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郑和三次出使南洋。
第四次远航（1413年秋到1415年8月）经卡利卡特开往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这是著名的宝石、珍珠、珊瑚贸易地。归途中，郑和平息了苏门答腊岛北部地区的内乱，扣留了叛军首领，并把他带往南京。
第五次远航（1417年到1419年）的任务是，把那些随第四次远航舰队来到南京的外国使节们送回家去，因为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两年了。舰队在霍尔木兹稍事休整后继续行驶，第一次访问了位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随之扬帆沿非洲东海岸继续前行，直抵马林迪（今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附近）。舰队在非洲东部地区装上了满载野兽的贡品箱，有狮子、豹子、单峰骆驼、鸵鸟、斑马、犀牛以及作为最珍奇的动物的长颈鹿。
这支舰队还于1421年再次开往非洲东部地区，以便送那些在此之前已经前往南京的外国使节们回国省亲。
舰队在1413到1415年的第四次远航中，在从北苏门答腊岛前往锡兰的途中，数艘船只离开主舰队，并向北驰驶入孟加拉湾。归途中，他们带上了当地的国王。这位国王要呈献给明皇帝一只珍禽异兽：一只他自己从东非获得的长颈鹿。随后的远航自首次抵达东非时起，就陆续把长颈鹿运回南京。中国人把长颈鹿看作童话中的“麒麟”，它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有了一位仁慈、英明的皇帝，预示着王朝处在“永和”盛世。
事实上，此刻的中国处在其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形式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永乐皇帝的贸易王国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它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地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地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四百五十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在15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控治着海上。假如它的舰队此时绕过好望角，出现在欧洲港口，那么它的世界霸权地位也许将会受到打击，不会吗？可这只是假设，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中止了这支强大的海上舰队，中止了它的继续远航，并且从海外撤了回去。
1421年5月，一次雷电击中了明朝首都北京新建的皇宫，三栋华丽壮观的大殿毁之于这场大火之中。迷惑不解的皇帝在一道圣旨中询问他的大臣们，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以致于上天对他如此恼怒。1424年8月这位皇帝去世。新登基的皇帝下令停止造船业，可是他在位不久也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于1430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舰队远下西洋，旨在重建这些朝贡和贸易关系。随着宣德皇帝于1435年驾崩，出海远航也就彻底结束了。远洋造船业被停止、造船的图纸被销毁，随着当年制造远洋船的最后一位老师傅的去世，有关宝船的设计资料随之也就从大地上消失了。1477年，当一名太监要求在资料馆中翻阅郑和的航海记录本时，一位儒教大臣却把这些资料销毁了，旨在令后人永久无法再做造船尝试。私人远航也被禁止，1525年，港口官员接到旨令：销毁所有远洋船只，把所有私自拥有远洋船只者统统送进监狱。
这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讲，永乐时期，由于国家同时进行造船远航、在北京修建皇宫以及出兵征服安纳姆（越南北部地区），其巨大的耗资使得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北部重新崛起的蒙古族部落也造成了新的威胁，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的举动就已经说明，从国内安全政策角度讲，北部防御再次上升到首要位置。然而，这一切也只能说明政府何以停止国家资助的远航和继续造远洋船，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要销毁已有的远航船只，甚至连私人远航也要严令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