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十几岁的孩子一样，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在精神生活上左右摇摆，常常感到迷惑。大学一年级时，他经常改变主意，听了很多不同的课程，一年后，他打算离开布拉格，到慕尼黑大学完成学业。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７日，他到了慕尼黑，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原因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不肯提供资助。这件事大概给卡夫卡带来了不幸，因为如果卡夫卡此时离开家庭，奔赴外地求学，很可能对他是有益的。一方面这可以培养他对自己的负责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迫使他摆脱父母的束缚。
１９０２年夏，卡夫卡的舅舅阿尔弗莱德拜访了卡夫卡一家，阿尔弗莱德当时是西班牙铁路局局长，他的到访为住在契里特纳大街３号的卡夫卡一家吹进了一阵来自海外的清风。从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０７年（卡夫卡时年２４岁），卡夫卡一家就一直住在这座名叫"三个国王"的公寓里。卡夫卡当时正在距离布拉格五千米、位于易北河畔的利博赫度假，为了见上舅舅一面，卡夫卡特意赶回了布拉格。舅舅离开后不久，他就给大学时关系最好的同学奥斯卡波拉克写信说："我有一个奇特的，非常奇特的想法，就是求他，不，不是求他，而是问他，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带我离开，是否能带我去某个地方，在那里我可以重新开始，做点什么事情"。阿尔弗莱德舅舅可能不想在这个家庭内部制造矛盾，他只是哄了哄卡夫卡，没有做出任何承诺。这些模糊的措辞--"某种方式""某个地方""什么事情"--出自向来追求精确的卡夫卡之手，意味深长地揭示出卡夫卡在１９０２年夏天，在进入大学二年级之前那种迷惘、失落的情绪。他告诉波拉克，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时期"，他一任自己沉湎于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中："我坐在花园里，……给孩子们讲神话故事。"
１９０２年底，卡夫卡又回到了布拉格，远走高飞的梦想破灭了。"布拉格不放我走，对你也一样"，他在信中向波拉克倾诉。"这个丑陋的老太婆长着一双爪子。我们只能屈服，要么就得起来反抗。我们必须在布拉格的两侧--维谢格拉德和拉德肯尼（布拉格的两座山峰）放起火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逃出去。"以往人们在引用这段话时常常断章取义，把这当成了卡夫卡对布拉格的最终评价，而事实上这更像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布拉格之于卡夫卡，正如都柏林之于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是卡夫卡的同代人，当时他正准备离开故乡前往巴黎，都柏林政府不肯放他走。但是对于卡夫卡，不包括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除了那些半心半意的尝试，很难说他曾认真考虑过离开布拉格，他深爱着这座城市，尤其是那些供人们散步的绿地。
在卡夫卡的大学一年级生活中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开始崭露出写作才华。从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作，但那些早期作品后来都被他毁掉了。在同一封给波拉克的信中，卡夫卡第一次试着用虚构、寓言的方式叙述了发生在生活中的真事。他写了一个名叫《高个子出丑记》（Ｓｈａｍｅｄ Ｌａｎｋ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ｒｅ ｉｎ Ｈｅａｒｔ）的故事，其中的高个子就是卡夫卡本人，另外一个人物是卡夫卡的中学同学埃米尔乌蒂茨。生性羞涩的高个子身体瘦长，顶破了天花板，脚只好伸到窗外，他的手指"笨拙，瘦得皮包骨头，像蜘蛛的脚一样。"一个热情而饶舌的朋友"坏心眼"从城里来看他，朋友走后，高个子哭了起来："他感到心痛而又无处倾诉。"在故事人物那奇特而难看的外形以及沉默、无助、绝望的心理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变形记》的影子。
尽管卡夫卡同马克斯布洛德成了朋友，另外还结识了一些观点相似的朋友，比如保罗奇什（作家埃贡埃尔温奇什？１８８５～１９４８？的同胞兄弟，后来保罗投身于左翼运动），但是，进入大学二年级的卡夫卡仍然感到孤独。这一年，他集中精力攻读法律，并在１９０３年夏参加了法律史考试。
接着，在８月，他去了德莱斯顿附近拉曼恩医生的"维瑟赫什"疗养院。他从那里给保罗奇什寄了一张明信片，卡片的正面是一群穿着游泳裤的男子们在水里嬉戏，在卡片的背面，卡夫卡用潦草而轻松的笔迹写道："在这里，你畅饮的不是啤酒而是空气，你沐浴的不是水而是空气"。９月初，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准备进入大学的第三个学年，他写信给波拉克（整个夏天，他都没有得到后者的消息）说，他在夏季来临时心中升起的"殷切希望"如今已经化为乌有："可能你甚至不大清楚我希望在这个夏天收获哪些东西。我希望的是：一举唤醒将我相信我所拥有的天赋（我并不总是相信这一点）……结果是，我变得更为健康……，壮实，可以同人们更好地相处，还和女人们交谈……但是夏天没有在我身上实现任何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