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一段艰辛备尝、让人迷茫也让人无奈的历程。做检查，济南和北京的大医院反反复复做过多次，从血液、心脏到颈椎、腰椎……结论不是“正常”就是“没有明显病变”；访医问诊，从乡村的土针灸师、割嘴放血的老汉到省城、首都的专家教授，甚至于“宫廷御医”的嫡传弟子，找了不下十几位；熬药吃药，烧坏的药焯子少说也有七八个，喝下的苦汤药面装得下半水缸；结果却是脖子越来越僵越硬，脉搏越来越沉越细，甚至于除了左边的半个脑袋，全身的关节都被绷得紧紧的，成了一个整日里摇头晃脑的“小宾努”。身上难受，精力自然无法集中，创作也因此受到影响。在心急如焚、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先是按照朋友们的建议买了电脑，搞起电脑写作，随之学起了气功和刮痧，用上了韩国人发明的双脚“矫正仪”；这样，几经折腾，病情才好歹得到了缓解和好转。然而好日子没过几天，低血压、便秘、皮肤瘙痒、前列腺增生等便一拥而上，轮番地捣起乱来。跑医院和求医问药又成了我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更糟的是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我经常都要被闹到寝食不宁、苦不堪言的地步。眼看时光流逝、老之将至，每每想起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后可能出现的情形，我便不寒而栗。
这样一直到了2008年秋天。
那时二姐两口子从荣成老家来到济南，一次闲聊说起身体上的苦痛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我推荐起骏丰频谱水和周林频谱治疗仪来。同胞一奶，我当然不怀疑二姐两口子的真诚，但现在类似的推荐和介绍实在是太多了，处于某种潜在的或曰本能的心理，我在发过几声惊叹和答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便丢开了。没想二姐走后的第四天，一台频谱水保健仪和一台频谱治疗仪便送进我的家门了。因为说的是免费试用，试用效果不佳尽可退回，我没有犹豫就收下了。第一天没有觉出什么来。第二天发现水壶里原本厚厚的一层水垢脱落了。第三天发现原本闹得挺凶的皮肤瘙痒和脚气消失了。第四天发现颈椎有了明显改善。第十天正赶上保健干部查体，到医院一量，二十几年的低血压竟然不见了，我的血压又回到了年轻时的状态。这真是神了，神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把情况告诉了我的一位同学和老师，没几天，奇迹也在她们和她们的家人身上发生了。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我的前列腺增生症直到两个半月之后才觉出明显好转，而我的便秘和咽炎、鼻炎、眼睛干涩症等至今仍然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还应该说明一句的是，我的血压恢复正常之后一度出现了反复，在经过三四个月的不间断治疗之后，终于重新呈现出年轻时的状态，并且稳定了下来。
我不敢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跋涉我已经找到了健康，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已经找回了健康的信心，找到了通向健康的途径和办法。
健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祈愿。寻找健康是千千万万现代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但愿千千万万与我一样的寻找者美梦成真。
秋天的草地
蓝天，青山，花伞，金黄的草地，草地上两个傻笑的青年……
那是多久的黄昏了？八年？十年？十五年？十八年？
好象是新婚不久，一个美丽的向晚时分，我和妻子连同她的姐妹们一起走向千佛山下的那片草地。暖风柔柔地献着妩媚，秋蝉吱吱地伴着歌唱，有谁喊了一声：“玉民和宇红来一张！”一声“咔嚓”，便从此留下了永恒。
这也许算不上最好的照片，却自然、舒展，深得我的青睐。妻子健在时我就送到照相馆扩了一张，摆进卧室；妻子去到天国后我又扩了一张，比原先整整大出了一倍的一张，挂到了我的书房。每当闲遐，每当情有所思，每当与天真的小女儿忆起往事，每当……我总要细细地打量一番：那笑容，那甜蜜，那青春，那惬意，那坦然，那舒展……总是与无尽的思念和心绪搅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是喜是悲，是笑是泪。
我怀疑那一刻留下的是我人生最可珍贵的“舍利子”。
我怀疑那一刻在我的人生中再也无法“克隆”。
我怀疑那会成为留给我们天真聪明的小女儿的无可替代的“财富”。
人生灿烂无比、光芒四射却又如流星逝雨、转瞬即去，眨眨眼便成了隔世永远。
妻子离去已近四年，可千佛山下的那片草地还在。草地上依然铺金叠翠、花红蝶舞。
去向天国的路远吗？秋天到了，让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来自联合国的祝福
也许是还不够老的缘故，对于收藏一类的事我一向没有多少兴趣，就连孩子们痴迷的集邮也其情淡淡，由此不少好的邮票、明信片就成了别人的猎物。然而也有例外，我的保密箱里就一直锁着三张明信片——三张来自联合国的明信片。
这倒不是我与联合国的哪个机构或者官员有什么来往，那三张明信片上留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龙飞凤舞的笔迹。
一张上：“刘泓泓，我的亲爱的小女儿，爸爸现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我希望你快快长大，成为和平的使者！”
一张上：“泓泓，我的女儿，我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向你祝福！”
另一张上：“宇红：我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向你祝福！”
三张明信片贴的都是联合国的邮票，每张40美分，分为两枚，一枚36美分，一枚4美分。三张4美分的图案是联合国大厦的俯瞰模型和联合国的旗、徽，三张36美分的图案却各不相同，有联合国大厦的远景，也有大厦会议厅里正在开会的照片。更有趣的是，三张同时同地寄出的明信片上，一张盖着两个不同图案的联合国邮戳，正反两个济南投递局的邮戳，而另两张的邮票上干干净净，压根儿没有联合国邮局留下的任何痕迹，就连济南投递局盖上的邮戳也各有一枚，且一反一正。也让人好生奇怪：这是邮局工作人员意外的疏忽还是得意之作？如果是疏忽，那该是从联合国到济南不知多少邮局工作人员共同的疏忽才对；而如果是得意之作，也该是从联合国到济南不知多少邮局工作人员共同的得意之作。否则云天万里、关山重洋，三张如此不同的明信片，怎么会如愿以偿地飞到女儿和妻子手里呢？好在无论是从联合国到济南多少邮局工作人员的共同疏忽还是得意之作，对于我都无疑是一个福音：不管从收藏或者祝福的角度上说，这样三张明信片都应该是别有一番意义的吧？
还是说一说明信片的来历吧。那是1994年7月10日，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开始了在纽约的参观访问，过东河，从唐人街上路，华尔街、自由女神、百老汇……一路前行，导游小姐把我们带到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国大厦前。联合国大厦地处纽约曼哈顿第一街和东河之间，是一块属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又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土”，门前一排树林般的旗杆上，长年飘扬着上百面五颜六色的会员国国旗。据说那块地方是联合国成立时洛克菲勒公司无偿捐赠的，洛克菲勒中心由此赢得了与联合国总部一样悬挂各成员国国旗的荣耀。
因为是礼拜天，联合国大厦内的各项活动全部停止，原本有意的参观访问只得放弃，车到门前，导游小姐提醒的唯一的一件事是：这里有个特设的联合国邮局，大家可以去给亲友们发几封信或者明信片。于是下车后，大家在那座象征和平的、被弯曲了枪管的机枪雕塑下照过几张相，便向邮局那边奔去。
联合国邮局成立于1951年，目前除了联合国总部，只有日内瓦万国宫和维也纳国际中心设有分支机构。联合国邮局的邮票，是聘请各国著名的美术家特别设计的，仅限于联合国内部购买和使用。从心情上说，联合国总部是地球大家庭瞩目的中心，从这里向亲朋好友遥致一声问候，确是机会难得、情谊非常。而如果从集邮上说意义就更大了。一枚40美分的联合国邮票，再盖上一枚联合国总部邮局的邮戳，身价不成百上千倍地向上翻才是怪事。这或许正是前来联合国总部的人激情踊跃、乐此不彼，甚至于连我这种对集邮一向缺少热情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心动的原因吧。
邮局设在地下大厅，几排几案，几个邮筒，几个工作人员，看上去跟街头的邮局营业所没有什么不同。邮局里人来熙往，却并不怎么拥挤，排上队不过三五分钟的样子，信封和邮票就买好了。同去的作家朋友似乎比我兴趣更浓，报告文学作家李玲修一下子买了十几张。以写“大墙文学”和“京味小说”而知名的老作家从维熙、赵大年，每人买了八九张。彝族诗人吉地马加和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钮保国，每人买了一叠子。连一向对这类事缺少热情的我们的团长、著名老作家浩然也不甘落后，伏在案前一笔一划地向远在祖国的亲人们书写着发自内心的祝愿。
我买了四张，第一张写给了女儿，第二张又写给了女儿——女儿不过三岁，还在呀呀学语的年龄，但在我的心目中却分明是一轮照耀生活和未来的太阳——那祝福不仅仅是写给今天的，更是写给未来的呢！
第三张写给了妻子，第四张还要写给女儿，翻译汪小姐忽然来到面前。她大学毕业没多久，据说正处在要与男朋友明确关系的紧要时刻。我当即把那张空白的明信片递到她手里，说：“寄，多给你男朋友寄几张去！”
四张明信片寄出了三张，三张来自于联合国的原本珍贵的明信片，又阴差阳错地出现了三种不同面目，这自然更增加了我珍藏的心思。妻子已去天国，女儿还小，我要把这珍贵的礼物一直珍藏下去，直到女儿长大为止。我相信，发自联合国总部的祝福，是一定会给女儿带去好运的！
女儿的第十八本相册
七月最热的那一天是女儿的十八岁生日。生日庆过，照例，她的第十八本相册便完成了。这已经成了“规矩”，每年、每次，作为最后一项庆祝和最早一项祝福的总是相册。那妙处是不言而喻的，相册一翻，说不尽的天真、欣悦、美好、成长，使会奔撞跌扑蜂拥而来。那是女儿的一部小小的历史，也是我的一笔小小的财富。
每年一本确是我的发明。与当今幸福得流了油儿的孩子们一样，女儿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与相片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一张明天一卷，这儿一堆那儿一册。第一年不过二三百张的样子，还觉不出什么来；第二年加了倍，找时便有些麻烦杂乱了；及至第三年、第四年简直就多得不得了，每每找起来要费不少功夫了。于是，五本一册的相盒我一次买回几个，按照每年一本的原则，进行了好一番选精拔粹、淘多汰劣的工作。那工作远没有想象得那样容易，好照片、难以割舍的照片太多，最后只好在每张正式入选的照片背面，额外地再储存上几张。这样一来，原本轻轻薄薄的一本相册，便显出沉甸甸的份量来了。这说的是八岁以前。八岁以后，因为女儿与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对照相产生了抵触和逃避，照片也就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随着数码相机和电脑的结合，照片大多并不需要洗出来和放进相册。可即使这样，每年一本的规矩也还是被保留下来——自然，那已经是在电脑的相册中了。
相册带给女儿的欢乐是难以言尽的。八岁以前，每过一段时间女儿总要翻出相册，或者津津有味或者胡乱八糟地品上一通、翻上一通。那一品、一翻，好多已经模糊甚至于压根儿没有记忆的情景便在脑子里找到了位置；好多已经荒疏或者忘却、消解了的情景便得到了复原和深化。看，这一副！这个光着大屁股、只顾啃西瓜的小臭孩是谁呀？呀，这一张！海滩上打滚的这是谁呀，怎么成个小沙孩啦？哎，这是哪儿，怎么跟大海狮亲起嘴儿来啦？怪了，这个小小的孩儿怎么抱了这么大的一个奖品哪？哟，这副画是爸爸画的吧，怎么挂到人家展览馆的墙上去了？哦，这个弹钢琴的不是咱们孩子，是大风车上的龙龙吧？……问、答、笑、嚷、吵、闹、哭、唱，搂脖子、跳高儿、打滚儿、翻跟斗……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礼拜天，经常便不知不觉溜走了，就连吃饭，每每也得动员上一通、强制上一番的。八岁以后，女儿这方面的兴趣逐渐减少，但每当打开相册，也还是会兴奋上一阵子、议论上一阵子的。
那天，大概是七岁生日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女儿翻过自己的相册之后，忽然搬过小凳，踏着，从橱子里搬出我的相册。我的相册与女儿的大同小异，只是封面不是两个玩耍的孩子，里边也不是严格按照每年一本的“规矩”编排的。
“爸爸，你小时候的照片呢，怎么找不着呀？”翻着找着，女儿奇怪地扬起了眼角。
相册中我的第一张照片是中学时代留下的，几个土里土气的中学生，端端正正地捧着“红宝书”，站在一副巨大的宣传画前；那时的我，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
“我？小时候的照片？……”
不知哪儿来了气，我把话问得又重又梗。作为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农村孩子，我的童年是吃着掺了糠菜的饭，穿着加了补丁的衣度过的。即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电影也至多每年看上三四场。照相机、照相馆则是上了中学、进了县城以后才且惊且奇地见识了的。中学时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三毛钱，这张十七岁时的、最早的照片，如果不是毕业前夕，大家豁出去要留个纪念，也是没人照得起的。
我告诉女儿，女儿似懂非懂地抛过几个白眼，又问：
“那我爷爷奶奶呢？怎么也没有照片啊？我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儿呢！”
孩子，真是个孩子！爸爸尚且如此，爷爷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