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说法叫作“狂人意识”。身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这种意识所折磨，但它又是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它厮守在一起，进行凄寂的游戏，已构成了我生存方式的一种。俗话里还有种说法，叫作“腿有伤痕，没脸见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的伤痕便已赫然出现在我的一只腿上，随着长大成人，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渐加剧，甚至扩展到了骨髓深处。每个夜晚，我遭受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这种说法说有些奇怪），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在我看来，伤口的疼痛就仿佛是它鲜活的情感，甚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地下运动小组的那种氛围令人出奇地安心和惬意。总之，与其说是那种运动的目的，不如说是那种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堀木仅仅是出于闹着好玩的心理，把我带到那个集会上，把我介绍给了大家。其实他也就只去过那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去参加集会，而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去考察消费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爱慕虚荣、追赶时髦的心理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一样仅仅因为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便一头扎入其中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识破的话，那么，无论是堀木还是我自己，都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愤怒斥责，并作为卑劣的叛徒而受到驱逐吧。但我和堀木却没有遭到开除的处分，特别是我，处在那种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身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游刃有余，也更显得所谓的“健康”，以至于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派了种种机密工作。他们夸张地给那些工作披上一层过于神秘的面纱，让人着实忍俊不禁。事实上，我对委派的工作从不拒绝，泰然自若地照单全收，也从不曾因举止反常而遭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或盘问。我总是一边搞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地下运动的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可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就算成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一辈子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认为，与其对世人的“真实生活”感到恐惧，每个夜晚都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忙于接待客人，或是外出有事，所以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我和他有时接连三四天也见不上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而可怕，因此琢磨着，是不是该搬出这个家，到外面去租个房子住。就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时，从别墅的老管家那儿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就要届满了，想必其中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加选举。他还在老家建了栋养老的舍宅，似乎已对东京不再留恋。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高中生而已，或许在他看来，为了我而保留宅邸和佣人，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上所有人一样，不是我能明白的）。总之，那个家不久便转让给了别人，而我则搬到了一个老旧公寓的阴暗房间里，这个公寓名叫仙游馆，位于本乡的森川町。而没过多久，我便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儿得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马上告罄，可烟、酒、起司、水果等，家里都是应有尽有，而书、文具、衣服等其他东西，也都可以在附近的店铺里赊账，就算款待堀木吃碗荞麦面或者炸虾盖浇饭，只要是这条街上父亲经常光顾的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地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在宿舍的独居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每个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这让我一时慌了手脚。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便花个精光，我感到不寒而栗，因心中无底而变得几近发狂，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几乎纯属搞笑的虚构。窃以为，要想求助于他人，其上策乃是逗人发笑）。另外，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可照样手头拮据。
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谁的袭击或者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给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都深谙答题的窍门，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没过多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游戏的心态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行动队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忆有误）不断有任务下达而来，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凭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禁不住在心中对P内的人嘀咕道：你们有没有搞错呀？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选择了逃避。逃避果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儿，我决定一死了之。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忙完地下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原本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地兀自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像往常一样发挥了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敷衍着。
“听说呀，有个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哪。是你吧？”
“不，我嘛，只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荣幸。那你就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就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倒胃口。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路旁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打发女人去办事，绝不会惹她不高兴。恰恰相反，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去做事，她是会很开心的。对这一点我可是了然在心。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地下运动的关系，就算不愿意，我和她都得每天碰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哪。”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只得好好伺候这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了她。谁知她是那么厚颜无耻，竟然欣喜若狂，当即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不禁暗自苦笑道。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让自己被束缚得一动也不能动。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型酒吧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因囿于那种恩惠，我同样感到一种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毋须再借助堀木的向导，就可以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吧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疑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不伴随着败北的丑角式苦笑，就无法与别人寒暄，但现在我总算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掉一切，向人结结巴巴地寒暄一气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地下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或许应该主要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吧。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型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包围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型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化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化解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起酒来。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扮演小丑来搞笑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沉默寡言和悒郁凄凉的天性，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种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想喝酒，是吧？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了。瞧，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人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吩咐的那样，我在银座背街的一家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味道，竟清晰地留在了我记忆里。那家寿司摊的老板长着一副黄颔蛇的脸相，脑袋已经秃顶。他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装着手艺高超的样子，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原来与当时那个寿司摊的老板很像，于是不禁一阵苦笑。在那女人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准确无误，甚至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实在是难以下咽，甚至给我带来了寒冷与痛苦的缘故。说来，就算有人带我到美味的寿司店去品尝寿司，我也从没觉得好吃过。寿司实在是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小吗？）
她在本所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可以完全坦露自己阴郁的内心，一边喝茶，一边用单手捂住脸颊，仿佛遭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般。不料，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哪。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哪。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于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