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８日，卡夫卡、马克斯布洛德和奥托布洛德取道纽伦堡，前往巴黎。同往常一样，卡夫卡的身体又出了问题（而且这次还添了不少新毛病：大脚趾脱臼、腿疼），一周后，他得了疖病，不得不独自返回布拉格。回家之后，他给布洛德兄弟寄去一张明信片，写到"被我脊背上的样子吓坏了"以及他怎样"下午坐在家中，感觉就像坐在一座坟墓里"。这本来可以成为他重新写作的契机，但创作进展并不顺利。在一篇写于１１月深夜的日记中，卡夫卡表示了决心："我将不使我自己变得疲劳。我要纵身跳入我的故事中，即使它把我的脸割碎也在所不惜。"
１１月底，他去了柏林，在那里看了施尼茨勒创作的第一部戏剧《阿纳托尔》，以及施尼茨勒表演的哈姆雷特，此外，令他高兴的是，他在柏林发现了一家相当不错的素菜馆，此后一连八天他天天去那里吃饭，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假期津贴。在此之前，根据医生的建议，卡夫卡又开始吃肉类和鱼，如今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素食主义主张。大概是在去柏林旅游的途中，卡夫卡和朋友路德维格哈德特一道参观了水族馆。路德维格听到卡夫卡向玻璃缸里的鱼小声说："现在我能良心清白地看你的眼睛了"。在柏林的素食餐馆中，卡夫卡通常吃奶油拌的生菜，浇了覆盆子汁的麦麸布丁，喝醋栗酒，最后还要喝上一杯草莓叶的茶。
然而，回到布拉格也就意味着回到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家庭中，这给写作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他的大妹妹艾莉结婚了，伴随婚礼而来的各种混乱渐渐平息了，但是家里仍然充满了令卡夫卡极度反感的噪音。圣诞节之后，他告诉布洛德："到处的门都打开了，仿佛墙壁都被拆掉了似的"，"但最主要的，一切不幸的核心仍然残留着。我无法写作；我没有写出一行自己满意的东西……我的整个身体都提醒我注意每一个字；在我落笔之前，每一个字首先四处观望。句子在我的面前逐字逐字地粉碎；我看到了它的内心，但却不得不马上停止。"在日记中，卡夫卡以更为苛刻的方式对待自己：就好像我是用石头做成的，就好像我是我自己的墓碑……几乎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和其他的字大声争吵……我该发明一些字，这些字能把尸体的气味朝某个方向吹，而不会马上吹到我和读者的脸上"。他对自己写下的东西过于审慎（事实上，他把自己在１９１０年写的所有东西都销毁了），这使他无法开始新的写作。被他销毁的东西仿佛是"一座高山，它是我写出的东西的五倍，由于数量庞大，它吸引着我所写的一切，使它们从我的笔尖溜走"。
卡夫卡努力坚持在晚上八点到十一点的时间内写作，但是工作及工作造成的压力却侵占着他的时间，迫使他思考："只要我不能从办公室里解放出来，我就会迷失方向"。就连桌子也成了他的敌人，成了他无法写作的原因："桌子上堆了太多东西，一片混乱，毫无秩序。"１９１０年圣诞前夜，卡夫卡在午夜时分对着书桌上的文件架发起了牢骚，架子上"塞满了报纸、目录、明信片"，在好不容易挤出来的地方，他根本不能安心写作。然而，对他来说，在书桌旁恪守孤独是最重要的。"独处有着征服我的力量，从来没有失效过。我的心（暂时还只是最表层的）融化了，准备释放心灵更深处的东西。我的心中开始形成小小的秩序，我什么也不需要了；因为在能力微薄时，混乱是最要不得的"。几天之后，卡夫卡承认："我没有勇气再写一个句子。是的，如果这是字本身的问题，那该有多好；如果一个人只要写下一个字，然后就冷静地走开，这个字自然就会体现他的全部意思，那该有多好！"在卡夫卡这个时期的日记中，最引人注意的思想是卡夫卡似乎逐渐同他的创造力的源泉--语言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写作成为对表达的无限可能性的无条件投降--这增加了写作的困难和它们潜在的无限性--不必考虑任何社会现实主义，任何流派，任何伦理意图的限制--事实上，只要它本身是"自足的"，就根本不必考虑任何外部的要求。卡夫卡加大了写作的赌注："它不再只是文学神圣的召唤"。在这个转折点上，他甚至害怕关于自己的东西写得太多了，"背叛我的感觉……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能够绝对完整（包括所有的附带后果）、绝对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时，这种表达才是可以接受的"。在向着"绝对真实"的目标前进时，卡夫卡又给自己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马克斯布洛德这样形容卡夫卡："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他不允许自己那断断续续、缜密简洁的思想出现任何裂缝，他从来不说没有意义的话"。卡夫卡不让自己的思想产生"裂缝"，对他来说，那些不久之后从他的笔下诞生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关乎生死的大事--我们在卡夫卡后来的信件、私人日记和笔记中将明确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