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有企业的危机前景，党和政府从9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把对私营企业搁置起来的政策转换成鼓励、支持。党的十五大把它们定义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在1999年3月份的人大会上又从法律角度对这个定义作了确认。政府宣布，过去所有歧视、非难私营企业的都将被废止。在2000年初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除了国家安全方面以外，其他所有领域都必须对非国有制企业开放。在企业的审批、征地、收税、进出口诸方面，所有的限制和歧视性条例都要废除。非国有企业在上市方面要享有等同于国有企业的机会。”93中央银行行长戴项龙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如果说国家银行至今以来是尽可能的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发放贷款的话，戴项龙说，那么也将这样的给私营企业以贷款。现在，国家银行已经设立了新的特别部门，它们将从事这些新的业务。
事实上，私营企业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经改观了许多。数千家私营企业获得了直接出口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开通了上市的渠道。对于私营企业的发展而言，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法律系统，它使企业的私有财产真正的得到保护，使合同规定得以继续下去。北京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政府和人大在1999年就通过了一部专利法，以便保护知识产权。1999年12月，人大通过了党的十五大所呼吁的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的法律。政府一再表示，要严惩、制止地方干部乱摊派、乱收费的非法行为。政府还努力提高法官的质量；因为过去不时有离退休的军官没有经过法学教育就被任命为法官的事情，而今，法学学习毕业是进入法院的必要前提条件。
正像在实际生活中总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一样，这里有一个例子：北京郊区一家私人企业家以45万元注册资金建立了一个有15名职工的汽车修配厂。他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就土地的使用签署了一个10年的合同。可是在他修建好修配厂、正式开业后，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地方政府管理部门通知他，必须10天内把这块儿地方清出来，因为这儿要修一条路。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赔偿，尽管有合同、法律在那里。一家年轻的企业和15个工作位置就这样的给毁了。这事情就发生在1998年底，不仅是在北京的大门口，而且十五大已经决定，“保护所有形式的企业的利益和权利”。
国家现在保护企业家对自己企业所有财产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需要通过一个法律体系来保护，而不是通过那宣布有效的法律或者传统习惯来保护。数千年来，那些政治强权者凭借个人兴趣对企业家和商人的财产发号施令。党的干部在此也不过是按照传统行事。今天也有一点儿像在过去的中国，私人企业家因此不免求助于政治保护伞，以便保护自己不受“肆意巧取豪夺”之扰。但是保护伞是要付费的。他们将参与企业分红，提出费用要求，以便强化他们自己在党内或者官场的地位。如果今天的干部资本者要求用私人企业取代集体企业，那么绝对不意味着，他们要退出企业。在北京的政府是一片好意，要把权、益在经济中落实到底，但是面对数千年传统的地方霸权习惯，也就是面对今天依然借机参与私人企业分红的现实，也只能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逐渐的教育、扭转。
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发展的计划问题。此举原本出于吸引大量的闲置资金投资于工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浦东，江泽民为那家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股票市场大楼剪了彩。这座27层高的、由玻璃和钢材构成的摩天大楼矗立在金融区的中心。在交易大厅有5700台计算机荧光屏和3万条电话线。多么先进的硬件！可是组织机构软件却是那样的落后。没有强制上市股票公司定期通报自己财政状况的有效法律；对于财务报表缺乏严格的会计规则，也缺乏对这种规则进行监督的独立的经济考核人员；缺乏监委会，没有人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缺乏防止把赢利作为少数私人股份的措施；缺少禁止知情购买的法律，而这也就难免发生了；缺少能够给经营管理层以压力的强大的资本储存基金。只要所有这些机构、设施还不健全，那么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装备最好的股票市场就无法为中国的建设吸引来数十亿的资金。
在这些刚刚超过1000家的在上海和深圳股市于2000年底上市的企业中，大约有950家国有企业，政府在其中持多数股。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股票通常是如何购买的。股市在叫喊；5000万中国人已经为股市开设了账号。这些叫喊并非像美国和欧洲那样，基于投资银行对企业的分析，而是根据传闻，即便是道听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