他思索了一会，边抽纸烟边回答。
他在为部队写的政治教育提纲里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袖不是自己封的。他是代表着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而与党的整个事业相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而得到这一成就的。这不是凭哪一个人的愿望能够成就的。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那是针对干部队伍中有些人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总想把个人提到第一位，分离党的整个事业，与党对立起来。他认为，领袖决不是靠吹嘘自己，拉拢捧场所能如愿以偿的。在干部队伍里有不少人经常强调个人前途为重，有的是新干部，对工作存在不老实态度，总想一鸣惊人。如果不得意，则认为被老干部排挤，找着老干部的弱点加以夸大，把整个老干部同自己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党都是黑暗的。而另一种是一些老干部，没有得到重要的提升，则牢骚百出，翻遍同行、同事、同入伍的人名说：谁骑了马啊！谁当了官啊！只有他官运不通倒了霉！尤其是见到一个新干部做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说风凉话：“土包子吃不开了啊！”这两种人都背上了大包袱，在包袱上面各标着不同的四个字，前者是“自高自大”，后者是“自夸功臣”，而包袱里藏的是同样的东西，都是些个人主义的货色。不要看他们的表现不同，实际上他们可以走到一块，由不满愤怒走到失望。于是得出结论：“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渺茫的！”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个论点，就是希望他们以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精神对照自己，要他们“谨防跌跤”······说到这里，罗荣桓笑着对希伯说：“唉！跟您说这些干什么呢？这些是内部的思想问题，用政治工作的手术刀来清理赘疣都是平常的事。”
希伯听得入神，非常满意，连声说：“谢谢！谢谢！”
“第三个问题嘛！”
“第三个问题该由我来回答，日本人大扫荡，将军应该有新的部署，那就是把反法西斯战士汉斯bull；希伯派到沂蒙最前线去！”
“汉斯·希伯，这是很危险的！”罗荣桓蹙起眉尖说。
希伯满脸漾着恳求的神色说：“罗将军，很多外国人，甚至部分中国人，都还不知道山东也有八路军活动。最多不过知道山东有游击队罢了，一般的只知道陕北有八路军，或者山西有八路军，这是由于日本人和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造成的。有关八路军和民众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的消息，片纸只字也没有。我的责任就是要用我的笔去打破这种封锁。我一定要把我亲身经历到的一切事情，比如象我怎样在八路军的保护下，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的故事，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告诉他们：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坚持搏斗，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罗将军！汉斯bull；希伯是反法西斯战士，你能去的地方，希伯也应该去得！”
面对这位友人的韧性，罗荣桓只有让步了。
正在进一步争执劝导之际，通讯员送来了一份急电。罗荣桓看毕一声没吭，腮帮咬得鼓凸疙瘩，眼中却闪动着痛心的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