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提雅廷南行后，旋与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仍请添设通商口岸。清朝称，恰克图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则共有八口。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在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旋亦许其一律。及桂良到津，遂与俄国定约。其中重要条款：（一）以后行文，由俄国外交部径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图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人数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学习满汉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10年，请派人前来更换云云，则前此以10年为期）。（四）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五）派员查勘边界。（六）京城、恰克图公文，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信函亦得附带。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七）又有最惠条款。咸丰十年（1860），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续订条约：（一）尽割乌苏里江以东。（二）交界各处，准两国人民，随便交易，都不纳税。（三）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钱恂《中俄界约斠注》云：“按《新疆识略》，边徼卡伦，向分三等：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卡伦。驻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有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过时则撤者，是谓添设之卡伦。卡伦之设，本只游牧人私行出入，初无关于界址。故常设之卡伦，至近者距城或不过数十里。咸丰十年〈1860〉之约，指明以常驻卡伦为界。同治初元，将军明谊与彼官勘界。彼坚执常驻二字。明将军再四辩论，总署亦与争持，谓中国卡伦，向无常驻不常驻之分，必当以最外卡伦为界。无如边徼规制，彼中习见习闻，竟不克挽回。而乌里雅苏台以西之界遂蹙。”按此约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大阿勒台山迤北，塔尔巴哈台所属塔尔巴哈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属卡伦，均有向内移徙的，见第四条。又塔尔巴哈台所属民庄五处，则限10年内徙，见第十条），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的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四）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五）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六）库伦设立领事。（七）俄商来的，每处不过200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八）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国内地通商，并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九）开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除不许赊欠之例，领事和地方官平行。（十）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十一）边事向惟库伦大臣和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和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和吉林、黑龙江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由驻恰克图部员和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十二）恰克图到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20日。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商人愿自行雇人送书信物件的，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此两约失地数百万里，自《尼布楚条约》订立至此，共历170年。
咸丰十年（1860）条约定后，东北疆界，中国依约，于其明年，派仓场侍郎成琦；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约。其西疆之界，则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将军明谊和俄订立界约，划定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的葱岭的疆界。其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属境于同治八年（1869），塔尔巴哈台属境于九年（1870），由荣春、奎昌与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记，惟伊犁属境，未及勘定，而为俄人所据，遂启回事定后的重大交涉。
咸丰十年（1860）条约中，由恰克图照旧到京一语，意自不谓京城得行销货物。而俄人曲解条文，要求在北京通商。恰克图、库伦、张家口、通州等处，又借口陆路费重，定税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随意通商。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经过关隘，概免稽查。总署力与辩论，卒于同治元年（1862）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一）两国边界百里内贸易，均不纳税。（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及该官所属各盟，亦不纳税。不设官处，须有该国边界官执照，乃可前往。（三）赴天津的，须有俄边界官并恰克图部员盖印执照，限6个月在天津缴销。仍只准由张家口、东坝、通州径行抵津。（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留货物十分之二销售。税皆三分减一。留张之货，不销的准其运赴天津，不纳税，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减三分之一税，仍须补足。由津及他口运入内地的，亦照纳子税，在他口贩土货运津回国的，除在他口按例纳税外，在津纳一复进口税，在天津、通州贩土货回国的，完一子税。贩别国货的，如已完过正税、子税，则不重征。如未完过子税的，亦应照补。亦均限6个月销照。此章订明试行三年。四年（1865），俄人提议改订。五年（1866），许其天津免纳复进口半税，余展至二年后再商。至八年（1869）乃改订二十二款。（一）俄欲删原约中张家口不得设立行栈一语，中国不可。许将货物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而更添不得设立领事一语。酌留张家口的货，仍交正税，不销的运赴天津、通州时，还以三分之一。（二）原约俄商赴蒙古贸易的，有“小本营生”四字，许其删除。原约但云“无执照者罚办”，此改为“行抵中国一边卡时呈验”，其绕越偷漏的罚则，亦均减轻。（三）在津贩卖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税，一年之内不再重征。并将暂存天津的复进口半税，给还存票（嗣后天津复进口税，中国与各国一行拟改，俄亦一律改定）。其余悉同原约。此约以五年为期。中国当日，对于商务的盈亏，不甚注意。税入尤所不计，所怕的是俄人遍历各地，窥我虚实。直到后来伊犁交涉时，所斤斤顾虑的，还在这一点。然其时情见势绌更甚，并此时所订定的，亦不能维持了。
第五节 教禁的解除
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两条约，把传教事项，明文规定，这也是中外交通以来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教案常为中国的大患，前后共历40年。今略述教禁解除的经过和教案中最严重的同治九年（1870）天津一案如下。
自雍正元年（1723），将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以后，教士在中国已无复开堂传教的权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条约，许美人在五口设立礼拜堂。然这只是许其自行礼拜，并非许其传布。是时法人屡向耆英请开教禁。二十五年（1845）耆英为之奏陈。部议准其在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法人仍不满足，耆英奏请许其要求，以资笼络。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自此教禁遂算解除。然尚无外国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明文。而法国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遽往广西西林传教。咸丰六年（1856）为知县张鸣凤所杀，成为法国用兵的一因，已见第二节。八年（1858）条约，既许各国传教。法约补遗条款中，又规定张鸣凤革职，革职后须照会法使。并须将革职事由，载明京报。是为中国因教案处分官吏之始。十年法约，又规定赔还前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廓等件，交法使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自此外国传教士往内地传教才有条约上的根据，并且得置产业（教会在内地置产，同治四年，即1865年，总署与法使议定章程。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续有厘定，其中主要的条件，为内地的教产属于教会，私人不得购置）。以后欧洲来华的教士，遂都由法国保护。往内地的执照，亦由法公使发给，有教案亦由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德人谋破坏法国保护教士之权，才照会总署，说德国在华教士，由德国自行保护。旋因教案启衅，占据胶州湾。中国人说外人的传教，带有侵略性质，也无怪其然了。
教禁甫开，而教案即起。其事在同治元年（1862）。是时法国人分遣教士，游行各省，将至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教民，相与夸耀，以为扬眉吐气，复见天日。因此激动湖南士绅的公愤，撰成公檄，流传入赣。赣省的士绅，又从而传布之。遂至酿成两省的教案。其事详见《中西纪事》的《江楚黜教》篇中。他省亦时有教案，连绵不绝，至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其严重达于极点。
此案因当时天津有迷拐小孩之事而引起，先是法国教士，在天津的三叉河，建立教堂，谓之仁祠堂。其中的女教士，出钱收养贫儿。及是，拐匪武兰珍被捕，供称教民王三将迷药给他。而是时仁祠堂孩童适患疫病，死的颇多。民间遂谣言教堂迷拐孩童，剖心挖眼，并义冢上尸骸暴露的，亦指为教堂所弃。崇厚时为三口通商大臣，和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M.Foutanier）带武兰珍到堂调查。兰珍语多支离，和原供不符，事已明白。崇厚允即出示辟谣。而其回署时，人民观看的，和教堂中人言语龃龉，互把砖石相击，人民遂集众围困教堂，势将滋事。丰大业跑到崇厚署中，咆哮忿詈。崇厚抚慰他，不听，拔枪射击崇厚，不中，把器物毁坏。崇厚初时避去，后因丰大业要走，又自己出来留他，劝他不必冒险。丰大业不听，走出，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又拔枪射击，把刘杰的仆人打伤。人民见之，大怒，将丰大业打死。又鸣锣聚众，把教堂焚毁，教民教士，死者数十人。其时江苏等省，亦有教案。外使遂认津案为外人全体的安全问题，共同提出抗议，形势严重。清朝命署理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法国代理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要求将刘杰和天津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议抵。法国调兵船到津。中国亦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带兵驰赴京畿。起刘铭传统带铭军，并命沿海沿江督抚戒备。添派丁日昌赴津会办。未到时，先令兵部尚书毛昶熙赴津（旋崇厚使法，即以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未几，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曾国藩回两江本任，仍命将津案奏结后起行。当国藩到津时，士大夫间议论蜂起。有劝其劾崇厚以伸民气的。有要鼓励天津人民，驱除洋人的。有要联英俄以攻法的。国藩力持镇定，奏称“自道光庚子以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时如其开战，“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乃将张光藻、刘杰，按刁民滋事，地方文武，不能弹压镇抚例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滋事的人民，正法的15人，定军流之罪的4人，徒刑的17人，共出赔偿抚恤之费46万两，派崇厚赴法道歉，作为了结（曾国藩办理此案，在当时很为舆论所不满。然其气概自有足多的。当其疏劾天津府县时，都中士大夫，多诒书相责。国藩惟自引咎而已。其致总署书，自言“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其实当时的情势，何能因此与法国开衅？他写给朋友的信，说“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诒忧于君父”，这正是他忍辱负重之处。他虽看似软弱，然崇厚要徇外人的要求，将府县议抵，他却坚持不可，说“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如其立意决裂，虽百请百从，仍难保其无事”。亦可见其审慎之自有限度。当他到天津去时，写信给两个儿子，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云云。这实在是一张遗嘱。其办理津案时，亦奏称“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断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其致崇厚书，则言“祸则同当，谤则同分”。均可见其浩然之气，名誉生死，都置度外，而惟行其心之所安。办事者必有此等精神，才可以担当大事。畏首畏尾，视私人的利害，重于国家的安危。其究也，必致事败坏而身名亦随之决裂。古人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吾人的办事，亦正是如此。事君也是要办事的，并不是事奉一个人）。这一年，恰值普法开战，法兵大败，所以此案得以如此了结，否则还有更严重的可能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