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内在一个如此复杂的技术领域到达了世界级水平！这令我感到瞠目结舌，而我随后飞往深圳，参观了这家在1988年建立的私人企业。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和老板给我介绍了企业，并分析了长处和短处。“西门子系统”，他说，“还比较稳定，而我们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在世界打响，但是政府扶持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研发水平并不低于西门子，但是费用却少得多。”随后，他对那谦虚的介绍补充了一句话，一下子说明了那鼓励华为创造出如此惊人成就的动力，那就是：“这三个中国生产企业名词的第一个字一起构成了大中华！”
现在，围绕着移动电话基本设备如基础发射台、中转系统、手机等的竞争战役已经打响了。在移动电话方面，中国到2002年中期以1.9亿的用户上升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按照市场研究所IDC的预计，到2005年时，用户将翻一番达到3.2亿。依然像在兴建固定通讯网络那样，国际上的大型电讯设备集团公司此刻在移动通讯设施方面大显身手。在基础发射台以及中转系统设施方面有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在手机方面有诺基亚、摩托罗拉和有一定距离的西门子。而纯粹的中国生产企业也再一次以富有成果的增长速度进入了市场：华为在基础设施生产方面以及手机生产方面，有一支由11家企业组成的精锐部队，4年后，也就是到了2005年，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境况？
类似于移动电话这样的快速爆炸性发展的还有因特网。到2002年，中国因特网用户增长到4000万。在因特网的光纤输送线方面，华为已经冲到前面，并且已经在路由器和转换系统方面开始对思科发动攻势。
华为正行进在成为一家国际化企业的进程中。它正在进军欧、美市场，而且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它的第一家子公司。2001年时，其营业额达到24亿美元。尤其是，当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电讯集团公司，当朗讯科技、阿尔卡特由于销售额下降被迫为保持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华为在2002年上半年把自己的国际销售额增大了21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新建的生产厂，是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生产基地，其中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研发实验室。其中85％的员工都是大学毕业生（学士或者硕士）。华为创始者任正非曾经是一位军官，现在持有企业5％的股份，估计拥有5亿美金的资产。
按照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中国出口计算机硬件，印度出口软件。但是，中国已经显示，决不会把整个利润丰厚的软件出口出让给印度。自2000年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下，中国的软件工业以30～40％的增长率在迅速发展。而这些发展主要是由那些现在正准备进入股票市场的私人企业创造的。当前经济的衰退却为硅谷带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机。它使得大批富有经验的中国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返回中国，同时每年从国内的高校还有5万名软件工程师毕业。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也处在领导地位。在此方面，中国也给那些年轻、有为、富于敬业精神的科学家以很高的待遇、名誉。在绿色生物技术领域，动、植物基因改变在中国应用相当广泛，在研究方面，中国仅落后于美国，应该属于世界第二名。与欧洲相反的是，在富于乐观主义的中国，没有人阻止对动植物基因改变的实验。
令中国感到自豪的是，终于在航空航天领域并列美国成为第二名。1999年11月20日，中国发射了自己的第一艘宇宙飞船，神州一号，以“长征”运载火箭把它送入宇宙。这艘宇宙飞船是无人飞船。随后的2001年和2002年3月份，第二次无人宇宙飞船试飞。到2005年，要发送第一艘载人飞船，而且到2010年要登上月球。也许在21世纪中叶，如果信息社会已经着手于建立通向宇宙空间之路，而且与月球、火星取得了联系、并且登了上去，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也在其中，这一点绝对不同于欧洲。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还处在低发展水平下，而且以落后的技术和低生产力进行生产；而另一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形成了大型的现代艺术都市、高度现代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也不同于欧洲的是，对进步的信任、崇尚在中国是没有终止的。“高技术”这个富有魔力的名词对社会精英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对政府的吸引力。
这个思想的核心早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时就已经形成。那是在1980年，当时美国的未来学者阿尔文？托普勒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预言：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它拥有足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有可能跨越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信息社会。那时，中国领导人就把托普勒的这本书作为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