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装在这种狗熊形状的瓶子里。是俄国出产的。”
“这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彭小姐问。
“我看不见所有的瓶子，”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做有多久了？”
“是我自己买了带进来的，”我说。“常有意大利军官来看我，我得准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没喝吗？”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
“莳萝利口酒。”
“我会打发人来拿走的。你就这么多空瓶子吗？”
“眼下就这么多。”
“我本来还在可怜你得了黄疸病呢。对你怜悯简直是白搭。”
“谢谢你。”
“我想不能怪你不愿回前线。不过我认为你应该想点聪明的法子，别靠酗酒来染上黄疸病。”
“你说靠什么？”
“靠酗酒。你明明听见我这话了。”我没有做声。“除非你找到什么别的借口，否则等你这黄疸病一好，你恐怕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自己招惹的黄疸病，居然使你有资格享受康复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
“没有，不过黄疸病人我见得多啦。”
“你发觉这种病人很好过吗？”
“我想总比上前线好吧。”
“范坎彭小姐，”我说，“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
范坎彭小姐没有理睬这个实在的问题。她只能不予理睬，否则就得走出房去。她还不打算走，因为她讨厌我很久了，现在正好可以发泄一通。
“我知道许多人通过自伤逃避上前线。”
“问题不在这儿。我也见过自伤的例子。我问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因为这种感受与得黄疸病最为接近，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体验。所以我才问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因为——”范坎彭小姐走出房去了。后来，盖奇小姐进来了。
“你跟范坎彭小姐说什么了？她气坏了。”
“我们在比较感受。我刚要说她从没有过生孩子的体验——”
“你是个笨蛋，”盖奇说。“她会要你的命。”
“她已经要我的命了，”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兴许还想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呢。她真够卑鄙的。”
“她一向不喜欢你，”盖奇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喝酒喝出了黄疸，是为了不回前线。”
“呸，”盖奇说。“我要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人人都会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
“她发现了酒瓶子。”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把酒瓶子清出去。瓶子现在在哪儿？”
“在衣橱里。”
“你有手提箱吗？”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奇小姐把瓶子装进背包里。“我拿给门房去，”她说。随即朝门口走去。
“等一等，”范坎彭小姐说。“把那些瓶子交给我。”她带来了门房。“请你拎着，”她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把这些玩意拿给医生看看。”
她沿着走廊走去。门房拎着背包。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失掉休假之外，倒没出什么别的事。
第二十三章
我回前线的那天晚上，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个座位。火车定于午夜开出。它是在都灵组编的车，大约夜里十点半抵达米兰，就停在车站，等到午夜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到站，就上车去占。门房带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正在休假的机枪手，以前在一家裁缝店干活，两人齐心协力，总会抢到一个座位。我给了他们买站台票的钱，还把行李交给他们带去。我的行李是一只大帆布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
大约五点钟，我跟医院里的人道了别，就出来了。门房把我的行李拎到他屋里，我告诉他说，我将近午夜时赶到车站。他妻子叫我一声“长官”，就哭了起来。她擦擦眼睛，握握我的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一直帮我缝缝补补，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长着一头白发，有一张笑嘻嘻的脸。她一哭起来，整张脸就像碎了似的。我来到街拐角的一家酒店，坐在里面等候，眼睛望着窗外。外面又黑又冷还有雾。我付了咖啡和格拉帕酒钱，借着窗口的灯光，望着外面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望了望，看见是我，便笑了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一起走着，沿着人行道走过一家家酒店，然后穿过集市广场，沿街往前走，穿过拱门，就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中，教堂又白又湿。我们穿过电车轨道。我们左边是窗口灯火通明的店铺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雾蒙蒙的，等我们走近大教堂前面时，大教堂显得非常雄伟，石墙上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往前走。前头一座石扶壁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打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紧贴着石壁站着，士兵拿自己的斗篷裹住了她。
“他们很像我们，”我说。
“谁也不像我们，”凯瑟琳说。她说这话可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
“但愿他们有个可去的地方。”
“那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
“我不知道。人人都该有个可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过了大教堂了。我们走到了广场的尽头，回头望望大教堂。教堂在雾中看上去很美。我们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面。橱窗里摆着马靴、帆布背包和滑雪靴。每一样物品都单独陈列着；中间是帆布背包，一边是马靴，另一边是滑雪靴。皮具呈暗色，给油打得像旧马鞍一样光滑。电灯光把上了油的暗色皮具照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再过两个月，缪伦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
“我们去那儿吧。”
“好的，”她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几家橱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就走这条路，”我说。那是条很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中有很多行人。沿街尽是店铺，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有一家橱窗里放着一堆干酪，我们往里望了望。我在一家兵器店前停下来。
“进去看看。我得买支枪。”
“什么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解开身上的皮带，把它连同空手枪套一起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把手枪来。
“得配得上这枪套，”我说，一边把手枪套打开。这是个灰色皮枪套，是我从旧货店买来的，在城里佩带。
“她们有好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差不多。我能试试这一支吗？”我问那女人。
“现在可没有地方试枪，”她说。“不过枪是很好的。包你买了没错。”
我啪地扣了一下扳机，然后再拉回去。弹簧相当紧，但却很顺当。我瞄准了，又啪地扣了一下。
“二手货，”女人说。“原是一位军官的，那可是个神枪手。”
“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又弄回来啦？”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
“也许你还有我的呢，”我说。“这多少钱？”
“五十里拉。很便宜的。”
“好的。我还要两个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要不要军刀？”她问。“我有几把二手军刀，很便宜。”
“我要上前线了，”我说。
“噢，是吗，那你用不着军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钱，把弹匣装满子弹，推进弹膛，再把手枪插进枪套里，将另外两个弹夹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再把皮带扣紧。手枪挂在皮带上感觉挺沉的。不过，我看还是佩带制式手枪为好。那样你总能搞到子弹。
“现在我们可是全副武装了，”我说。“这是我必须记住要办的一件事。我那支枪在我来医院时让人给拿走了。”
“希望这是把好枪，”凯瑟琳说。
“还要别的吗？”那女人问。
“不要了。”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注意到了。”那女人还想兜售点别的东西。
“你不要个哨子吗？”
“不要了。”
女人说了声再见，我们来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朝窗子里望去。那女人朝外望望，向我们鞠了个躬。
“那些镶在木头里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鸟的。人们拿这种小镜子在田里转来转去，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的民族，”凯瑟琳说。“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吧，亲爱的？”
“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穿过街道，开始沿着另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凯瑟琳说。“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我们在一起，总是感觉挺好的。”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可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了，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道继续走。雾气弥漫中，街灯也发黄了。
“你不累吧？”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走路挺有意思。”
“不过可别走得太久了。”
“好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在街上走着。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的时候，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拉着我的斗篷罩在她身上，这样就把我们俩都裹住了。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面高墙。
“我们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街走去，来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是一面砖墙和一些建筑物。街的前头，我看到一辆电车正在过桥。
“我们可以在桥上叫辆马车，”我说。我们在雾中站在桥上等马车。几辆电车开过去了，满载着回家的人们。随后来了一辆马车，可是里边有个人。雾气渐渐变成了雨。
“我们可以步行或乘电车，”凯瑟琳说。
“总会有车来的，”我说。“马车都要打这儿过的。”
“来了一辆，”她说。
车夫将马停下，把计程表上的金属招牌放了下来。马车的车篷撑起来了，车夫的外衣上滴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帽子虽然打湿了，还在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光线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可以去那儿。”
“我们这样去行吗？不带行李去？”
“行，”我说。
马车冒雨穿过一条条小街，上车站可有一段很远的路。
“我们不吃饭吧？”凯瑟琳问。“我担心我会饿。”
“我们就在房间里吃。”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车夫。
“到曼佐尼大街去一下。”他点点头，到了下一个街角便往左拐去。来到大街上，凯瑟琳就留心找商店。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车夫停车，凯瑟琳下去了，穿过人行道，进了商店。我靠在马车上等她。外面下着雨，我能闻到雨中潮湿的街道和马冒着热气的气味。她拎着一包东西回来了，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我很奢侈，亲爱的，”她说，“不过，这件睡衣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