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这是一本俄国人写的评介康生的书。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著作等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邓小平及其时代》和《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读过《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二〇〇四年奥尔玛出版社出版）后，觉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有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感觉。尽管“出口转内销”，但有些材料我还觉得新鲜，年轻的读者知道的恐怕也不多。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我则闻所未闻。乌索夫通晓中文和英文，广泛搜集材料，仅注释就有五百三十九条，看来下过一番功夫。
乌索夫把康生比作贝利亚，因为俄国人不知道康生，但知道贝利亚，把他们放在一起，容易吸引俄国读者的注意。但把两个人相提并论并不恰当。我们所熟悉的贝利亚是在同赫鲁晓夫争夺权力失败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愿意给他安什么罪名就安什么罪名，破坏分子呀，外国间谍呀，凶神恶煞呀，淫棍呀，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呀。所以赫鲁晓夫制造出来的贝利亚并非历史上的贝利亚。这绝不是说贝利亚是位爱民如子、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把贝利亚从格鲁吉亚调到莫斯科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就是为了镇压人民。苏共政治局委员哪一个没镇压过人民？谁敢违抗斯大林的意愿？谁没在枪决无辜的人的命令上签过字？贝利亚当过七年内务部部长，当然干过不少坏事。但并不比他的前任和后任坏，也不比政治局的同僚赫鲁晓夫等人坏。相反，他还做了几件好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开展的大清洗，上百万人被枪杀、流放、监禁，发动者是斯大林，执行者是叶若夫，而刹住席卷全国清洗狂飙的是贝利亚。一九三八年他接任内务部部长后，释放了很多人，其中被捕的军官就释放了四分之一以上。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如梅列茨科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戈尔巴托夫大将等都是贝利亚释放的。贝利亚不赞成枪杀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波兰军官，不赞成把整个民族从祖居地迁往西伯利亚。贝利亚对苏联军事工业的建设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担任过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苏联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就是贝利亚指挥的。俄罗斯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大百科辞典收入贝利亚词条，列出他担任过的职务，提到他有苏联元帅军衔，最后写道：“他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压的积极的组织者之一。”说他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这种评价是公允的。
而康生一生都干过什么？除整人、怂恿领袖发动各种名目的运动，整得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外，没干过一件好事。从乌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是遗臭万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还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遗忘了。我为写这篇文章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请一位年轻的女图书馆管理员帮我查找康生的材料。我问她知道康生吗？她摇摇头。我又问她知道林彪吗？她迟疑了一下说道：“林彪反对毛主席？”我对她大加夸奖：“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书目，说只有一本，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而俄国人这本书是二〇〇四年出版的。俄国人没忘记康生，我们却把这个应该永远钉在耻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记了。
康生在莫斯科
康生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入党，曾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上海工人起义。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忠发没有文化，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实权落到李立三手里。康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揣摩最有权势领导者的心思，千方百计讨好他。这是他在云谲波诡的情势中永远不败的法宝。这也是他出奇制胜，逢凶化吉的法宝。他看出向忠发虽是名誉上的第一把手，但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便百般逢迎李立三。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批评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很多人无谓牺牲，令人痛心，不能再蛮干下去了。参加会议的康生看到向李立三表忠心的机会到了，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反国际。我坚决拥护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康生很快得到李立三的赏识，把他从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长。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共产国际改变了路线，一九三〇年九月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到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李立三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康生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反戈一击，在会上说他早已看出李立三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李立三妄自尊大，听不进任何意见。康生厉声质问李立三：“你领导中央仅一年多，已经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牺牲了多少人？让人痛心。”康生反戈一击，与李立三划清界限，化险为夷，更加相信自己的政治手腕。接着，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俄国人米夫坐镇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派往苏联“学习”。米夫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操纵选举，他的爱徒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上米夫一个人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选。向忠发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大权落入王明手中。康生虽然庆幸自己没卷入“立三路线”的浊流中，但对前景仍有几分担忧，因为他与王明有过“过节儿”，惧怕王明报复。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国时，曾遭受李立三的打击，而那时康生站在李立三一边。王明自命不凡，准备回国担任要职，大显神通。没想到李立三不买他的账，只分配给他一个不起眼的工作，由康生通知王明：“中央决定你先到基层锻炼一个时期，担任上海沪西区委宣传干事。”王明只好把火气压在肚子里。一九三〇年三月王明被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经党组织大力营救，很快出狱。尽管王明被捕没有给党组织造成多大损失，但他在狱中的表现仍受到严厉的批评，而批评王明的人又是康生。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性的名义给予王明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已经从自己老师米夫那里得知共产国际准备撤换李立三，自己出头之日指日可待，只好暂时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一九三〇年七月，王明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忍不住了，批评李立三：李立三的路线是错误的，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李立三蛮横自负，不接受别人意见，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断送的危险。不知内情的康生怎能放过反驳王明讨好李立三的机会呢。他说反对李立三就是反党，建议给予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康生是组织部秘书长，处分王明的事又是他经手办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一切都颠倒过来，李立三下台，王明掌权，康生苦思冥想，如何改换门庭，投入王明怀抱。
一天康生夜访王明，承认自己对待王明的态度错了，向他道歉：李立三当权的时候给王明的两次处分他都想不通，但李立三大权在握，不能不服从，所以也有责任。历史证明王明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错了，希望王明同志原谅他。王明刚刚掌权，正在招兵买马，对康生的投靠表示欢迎。康生又说了一段肉麻的话：“把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人选为领袖，中国革命就有希望了。我也投了你一票，愿在你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说得王明反而谦虚起来：“我一个人干不了什么，还需要大家支持。今后希望我们合作。”康生立即说：“怎么是合作呢，是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一定尽力。”康生轻而易举讨得王明的欢心，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明对康生并非没有戒心，但那时正是需要人之际，就不能过苛要求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很多机构遭到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王明吓得半死，觉得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又不想到艰苦的苏区去。王明通过恩师米夫，同年九月调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康生没有王明的本领，仍留在上海。但他通过王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带着老婆曹轶欧也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当时俄国人的生活极其贫困，食不果腹，几家人挤在一栋楼房里，但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住在留克斯（豪华宾馆），每天牛奶面包，牛排肉饼，过着奢侈的生活。康生对王明感激涕零。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天，王明为他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上说：“今后能在王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代表全家为王明同志的路线奋斗终生。”康生说到这里站起来，举杯向王明宣誓：“王明同志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康生为表示自己对王明的忠诚，从两方面着手：吹捧王明和打击王明的对手。康生知道王明最看重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便大肆宣传，想方设法出版。一天，康生来到中山大学，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康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话锋很快就转到王明身上：“王明同志是我党的领袖，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党，就是打进来的暗探……我们要挺身而出，为捍卫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而斗争。”他振臂高呼：“王明万岁！”王明对康生卖力吹捧自己投桃报李。在王明的操纵下，康生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然而风云突变，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解除博古总书记和李德军事顾问的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康生心里又嘀咕了。先投靠李立三，李立三垮了。又投靠王明，原以为王明必能当上总书记，自己跟着飞黄腾达，现在看来希望不大了。又一想，这次会议没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算不算数还不一定，也许还能保住王明。他向拜访他的中国留学生暗示，让他们向共产国际请愿，要求任命王明为总书记，不承认遵义会议选出的新领导。但共产国际并未理睬学生们的请愿。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为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举行招待会，康生站起来举杯大声说：“兄弟党的同志们，我们坚决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兄弟党的同志们莫名其妙，他们知道十个月前中共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怎么王明成了总书记？我在书中找不到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反应，但共产国际看重毛泽东确是事实，排名时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后面。康生认为共产国际没有批准遵义会议选出的新领导，继续为王明造势，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联共（布）中央为庆祝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振臂高呼：“王明万岁！”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对康生的举止为什么没有反应？
王明、康生一到莫斯科就开始整李立三。动机不完全相同，王明是报复，康生是向王明表忠心。王明、康生大权在握，李立三成为他们的俎上肉，任他们宰割。王明、康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上，猛烈批判李立三，李立三做了深刻的检查，彻底批判立三路线。与会者认为李立三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认识，不必再检讨了。但王明、康生不干，继续批判李立三；大会小会让他一次次检讨，一直批判到一九三五年秋天才把他分配到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李立三的问题似乎已告一段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除王明、康生外，参加会议的都是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和留学生中的党员。几乎没有来自国内的人。康生利用大会期间，把中国代表召集在一起，宣布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选举王明为总书记。代表们必须各个签名。李立三也是代表，康生要他签名。李立三认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因国内形势无法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由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选举总书记是不合法的，并拒绝签名。李立三是代表中级别最高的党员，他的态度影响了其他代表。他们纷纷拒绝签名，并对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的做法提出批评。王明、康生看到他们的计谋未能得逞，便取消了选举计划。王明已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为保护这棵大树，康生承担了召开大会的责任，王明也做了自我批评。他们对李立三更加仇恨，非除掉他不解心中之恨。而机会就在眼前。
一九三四年，即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年，苏联领导人基洛夫遇刺。斯大林认为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刺杀的，发动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即我们通常说的大清洗。王明、康生利用镇反肃托运动清算他们的对头。李立三自然首当其冲。李立三担任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的时候，上班时把公文包落在电车上，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并且第二天就找回来了。康生却诬告他“遗失机密文件”。工人出版社在印刷共产国际七大文献的时候，排字工人误把“七次大会”排成“七次犬会”。李立三知道后，认为这是粗心大意的错误，批评了排字工人，事情就过去了。但这件事又被康生抓住，认为这是有意诬蔑与会代表：参加会议的人都变成狗了。
有的朋友劝告李立三还是回国吧，落在王明、康生手里不会有好结果。李立三觉得朋友的话很对，自己也有这种担忧，便向王明、康生打报告，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不批准李立三回国。他们自知这几年对李立三打击得太厉害了，李立三不是无能之辈，如果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对他们十分不利。现在手头上有他的把柄，通知苏联内务部，指控他遗失机密文件，诬蔑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在上海时贪污两万美金。康生通知苏联内务部：“李立三是危险分子，暗藏在中国党内的托派。”一九三七年王明和康生回国前，一定要把李立三置于死地，又给他加上很多罪名，希望苏联内务部尽快逮捕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次年二月李立三在苏联被捕，罪名是“莫斯科中国人反苏托派反革命组织负责人”。李立三一伙人的目的是推翻苏联，刺杀斯大林。罪名吓死人。李立三在狱中受尽种种非人折磨。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说法：“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捕的，幸而未被处决。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清幸存的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一九三九年获释出狱。”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听到李立三被捕的消息，便同苏联有关部门交涉：“你们是否关押了一名叫李立三的同志？”俄国人查了花名册，回答道：“有这个人，是根据你们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有错误，但不是托派，罪名都是捏造的。”周恩来同苏方反复交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终于把李立三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王明、康生向中央提出要求，建议联共（布）把李立三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周恩来出面替李立三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李立三无户口，无党籍，无工作，只得靠卖文翻译维持生计。李立三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才回到祖国。但李立三终于没逃过康生的魔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文化大革命”期间迫害致死。有人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也有人说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害死的。李立三是不是康生下令害死的，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康生对谢富治下令处决卢福坦确是事实。卢福坦工人出身，曾是中共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叛变革命，知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叛变，并把康生被捕叛变的事告诉冲进监狱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卢福坦建国后一直关在上海监狱里，处决时已七十八岁。炙手可热的康生怂恿造反派打死李立三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
王明、康生对反对过他们、对他们的做法提出过质疑、了解他们底细的人坚决整肃，一个也不放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肃反办公室，王明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王明喜欢夸夸其谈，不屑做具体工作，所以实权掌握在康生手里。不少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前都曾在上海等地工作过，了解康生心术不正，卑鄙狠毒，会拿他们开刀。康生把他们召集到中国代表团住处，为制造恐怖气氛，讲了一番令人胆战心惊的话：我们要严厉打击混进党内的敌人，决不留情，人人都可以揭发、怀疑周围的人，当面揭发，背后揭发都可以。可以怀疑任何人，也可以怀疑他嘛！他正告有问题的人，已布下天罗地网，坏人插翅难逃。
东方大学旅苏支部委员萧寿煌，一九三二年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知道康生那时叫赵容，假借清除叛徒名义坑害过不少人。康生早想除掉他，现在机会来了。康生诬蔑萧寿煌是叛徒、特务、托派。萧寿煌坚决否认，对康生说：“如果说我工作上有错误，我不否认，但我绝不是叛徒、特务、托派。你说我有历史问题，请拿出证据来。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有历史问题，我还说你有历史问题呢。”康生气得拍桌子，大声喊道：“我说你有历史问题你就有历史问题。”康生对萧寿煌日夜审讯逼供，萧寿煌最终死在康生手里。康生迫害另一个人是武胡景。武胡景是山东人，康生的老乡，一九二九年调到中央组织部，同康生一起工作过。一九三一年调任北满特委书记，第二年又调回上海中央军委。康生知道武胡景嫉恶如仇，心直口快，鄙视自己，怕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想试探他。武胡景生病住院，康生带着水果冒雪来看他，武胡景非常感动。康生叮嘱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在这里就不要对外人说，那时是单线联系。康生套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才向你打个招呼。尤其对负责同志不要说三道四，这里情况复杂。”武胡景以为康生对他推心置腹，也向康生敞开心扉：“我以为你在上海是靠整人爬上去的，现在看来我误解了你。我看问题偏激，今后请你多批评。”“你在莫斯科听到对我有什么议论？”康生试探道。武胡景略一沉思说道：“有人说王明本性难移，在上海的时候就骄傲自大，唯我独尊，居心叵测。到莫斯科旧病复发，你也跟着他整人。”康生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问道：“那你怎么看呢？”武胡景不想对老乡说假话：“王明在国内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到莫斯科故技重演，不得人心。下面说你是他的帮手，希望你不要跟他跑。”康生装出感谢的样子，一只手放在武胡景肩上说道：“我们毕竟情同手足，才能肝胆相照。”老实的武胡景哪里知道这几句老实话把他送上断头台。康生一回去就向王明报告了，两人决定此人决不可留。康生对王明说：“非除掉此人不可。他不是简单的炮筒子，还有思想，是个危险人物。”康生指示肃反办公室昼夜围攻武胡景，逼他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武胡景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对康生一伙说：“你们说我是双料坏人，拿出材料来。刀架到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康生只得把武胡景以叛徒、特务的罪名交给苏联内务部，被内务部拉出去处决了。
康生处理人的时候，往往不顾事实，仅凭想象。一九三六年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二师政委王德林奉命到苏联学习。王政委穿过层层封锁奔向莫斯科。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朝鲜女，蓬首垢面，携家带口逃难。王政委问她从什么地方来，她说是黑龙江富锦人，日本人怀疑他们是抗日分子，四处追捕。他们躲进深山老林，但粮食吃完，饥饿难熬，只好跑到苏联避难。王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对朝鲜妇女说：“你们有家难回，咱们一起走吧。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他们一起来到莫斯科。王政委向康生汇报这件事的时候，康生勃然大怒：“一个男人领着妇女成何体统？女的还是从敌占区来的朝鲜人，你能担保她没问题？她来历不明，一定是日本特务。”朝鲜女人马上被逮捕，王政委也被送交内务部，以失去警惕性为名判了八个月徒刑。刑满出狱后，又被送到北极地区劳改了八年。
莫斯科列宁学院中国部负责人周大文，看不惯王明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作风，严厉地指出：“共产党员要正派，不能跟着王明这样的人走，他要自立为王。”王明知道后气得要命，康生马上通知苏联内务部，把周大文流放到远东伯力地区劳动改造。周大文是列宁学院有影响的人物，王明的报复行为激起在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陈郁、林铁、杨秀峰和何一鸣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后来都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陈郁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工人运动领袖，参加过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被派到苏联学习，与王明几乎同时抵达莫斯科。陈郁了解王明在上海的劣迹，对他极为蔑视，不向他靠拢。王明则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陈郁恨之入骨，但由于陈郁是中共中央委员，不敢对他轻易下手。一九三三年康生的到来对王明如虎添翼，他借刀杀人，让康生收拾陈郁。康生为向王明表忠心，欣然接受他的指示。苏联大清洗期间，康生诬蔑陈郁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予陈郁党内警告处分。王明嫌处分太轻，很不满意。于是康生把陈郁下放到斯大林格勒劳动改造，以期他永远回不了国。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到苏联治病，得知陈郁在斯大林格勒劳改，向联共（布）中央交涉，把陈郁从斯大林格勒接回莫斯科，同他一起回国。建国后，陈郁担任过广东省省长等重要职务。“文革”期间，康生对被他整过但没整死的人格外仇恨，一九七四年“文革”期间陈郁受迫害致死。林铁和杨秀峰都反对王明对周大文的报复，被王明、康生视为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反动分子。林铁被发配到乌拉尔化工厂劳动，杨秀峰则下放到乌拉尔山区铁矿场劳动。杨秀峰劳动几个月便回国了，林铁劳动的时间长一些，但也安全返国，他们都属于被康生整过但没整死的人，回国后都担任领导工作。杨秀峰任教育部长、高教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铁任河北省委书记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如果不凭借外力，康生未必有能力再次迫害他们。“文革”开始，康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有了发泄宿怨的机会。迫害杨秀峰拿他夫人孙文淑开刀，康生认定孙文淑是托派分子，杨秀峰当然也是走资派、托派、叛徒了。邓小平评价杨秀峰时说：“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杨兼而有之。”这样性格的人很难熬过文革。杨秀峰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硬顶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或暗示会有什么后果。杨秀峰被逼到剖腹自杀的地步（未遂）。林铁除走资派外，还被被诬蔑为托派、叛徒、里通外国，受过怎样非人的折磨，经历过“文革”的人不难想象。俄国作者用“受到残酷迫害”就显得过于笼统了。但两个人都挺过来。林铁一九八〇年七月彻底平反，杨秀峰不仅平反，二〇〇七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在他故乡河北迁安竖立了铜像。
王明、康生一九三七年七月途经新疆回延安。他们在新疆还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一度靠拢苏联，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申请加入联共（布）。一九三五年斯大林派二十五名中国留学生支援新疆，俞秀松任队长。俞秀松是中共和青年团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中共中央派一百零三人赴苏联学习，俞秀松任领队。俞秀松到新疆后颇受盛世才的赏识，任命他为省立一中校长，并把妹妹盛世同嫁给他。俞秀松和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俞秀松任联共（布）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俞秀松看不惯王明对校长米夫露骨的阿谀奉承，以及不断向米夫诬告中国同学的无耻行径。俞秀松批评过王明几次，王明表面接受，心怀不满。后两人又都陷入中山大学派系之争，成为死对头。但俞秀松是联共（布）党员，王明得势后对他无从下手。王明、康生一到乌鲁木齐就散布苏联派来的二十五人都是托派，而俞秀松是托派首领的谣言。王明、康生回到延安后仍在《解放》杂志、苏联《真理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揭发俞秀松的“托派罪行”。次年，俞秀松等人被押回苏联秘密处决。俞秀松和盛世同的婚姻当时被看成斯大林促成的政治婚姻，原因是他们结婚时斯大林送了一台照相机作为贺礼。但盛世同对俞秀松是有感情的，为俞秀松与哥哥盛世才吵翻。俞秀松押解回苏联后，她一直千方百计打听丈夫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九年王稼祥大使来信，才弄清俞秀松于一九三九年被处决。盛世同想把俞秀松的骨灰运回国，安葬在他的故乡诸暨。但被秘密处决的人没有骨灰。可喜的是一九六二年五月俞秀松被中共中央追认为烈士。一九九九年俞秀松百年诞辰，诸暨建立俞秀松烈士陵园，李先念题词：“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一九九六年俞秀松的后代收到俄罗斯检察院为俞秀松平反的证明书。王明、康生一手制造的俞秀松冤案彻底平反。
读书札记之二：康生在延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压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于一九三八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家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得不到毛的信任。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从三月至六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白，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几个月后，一九三九年二月，毛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一般人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间的跨度是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在这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肃托是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始作俑者自然是斯大林。肃托运动在中国不大被人提起，在读过俄国人写的这本书前，我只知道中国有托派，不知道还有个肃托运动，以为只有整风运动。包括前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人们不大熟悉的肃托运动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整风运动的前三年，规模多大，伤害了多少人，有关的材料不多；记录在案的只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托派无关，为何称为肃托运动，同后面的肃反有什么区别？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国特。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王尊极案：十九岁的少女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代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特务。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一九四五年，关了整整七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处决。
这三个案子应属于肃反范围，同托派不沾边，也没把肃反对象定为托派。可俄国作者却把这次“抓特务”称为肃托运动，也许还有我不了解的深意。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无冤无仇，从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对他们痛下毒手？这三个案子是康生为树立自己的威权小试牛刀。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身穿苏联皮夹克，脚蹬长筒马靴，在四个警卫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走在延安街道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数职。
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即整风必然引向审干、肃反。我在晋察冀边区上中学的时候听说过抢救运动，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延安整风，不少人被抢救过。他们的口径一致：整风是在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转入肃反的。康生搞得过火，伤害了很多人，由毛主席出面纠正，还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毛原本不知道肃反过火，知道后马上纠正。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没再听说过肃反和抢救运动。俄国作者看法不同。他认为康生大张旗鼓地搞肃反和“抢救落水者”运动毛是知道的，毛未必下过指示，而是康生揣摩毛的想法自行进行的。在《读书札记之一》里我介绍过康生有揣摩领导意图的高超本领。毛在六月十九日的讲话中，做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要冷静观察。”毛的讲话过了一个月，运动仍无斩获，他很不满意。康生再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张克勤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十九岁，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一、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入手；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四、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六、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审讯人员大声吼道：“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揭发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夜下令大逮捕。四月一日夜里逮捕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超过四百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一九四三年三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机关召开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作者没写康生的反应，想来是愕然、气愤，但亦无可奈何。反对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的领导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
李锐评价这次会议时写道：“康生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致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李锐先生说四月十五日康生的报告把“反奸”推向高潮，把“反奸”的高潮推向各抗日根据地。但抢救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张克勤事件”炮制出来后，抢救运动很快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自张克勤现身说法，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当特务的经过后，各地竞相召开坦白大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坦白交代。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十六岁的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了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会场上的人感到惊愕不解。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他们拉下水。”康生欣赏自己的“杰作”，但中央领导人不能不过问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提出意见。但要想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一人。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认为他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又有何妨？他这样说，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
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指导中共的国际机构。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一九三五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物。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的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八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务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除前面提到的朱德外，还有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对毛也有一定影响。但毛仍然袒护康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康生在莫斯科和延安犯下的罪行没有清算，以至到“文革”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生一生风光，死后哀荣。“四人帮”粉碎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