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独尊时代的结束。为了掌握儒家文化，多年甚至终生攻读古文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在世的儒家官员去世，之后尤其是当仕途以及绅士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儒家的科举考试去赢得的话，那么后辈中还有谁会准备以毕生精力去攻读儒家学说？研读儒家经典只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也就是专门从事学问研究，就像西学中研究古罗马哲学一样。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的一名中国人他也许认识古汉语经典中的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字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去弄懂全书的涵义。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一名意大利人尝试着去弄懂拉丁语文章。
儒家学说作为书面文化和高级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回顾一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伟大的非现代的儒家学说当属唯一的一种从实践生活中完全消失的信仰”，著名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马尔克？埃理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47能剩下来的，不外乎是“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常人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态度，这是两千余年的儒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所形成的影响。“小人物”是奥斯卡？维格尔的说法。可是，即使是这些剩下来的内容，也在现代化的蚕食下在慢慢消失。48
“打倒孔家店！”（1905～1923）
19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还支配着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可是仅仅过了10年，随着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及1912年废除帝制，儒学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前10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儒学被埋葬，而且不是以崇敬哀悼的方式，而是在千夫所指、万人诅咒的态度中埋葬的。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裂变。
康有为尽管要求改革整个国家机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儒家子弟。对他而言，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属于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西方也只是在物质文明以及政体设置方面有优越之处。康有为向西方所要借鉴的，也就是这些，而且要把它们嫁接到儒学中去，以便复兴儒学。可是他却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不再追求改革，而是要革命的一代所超越。康有为曾警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儒家学说的人们，你们是否认真想过，整个中国文化是与儒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抛弃了儒学，难道中国文化不也就走向消亡了吗？”
康有为的警告讲的是实话，然而这些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是康有为认为不可为的：抛弃过去的文化。因为他们正是儒学的核心，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三大道德和社会伦理原则，是致使中国贫穷软弱、饱尝失败和耻辱的主要根源之一。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就得抛弃整个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中国文明的，可是现在，这种“文化主义”却让步于另外的一种新的、根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1895到1898年之间，直接起因是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把中国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向中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一个“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举燃起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火焰。短短几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新民族主义群众性抗议。当人们听说，列强在凡尔赛和谈桌上提出，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五千余名大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在其他城市也陆续爆发。商人罢市、工人和职员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站在学生一边。在民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