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室至道咸时，实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实皆湘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故自号中兴以还，浸成外重之势。湘淮军诸将帅至光绪朝稍凋落，惟李鸿章最老寿，隐然为政治重心，继起无人。袁世凯乃以诡谲之姿，强承其乏，其才本不足为首领，况复见解陈腐，妄思帝制自为，终以自贼邪？然袁世凯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顾国家则深受其害矣，自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思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其原因全在政治上。昧者或谓其民族性有优劣，则大误矣。社会全为环境所铸造，人之性质程度，不论其为何种何族，均相等。世岂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袁世凯既死，黎元洪以副总统入京代理，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袁世凯所解散之国会。以政治论，以法律论，全国本可相安，顾元洪非北洋系中人物，所谓北洋系军人者，遂群思排挤之。六年（1917），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梁启超说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欧战，冀可提高国际地位，于是始而抗议，继而绝交，更进而谋对德宣战。而国会中人，加以反对，总统府中人，亦有与国会相结者。段祺瑞一方面，乃又有收买所谓公民团者，迫胁国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国会方面之反对。时北洋系中之人物，以安徽省长倪嗣冲最为狂悖，而其督军张勋，则自谓能效忠于清室。段祺瑞召集各省区督军、都统在京开会，各督军、都统乃攻击国会所定宪法草案，分呈总统、总理，要求不能改正，即加解散。旋同赴徐州开会。未几，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元洪无如何，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勋至天津，胁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入。七月一日，勋奉溥仪在京复辟，黎元洪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复京师。元洪辞职，由冯国璋代理。复辟之役，盖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谓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段祺瑞持正之功，为不可没矣。然祺瑞与南方积不相能，复激成护法之役。
国会之解散也，广东、广西宣言，不受非法内阁干涉，重要政务，径行秉承元首。云贵及海军第一舰队继之。民国既复，南北本可从事调和，而南方谓民国业中断，可仿元年之例，召集参议院，于是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大纲，选举孙文为大元帅，后又改举政务总裁七人，以诸部长为政务员，赞襄政务会议，以行军政府之职权。北方则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及选举法，由之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乃由旧国会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以摄行总统职务。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1919）二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卒决裂。
是时之外交，亦更形败坏，冯国璋入京后，即对德宣战，段祺瑞之政策，目的已达，本可一意进行，乃又急于内争，欲以武力征服异己，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是时北洋系又分裂为皖直两系，段祺瑞大借日款，以练参战军，而未曾用诸参战。七年（1918），俄国革命后，单独对德议和，协约各国，有出兵西伯利亚之举，我国亦派海军随之，又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海陆军协定》，日兵之入吉、黑者遂多。八年（1919）一月，欧洲各国开和会于巴黎。先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秘密交涉，须于战后保证其接收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彼乃承认我参战，四国皆俱而从之。而章宗祥与日人订立《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附以照会，许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由中日两国合办，复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样。至是，中国要求青岛由德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袒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章宗祥之复文，事在七年（1918）九月，其时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致无能为力。事闻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惩办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而山东问题，卒如日意解决，我国遂未签字于对德和约，仅有总统以命令宣布对德战争已止。惟对奥和约，我仍签字，故仍为国际联盟之一员焉。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吁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是时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离心。俄人当民国八九年时曾两次宣言，放弃旧俄帝国用侵略手段在中国取得之土地及特权，我亦未能与之交涉，此皆段祺瑞当国时外交之失败也。
时北方皖直两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张作霖亦思入关发展。九年（1920），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方，时参战军已改为边防军，冲突于近畿，边防军败，段祺瑞乃辞去职权，于是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副之，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察绥三区。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库伦遂为俄白党所陷。南方之军政府内部亦多问题，孙文等皆离广州，陈炯明初以粤军驻扎福建之漳、泉，是年十月还粤。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1921）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五月五日就职，乃将军政府撤销。吴佩孚资格虽浅，而以实际论，则为是时直系之中心人物，佩孚亦抱武力统一之见解。湖南军队攻入湖北，王占元战败去职，佩孚击湖南军，却之，进占岳州，遂继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十一年（1922）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吉、黑两督军副之，与中央脱离关系。于是段祺瑞蛰居天津，而皖系人物，到处活动者仍不少，卢永祥尚据浙江，遂成为皖奉两系与南方结合，以倾直系之局面。
先是十年（1921）十一月，美国召开太平洋会议于华盛顿，内分限制军备、远东问题两组。限制军备问题，英美法日成立《海军协定》，《英日协约》因此作废。后来英美法日意又成立《海军协定》（1922），又立《海军公约》（1930），规定英美日三国之海军比例为5∶5∶3，其期限均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为止。故论者均称是年为世界之危机也。远东问题，中美英法意日荷葡比九国订立公约，又立《九国中国关税条约》。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二）与中国以完全而无障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稳固之政府。（三）确立并维持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利用现状，攫取特殊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巴黎和会以后，山东问题，日本求与我国直接交涉，我国主张提交国际联盟，及是，亦即在华府会议外解决，于十一年（1922）一月订立条约，青岛由日人交还，胶济路限期15年，由我赎还。其本于二十一条之要求所立之条约，中国要求作废，日本不可，但声明将第五号要求撤回，以租税担保之借款，及南满、东蒙借款，开放于国际银团，共同经营。其后乃由参众两院通过，咨请政府，于十二年（1923）照会日本，声明作废焉。库伦之白党，于十一年（1922）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至是遂移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十三年（1924）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是岁，中国与苏俄订立解决悬案及暂行管理中东路两协定大纲，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尊重中国之主权，中东路许我出资赎回，订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十四年（1925）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要之，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之能乘也。
直奉战后，十一年（1922）六月初二，徐世昌辞职。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1917）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亦无甚成绩。是时直系内部复生分裂，曹锟左右，谋举馄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十二年（1923）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十月十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沐猴而冠也。吴佩孚勾结陈炯明，谋倾南方政府。孙文初在桂林筹备北伐，十一年（1922）四月，将大本营移于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六月，粤军叛，文走上海。岁杪，在广西之滇军及桂军讨陈炯明，炯明再走惠州，文回粤，以大元帅名义主持军务。
第六章 国民政府之北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走日本，立中华革命党于东京，袁世凯死后，移于上海，改称国民党。孙文历年以护法为号召，然终鲜成功，盖议员多政客之流，绝无特操，欲利用军阀，军阀又多跋扈，只便私图，鲜明大义。逮苏俄革命告成，文知其所能成功者，实在党军两端之改革，乃于十二年（1923）十一月，将国民党改组，十三年（1924）一月，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六月，设黄埔军官学校，军队中皆设党代表，以宣传主义，于是南之壁垒一新矣。
十三年（1924）九月，江浙战起，直奉继之，昊佩孚统大军与奉军相持于九门口，而冯玉祥与胡景翼自前线回军，与驻守南苑之孙岳，改称国民第一、二、三军，入北京，佩孚自海道入江，走汉口，直系之势力瓦解。奉军踵之入关，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祺瑞要孙文北上，共谋解决时局。文主开国民会议，祺瑞亦有所谓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者，顾人民团体，无一得与，文戒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文卒于北京。初文与陈炯明相持于广东颇久，及文卒，国民政府肃清东江，又平滇桂军之反侧者，广西先来联合，湖南之唐生智亦输诚，于是改组政府，废元帅，代以委员制，南方之势力转强。北方以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改督军之称曰督理某省军务善后事宜，以胡景翼督理河南，景翼卒，岳维峻继之。其时西北河南皆凋敝，实力惟关外为强。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又皆奉系也。初直系之齐燮元督苏，皖系之卢永祥督浙，先第二次奉直之战而战，所谓江浙战争也。初相持，旋直系之孙传芳自闽入浙，卢永祥败走，未几而吴佩孚败，奉军南下，齐燮元亦走。孙传芳仍据浙江，奉系未能除。十四年（1925）十月，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北师，奉系之在苏皖者皆走，传芳北取徐州，吴佩孚亦起汉口。奉军在关内者，郭松龄叛，出关攻张作霖，以兵行遭阻，败死，作霖乃得幸免。时吴佩孚无复实力，借靳云鹗招集杂军，以攻山东，未克。冯玉祥攻李景林，景林力拒，久之，乃弃天津，走山东，依张宗昌。是时奉系几成众矢之的，而吴佩孚忽联奉以攻冯。十五年（1926）一月，玉祥宣言下野，佩孚合奉军下南口，又遣兵攻西安，未克，而国民军北伐矣。
十五年（1926）六月，国民军北伐，入湖南，克长沙，吴佩孚来援，败绩，国民军遂下武汉，入江西，败孙传芳之兵，分军为左右，夹江东下。其留守东江之军克福建，入浙江。十六年（1927）二月，遂入南京。冯玉祥自西北回师，解西安之围，入河南。三月，国民军有清党之举，军事稍停顿。孙传芳之败也，走北方见张作霖，与之合，及是乘机南下，渡江之龙潭，国民军击却之。九月，山西军攻奉军，奉军退河北。十七年（1928）一月国民政府再北伐，五月一日入济南，三日而惨案作，我军乃绕道德州北伐。六月三日，张作霖退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东三省因此归心国民政府，至十二月而统一之业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