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社 （1966年10月到1967年2月）
1966年的最后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面对各省党的机构的阻滞和反抗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夺取政权”的命令。新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登上了舞台。但是像学生们一样，工人阶级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派别。一派是国家企业终身聘用的正式工人，他们有“铁饭碗”的保证，企业对他们从生到死都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住房、医疗保险、幼儿园、学校和养老金。要说城市中有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工人了。另外一派主要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他们签有短期合同，工资低，不享受社会保险。
第一个夺取政权的就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上海。由市政府依靠的国家企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这支被称为“红色队伍”有80万人。与其相对立的是那些激进的无任何特权的辅助临时工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工人。他们联合组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后来这两支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整个城市运转在12月底全线瘫痪。
这场斗争是在北京的干预下进行的。1966年11月，张春桥从首都来到上海，他7月份前还是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张站在了工人司令部一边，宣布它为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被推翻。整个中国为“一月革命”而欢呼。造反派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终于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们真的成了国家的主人？1月6日，张春桥在批判吴晗的作者姚文元的陪同下从北京返回上海。他们两人同来自纺织工人的上海工人司令部领导王洪文结成了联盟。这三人帮的情况，我们在毛时代后期的四人帮中还要讲述。他们三人一起决定了公社的领导成员，而对工人们当时的选举结果答应以后考虑解决。2月5日，上海公社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宣布成立。它与巴黎公社的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并非是工人阶级统治了上海，而是张春桥联合王和姚，依靠军队和公安机关统治了上海。但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第一次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决定权。
以上海为榜样，激进的工人和红卫兵在中国各个城市夺取政权，建立公社。毛总是把民主选举的巴黎公社视为榜样，然而他在实践过程中对此产生了怀疑。共产党在自己管理的公社体制中究竟占据哪个位置？毛想要改造共产党，使其重新焕发革命精神，但他绝没有废除共产党的意思。就像在他红小书中的第一句所强调的那样，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文化革命的紧要关头，毛突然改变了想法。他命令解散上海公社，按照其他模式组建市政府。这个新模式就是“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党、军队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各占1/3。这就意味着在拥护毛的党内干部的支持下由军队来实行统治。
革命的结束 （1967年3月到1969年4月）
1967年1月23日，林彪命令部队支持革命左派，重新恢复秩序和纪律。实际上部队主要是执行第二项任务。在许多地区激进的红卫兵和工人组织被解散，成百上千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几千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
1967年5月，激进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占了上风，武斗风暴席卷全中国。在北京，群众冲击部委，破坏机密档案。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是“红色资产阶级”的领袖。红卫兵将他围困在办公室里。8月造反派占领了外交部，烧毁了英国国旗，因为英国在香港的管理机构禁止在那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在一些省里，造反派用从军队仓库抢来的武器向部队进攻。自从年初军队干预运动后，造反派也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残酷斗争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动乱也波及到了农村地区，武装起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城市进军，向党和政府办公大楼进攻。
广东省造反派在报纸上对一场红卫兵流血事件做了详细的报道：“这场发生在（1967）9月11日的可怕的流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这场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造成的流血事件是由一小撮保守派的头目策划的，他们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目的是……要把‘批判陶铸’的斗争引入歧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在建国饭店红旗公社和红色小学司令部进行了现场调查，特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9月11日，‘春雷’战斗队、‘地区司令部’战斗队和‘保卫纲领’（或‘卫纲’统一战线）战斗队等广东的保守派组织聚集了他们的成员，乘车去了中山路5号……他们的头目带着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和其他杀人武器，开始了蓄意屠杀……13位革命群众被杀害，15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除此之外，许多群众被‘地区司令部’和‘保卫纲领’战斗队的成员用石头砸伤。7人被拉上汽车带走。”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