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种下的豆子，一排排地加在一起就有七英里长，亟待锄草松土，因为最末一批还没有播完，头一批种的豆子却长势喜人，的确是不好再延宕下去了。这种在赫拉克勒斯看来纯属区区小事，干得如此投入，如此富有自尊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可不知道。久而久之，我爱上了我种下的一排排的豆子，其实，我也要不了那么多的豆子。它们让我眷恋着大地，因此我有无穷的力量，就像安泰一样。可是，我干吗要种豆子呢？只有老天爷知道。整个夏季，我就这么着出奇地忙活——在大地表层的这个地块上，原先只长委陵菜、黑莓和狗尾草之类，还有甜味野果子和好看的花，可现在只长豆子了。我从豆子那儿学到了些什么，而豆子又从我这儿学到了些什么呢？我珍爱它们，给它们锄草松土，从早到晚照看着它们；这就是我在白天的工作。它们的叶子宽大，挺好看。我的助手就是滋润这片干旱地块的露水和雨水，地块本身含有一定的肥力，但大部分是贫瘠和枯竭的。我的敌人是虫子，在冷天，八成是土拨鼠。土拨鼠把我一英亩的四分之一的豆子都给吃光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又有什么权利铲掉狗尾草，毁掉它们自古以来的百草园呢？反正剩下的豆子，过不了多久，就会茁壮成长，足以应对新的敌人了。
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四岁那年从波士顿迁移到我这个家乡，穿过这些树林子和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湖边。这是铭刻在我记忆里最久远的景象之一。今儿个晚上，我的笛子唤醒了荡漾在这个湖上的回声。松树林依然屹立在那里，都比我岁数要大得多哩；或者说，有的松树已被砍掉了，我就用它们的根茬来煮饭，新的松树却在四周围长出来，在新生儿眼里则别有一番景象。在这片牧场上，从同一丛多年生根部，长出了几乎清一色的狗尾草，甚至我最后还给我儿时梦境中神话般的风景披上了盛装。要知道我来到这里后所产生的影响，不妨看看这些豆子叶，玉米大叶子和土豆藤蔓就知道了。
我种了大约两英亩半高地；由于这个地块树木约莫在十五年前被砍伐过，我自个儿挖出了两三考得的树桩，也就没有施过任何肥料；但在夏天，我锄地时挖出过一些箭头来，由此可见，远在白人开垦土地之前，一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曾经定居在这里，而且还种植过玉米和土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好收成，他们已经使地里的肥力消耗殆尽。
土拨鼠和松鼠还没有来得及窜过大路，或者说太阳还没有冉冉升上那片矮橡树林之前，我就开始在我的豆子地里除掉那些高傲的杂草，并用泥块压在它们上头，尽管农夫们反对我这么做——但我还是奉劝诸位，赶在晨露未消去之前，尽可能把你所有活儿干完。大清早，我光着脚丫子干活儿，像一个雕塑家在沾满晨露的碎沙土里摆弄着泥巴，但到了后半晌，太阳直晒得我脚上起了水泡。太阳照着我给豆子锄草松土，黄澄澄的沙砾构成的高地上，在长十五杆的一排排绿油油的豆苗地里，慢悠悠地来回走动，一头连着一片矮橡树林，到时我会在那儿歇一会儿凉，另一头通向一块黑莓地，我每锄一个来回，青翠的浆果颜色不知怎的就会变得更深一些。锄掉杂草，给豆秆周围培上土，鼓励我种下的豆苗儿快点生长，让这块黄土地是以豆叶和豆花，而不是以苦艾、芦管、狗尾草来表达它的夏日情思——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因为我既没有牛马相助，也没有雇短工或者童工帮忙，更没有采用改良农具，我干的活儿非常慢，这么一来我就跟豆子相处格外亲昵。反正用手干活，哪怕到了做苦工的份儿上，也许断断乎算不上赋闲的最坏形式吧。它会有一种万古不灭的真谛，对学者来说，乃是一种堪称典范的成果。对那些走过林肯和韦兰德一路西行、不知去向的观光客来说，我就是一个劳苦的农夫；他们悠闲地坐在马车上，两个肘子搁在膝盖上，缰绳松散地下垂像花饰一样；我呢，株守家园，净跟泥巴打交道的乡巴佬。但是用不了多久，他们既不会看到，也不会想到我的家园了。大路两旁有很长一段路，只有这块地才是耕地，因此，他们也就特别留意。有时，在这块地里干活的人会听到观光客更多说三道四的话，其实并不是存心说给他听的，他们评头论足地说：“豆子种晚了！豌豆也种晚了！”——因为别人已经开始锄地了，我还在下种——可我这个牧师下乡种地的人，却压根儿还没想到过这些呢。“玉米嘛，我的伙计，只能算饲料；玉米只能算饲料呗。”“他住在那儿吗？”那个身穿灰色上衣、头戴黑色圆顶礼帽的人说；于是，那个脸相难看的农夫喝住他那匹听话的老马问道：犁沟里没得肥，你在这儿干什么来着？他就建议我不妨撒一点烂泥屑粒，或者废料，或者草木灰，或者灰泥都行。可是，眼前有两英里半长犁沟，只有一把锄头替代马车，用两只手在干活——说到别的什么车和马，我打从心里就反感——而烂泥屑粒离这儿很远才有呢。车辚辚，马萧萧，观光客打从这儿经过，拿我的豆子地和他们一路上所见过的庄稼，扯高嗓门来比较，这才让我知道我在农业世界中的地位了。原来这块地没有列入科尔曼先生的报告。不过，顺便说一下，大自然在更荒凉的、未经人类改良的地头上所产出的谷物，有谁去估算出它们的价值呢？英格兰干草的收成，倒是有人细心地称过重量，乃至于它的湿度、硅酸盐和碳酸钾，也都一一计算过；但是，在所有的山谷、林中洼地、牧场和沼泽地里，都生长着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谷物，只不过是人们还没有去收割罢了。我的豆子地，仿佛介于野地与被开垦的土地之间；犹如有的国家是开化了，有的国家是半开化，还有的国家则是蛮荒或者野蛮的，我种的地块堪称半开化，虽然这不是从坏的意义上来说的。那些豆子乐呵呵地回到了我栽培它们的野生的原始状态，我的锄头还给它们演奏了一支瑞士牧歌。
离这儿不远，有一棵白桦树，树顶上有一只棕鸫——有人喜欢管它叫作红歌鸫——在歌唱，溜溜儿唱了一早上，很高兴跟你做伴，要是你的土地不在这儿，它就会飞到另一个农夫的地头上。你在下种时，它就会给你助兴，唱道：“点种，点种——盖土，盖土——往上拽，往上拽。”反正这儿种的不是玉米，就算有像它这样的敌人在一旁，也还是挺安全的。也许你会暗自纳闷，它这一连串绕口令，它这个业余的帕格尼尼在单弦或者二十根弦上演奏的曲子，跟你种豆子又有什么关系来着。可是，你宁愿听它唱下去，也不去滤掉灰烬或者灰泥。这是最便宜的一种顶级肥料，我完全信得过。
我用锄头在地头上翻出新土时，不知怎的把远古时代在这一片蓝天底下居住过却没有历史记载的民族所遗留的灰烬也给翻出来了，他们打仗和狩猎时用过的小型器具，都在方今盛世重见天日。它们和别的天然石块掺杂在一起，有些石块上留有印第安人用火烧过的痕迹，有些是烈日暴晒留下的，还有一些陶器和玻璃碎片，是近代的拓荒者带来的。我的锄头碰撞石块时会叮叮当当作响，这怪好听的响声在树林子和半空中回荡，有它跟我做伴，我的劳动即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收获。我锄的不再是豆子，而且锄豆子的也不是我；当时我不免为之动怜而又骄傲地记起来——如果说我还记得不错的话——我的朋友们都到城里听清唱剧去了。在那阳光灿烂的下午，夜莺在我头顶上空盘旋——有时，我的活儿会溜溜儿干上一天——它好像是在我的眼里的一粒沙子，或者说在天空的眼里的一粒沙子，它时不时哗的一声尖叫，向下俯冲，仿佛天空一下子被扯破了，最后被扯成了碎布一样，但苍穹却依然天衣无缝似的；只见满天空都是小精灵，它们在光秃秃的沙土地上，或者在山顶的岩石上产卵，却很少有人看见它们；它们优美、纤长，好像湖上皱起的涟漪，又像被风一吹，飘浮在空中的树叶子；大自然里有的是如此这般的亲缘吧。鹰是波浪的空中兄弟，它在波浪之上一边掠飞，一边察看，它那翩翻空中的翅膀，像在酬应着大海那原始的，还不会飞的翼尖。或者有时候，我看见一对鹞鹰在高空盘旋，一上一下交替翻飞，一近一远如影随形，仿佛它们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化身。或者说我给一群野鸭子吸引住了，眼看着它们从这座树林子飞向另一座树林子，带着一点儿嗡嗡响的颤音，急冲冲地飞去；或者说，有时候，我的锄头从腐烂的树根底下挖出了一条花斑蝾螈，瞧它那样儿蔫不唧的、又古怪、又丑陋，颇有埃及和尼罗河的痕迹，却又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我傍着锄头歇息时，这些天籁美景不管在地头上哪个地方，我都听得到、看得见，乃是乡间独特的无穷的乐趣的一部分。
赶上节庆日，城里礼炮齐鸣，传到树林子里如同打气枪似的，一些军乐声偶尔也会这么传过来。远在城外的豆子地里，在我听来，那大炮的响声仿佛马勃菌在爆裂；万一有军队出动，而我又一无所知，有时我整日恍然若失，感到地平线那儿在发痒，像得了病似的，仿佛马上会发疹子，要么是猩红热，要么是马蹄疮，直到后来和风吹过田野，吹到韦兰德公路，很快给我捎来了“民兵”的信息。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嗡嗡声，听上去好像谁家的蜜蜂在倾巢出动，邻居们依着维吉尔的办法，拿出家里头最响亮的器皿叮叮当当敲了起来，一个劲儿召唤它们回蜂房去。直到那叮当之声听不见了，嗡嗡声也随之消失，最宜人的和风也不会再捎来什么好消息，我才知道他们已把最后一只雄蜂安全地引回米德尔塞克斯蜂房，此时此刻他们就一门心思扑在蜂房里头满满当当的蜂蜜上了。
我感到骄傲，知道马萨诸塞州的自由和我们国家的自由已是安如磐石；于是，我回过来又去锄地时，怀着一种难以表述的自信，愉快地继续干我的活儿，泰然自若地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