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贞性庸懦，故虽以母后垂帘，实权皆入孝钦之手。内乱定后，稍以骄侈。同治十一年（1872），穆宗将大婚，孝贞欲立尚书崇绮女阿鲁特氏，孝钦欲立侍郎凤秀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命穆宗自择。穆宗如孝贞旨，孝钦怒，禁不使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时同治十三年（1874），亲政甫一年耳。孝钦欲为太后以专大权，而醇亲王奕囗之福晋，孝钦女弟也，实生德宗载湉，遂立焉。方4岁，两宫再垂帘。穆宗后旋饮药死。时懿旨言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为言，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御史潘敦俨请表彰穆宗皇后，革职。穆宗及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承继大行皇帝之子。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
孝钦虽有才而性非恭俭，同治时已宠太监安德海（七年，1868，使如山东，为巡抚丁宝桢所诛），然时内乱未大定，尚未敢十分纵恣也。德宗时，荒淫益甚。光绪七年（1881），孝贞死，孝钦益无所忌，复宠太监李莲英，罢奕囗，而命军机有事与醇亲王商办。光绪十七年（1891），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在孝钦之手，遂为戊戌政变之原云。
以上为清中叶后朝局。与外人相接后内政亦稍有变革，别详于后。
第十七章 各国立约交涉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今叙述此两约以后，各国与中国立约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国侵略中国之举，别为专章详之。
五口通商而后，法、美之外，订约者当以瑞典为最早。瑞典之来粤互市，远在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七年（1847），遣使赴粤，请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与之订约，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规定出入口税，俱照现定税册，不得多于各国（此语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规费，全行革除。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瑞、挪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挪国人应一体均沾。第三款许五口通商。第四款许设领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与中国商民任便贸易。第二十四、二十五两款，规定领事裁判权。此约与英《天津条约》极相类，与美《天津条约》则更有全款相同者。盖道光二十三年（1843），耆英曾在虎门定“善后条约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1846），又在虎门定续约五款。瑞约及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实同以此二约为据，观英约第一款，谓广东善后旧约，并入新约中可知也。虎门两约，今无华文本，观于瑞约，而知《天津条约》之丧失利权，有由来矣。瑞约十七款云，瑞、挪国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地基，听瑞、挪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瑞、挪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远游，尤不得赴市镇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颇可考见租界之所由来。又二十三款云，瑞、挪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则是时烟尚有禁，领判权之庇护，并不及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之人。此条若亦以虎门两约为本，咸丰《天津条约》，何不一并声明？疑当时洋药，业经纷纷抽厘，实利其税而自愿弛其禁矣。二十一款云，瑞、挪国以后或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观此条规定，不过如此，亦可知后来争执驻使之由也。
《天津条约》立后，首来上海，请援英、法例立约者，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据奏，未许。十年（1860），苏抚薛焕署理钦差，督办江浙闽粤（五口）及内江各口通商事务，诸国多以为请。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惟薛焕是问”之语。十一年（1861），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薛焕拒之。其使艾林波径赴天津，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请法使代请。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是年七月八日，议定条约四十二款，专条一款，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条，另款一条。此约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十五口（第六条）；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条）；普国得派领事，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四条。光绪六年〈1880〉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其领事裁判权，见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国条款，见第四十款。税则订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所定者同。订约之初，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亦援英、法例也，中国不许。后以法使调停，另备法文一份，如有辩论，援以为证，谓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此约以十年为限。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长江添辟口岸，鄱阳湖行轮，德船入内江内河，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屡议无成。至光绪六年，乃由沈桂芬、景廉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十条，章程九条。续约第一款，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口岸，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案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第二款，订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则中国与他国所订章程，亦须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洋商入内地买土货，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一切事宜，应归另议。今先订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条意重在第二端。巴兰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1877）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1863）。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丹麦（即囗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1863）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仿英。旋定约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规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务，准赴京会议，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第九款规定设领；第八款规定传教；第十款规定游历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三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内地税或过卡完纳，或在海关一次完纳，各听其便，如一次完纳，准照续定税则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为最惠国条款；第五十一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夷云）。
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于咸丰八年（1858）桂良赴沪议税则时，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桂良坚拒之。同治三年（1864）西班牙使玛斯援丹麦、荷兰例，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命候补京堂薛焕会同崇厚办理，英新旧使威妥玛、卜鲁斯先后来津见崇厚，称奉本国之命，相助为理。总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称相同。玛斯遂托病，由驻京各使向总署代请入京立约，又欲援丹麦、葡萄牙之例。中国以两使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且其托英、法及到京在未奉谕旨之前，今在既奉谕旨之后，万难允准，驳之。玛斯乃允在津商议。其所开送条款，请增开漳州，该国人犯，欲寄中国监狱，使臣驻京，须载明长住或久住字样，且欲立约后即行驻京。各使纷向总署，代为说项，威妥玛尤力。属照美约第六款订立，嗣后再有别国钦差驻京，方准一体照办。彼仍持久驻之议，又求订期限为三年，以便与布使同时进京，又再三辩论，乃肯删去云。西班牙约凡五十二款，又专条一款，其第二款云：“大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权大臣一员至中国京师，亦无不可。”而专条规定议约后本应进京居住，惟因为翻译官缺少，议定画押后三年，方派使来京，限内仍准每年一次抵京。前此苦禁外使，不许入京之举，几几不能维持矣。第四款定设领，有云：“所派之员，必须日斯巴尼亚国真正职官，不得派商人做领事官，一面又兼贸易。若系小口，贸易不多，可暂令别国真正领事官料理，仍不得托商人代办。”此则咸丰八年（1858），桂良在沪，照会英、法、美使，即以是为言（原照会云：“各国领事皆系商人，本是无权管束，且己亦走私作弊，岂惟不能服众，反使众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议，如各国欲设领事，必须特放一员，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领事，致有名无实。”）。而至此始见诸条约者也。第十款订明准华民至日属各处承工。第四十七款订明：“中国商船，不论多寡，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用昭平允。”亦为前此条约所无。此外各条，均与各国略同（第五条规定通商，第六条规定传教，第二十一、二十四条规定纳税，第十二、十三、十四条规定领事裁判权，第五十条为最惠条款）。
比利时商船，初尝至粤，后久绝。道光季年，法人为请通商，未得许。同治二年（1863），其使包礼士至上海，薛焕奏言，德已不遵理谕，径赴天津，若再严拒，必至效尤，当令在沪核议，许之。焕与议定，而未互换。四年（1865），比使金贝至天津，谒崇厚，以前约未将通商章程叙明，请再议。命侍郎董恂赴津，定约四十七款。规定使臣有要务得入京（第二款）；税则照所附章程（与他国同）办理（第三十款）。余亦与他国略同（第七款规定设领。第十、十一款规定游历通商及通商口岸。第十五款规定传教。第十六、十九、二十款规定领事裁判权）。
意大利于同治五年（1866）遣使阿尔明雍来京，由法翻译官李梅代请议约，并经阿尔明雍照会三口大臣崇厚，由崇厚奏闻。派谭廷襄会同崇厚办理。定约五十五款。使臣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订明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款）。领事不得用商人，别以照会申明。第二十一款云：“将来中国遇有与别国用兵，除敌国布告堵口，不能前进外，中国不为禁阻意国贸易，及与用兵之国交易，凡意国船从中国口驶往敌国口，所有出口进口各样货物，并无妨碍，如常贸易无异。”为他约所无。第五十四条为最惠国条款，有云：“各国如有与大清国有利益之事，与意国民人无碍，意国亦出力行办，以昭睦谊。”亦略有相互之意云。余与他国略同（第二款定遣使，第七款定设领，第八款定传教，第九款定内地游历通商，第十一款定通商口岸，第十五、十六、十七款定领事裁判权，第二十四款定税则，照通商章程办理。所附通商章程，亦与他国同。第二十六款，定条约未满期，列国议改税则，则意国亦更改云）。
奥斯马加（奥匈帝国的旧译）于同治八年（1869），遣使毕慈来京，由英使阿礼士代请，毕慈亦照会崇厚。派户部尚书董均会同崇厚办理，定约四十五款。此约所异者，无传教之条。又奥斯马加商人运货赴各处贸易，单照等件，照各国章程，由各关监督发给，其不携货物，专为游历者，执照由领事馆发给，地方官盖印（第十一款）。第四十三款为最惠国条款，有云：“中国商民如赴奥国贸易应与奥国最优待之国商民一律。”实各约中最具互惠之意者也（第二款定遣使，或住京，或随时往来，各听其便。第六款定设领，不得用商人兼充一节，亦别以照会申明。第八款定通商口岸。第九款定税则，照所附章程办理，附章亦与各国同；又定未至修约年限，而税则有增减，各国一律通行，奥亦遵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款定领事裁判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