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二〇〇〇年春天，边区联中老同学在北京聚会。五十三年前大家曾在一间茅舍里读书。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已成白发翁媪了。吃午饭时我同魏扬坐在一起。他忽然问我：“你还记得游颐和园的事吗？”我马上想起来，说道：“当然记得。”两人抚掌大笑。
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深秋的一天，我同魏扬、周虎游颐和园。他们两位都没去过颐和园，只有我一人小时候去过。我带他们从知春亭出发，沿昆明湖绕了一圈。后来爬上后山，在一所小院前休息。小院前挂着一块“闲人免进”的牌子，院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靠墙有一棵槐树，魏扬爬上树往院子里张望，说了句“里面没人”便翻墙跳了进去。周虎是爬树高手，也爬树翻入院里。两人在院里喊：“没人，快进来！”我也翻墙过去，两脚刚一落地，不知从哪儿冒出两名公园职工，把我们当场抓住。一位职工问我们：“看见门上的牌子没有？”我们身上虽有游击习气，但对明显的事实也无法抵赖。我们被带到石舫附近的公园管理处。管理处的一位干部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马上给学校打电话。我们老师说了很多道歉的话，并说回校一定严厉批评我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听见管理处干部说：“好吧，我们马上放人。”可我们万万没想到管理人员会如此惩罚我们。他没立刻放我们，跟我们聊了半天，还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直到八点静园后才放我们回校。我们走到大门时看见双门紧闭，周围没有一个人，只得往回走。起初东走走西走走，还觉得蛮有诗意，有一种“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的感觉。天渐渐黑下来，诗意变成不安。我们到哪儿过夜？周虎说他舅公梁漱溟住在颐和园，可以在他那儿过夜。可梁先生住在哪儿？无人可问。只好敲旁边一个小院的门。两次被警卫员赶走。第三次敲出一位中年妇女，态度和蔼，告诉我们：“这是柳亚子先生住宅，梁先生住在石舫旁边。”我们总算找到过夜的地方了。敲开梁先生的门，我们被带进北房，见到梁先生。记得他上身穿白布对襟褂子，下身穿着白裤子，等他问清我们为何“晏夜来访”后，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勇敢！勇敢！”他大概还说了别的话，但我一句也记不得了。他让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东厢房睡觉。第二天清早，我们没同梁先生告别，对服务员说了一声便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先生。他同我们呆了不到半小时。
以后再没见过梁先生，也没有他的消息。一九五四年听说梁先生犯了错误，说什么“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一九七七年《毛选》第五卷出版，我才读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比我听到的尖锐得多。对梁先生的批评是因他在政协的发言引起的。我在《梁漱溟全集》中找到这篇发言稿。梁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的干部都来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天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才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多少有点。虽然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五～七页）
梁先生坦率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希望中共改正，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不少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梁先生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并上纲上线到“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的高度：“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〇七页）。梁漱溟不服，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发言而发，但我不能接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梁漱溟问答录》，第一三三页）梁漱溟再次发言后受到严厉的批判。周总理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言，痛斥梁漱溟，说他是“一个杀人犯”：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一九八三年，周虎带我到木樨地看望梁先生。梁先生已经很衰老了，但谈话仍有精神。他谈的很多，我已记不清楚都谈什么了，只记得他说：“我的错误是让润之下不来台，但我的话并没错。”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参加了梁先生的追悼会。那天下着小雨，我来到北京医院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参加追悼会的大约四十人，我鞠了三个躬便离开了。出门时看见小屋门楣上贴着一张旧报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中国脊梁。不知为何我进门时没看见。我想很多人也未必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