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保持了近40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之战，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2年（1042年）正月，派使者前往宋朝“索地”。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惊惶失措。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
富弼说：“两朝和好达40年，突然要割地，为什么？”
兴宗说：“你们南朝违约，大搞军事建设，用意何在？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
富弼说：“北朝忘了真宗皇帝的恩德了吗？澶渊之战，要是听将军们的话，你们一个兵都别想活。两国和好，皇帝获利，臣下无所获；若用兵，臣下获利，皇上遭殃。北朝的大臣们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
辽兴宗也觉得很有道理，不好反驳，于是他又说：“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
富弼说：“祖宗故地，这都哪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90年了。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恐怕对你们没有好处吧？”
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
第2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到地盘两国就可以友好。
富弼说：“我们皇上说了，北朝要祖宗故地，南朝怎么能丢弃祖宗故地？北朝觉得得到地盘光荣，南朝就不会觉得耻辱吗？咱是兄弟之国，一荣一耻，不好吧？所以朕虽然没忘记幽州那块地方，但是也不去要了，就是考虑到兄弟之国的面子啊。”
辽兴宗没再说什么，只能进入议增岁币的实质性谈判。
8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辽朝要求宋朝在所增岁币的名称上改称为“献”或“纳”。富弼据理力争：“宋辽乃兄弟之国，宋帝为兄；辽帝为弟，岂有以兄献弟之理！”辽兴宗无法折服富弼。然而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的条件。
富弼在宋朝明显不利的情势下，不辱使命，在对辽外交上展现了卓越才能，次年就迁为枢密副使。其后，他在仁宗至和2年与神宗熙宁2年（1069年）两度入相，与韩琦同为三朝重臣。
文彦博早年很大的一项功绩就是平定了王泽之乱，王泽本来是士兵，后来抓住时机发动兵变。朝廷派兵难以解决，文彦博领命迅速将其平定，他就当上了宰相。
文彦博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他跟王安石和宋神宗有一场关于祖宗之法的著名辩论。
文彦博说：“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宋神宗说：“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
王安石说：“法制俱在，那就会国富民强，现在不是这样。”
文彦博说：“关键是要合适的人推行。”
很快文彦博就被王安石安排到地方上去了，不过他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喊出了宋代士大夫的心声，表现出宋代士大夫精神上的豪迈与自信。
直到宋哲宗即位之后，文彦博再次当了宰相，这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
辽国的使臣看到了他，用一个字来称赞他，那就是“壮”！苏轼说：“使者只是看到了他的容貌，没有听见他的语言。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使者说：“真是天下异人啊。”
西羌有个首领叫“温溪心”，有名马，就告诉边疆官员说要把马送给文彦博。宋朝宰相为外国人所敬重到这种程度，可见其威望。
3. 完美才情，独特个性——改革名臣王安石无论怎么看，王安石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才的人物之一。如果只论才能，他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物。
首先王安石是个政治家，而且是属于政治家中的改革派。他和宋神宗之间一度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像三国时候的刘备与诸葛亮那样如鱼得水。他坚持三不足的精神，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和祖宗之言不足法。大刀阔斧地改革，有着改革家的魄力。
他也是名军事家，而且是有着卓越眼光的战略家。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指出在患有恐辽症的北宋王朝，王安石是唯一一个具有收复燕云，统一中国战略思想的大政治家；同时他在河煌之役对契丹的战争中均有出色的表现。
王安石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是世界上第1个提出金融资本经营理论的人。他主张的青苗法改变了过去的民间借贷方式，其实质作用近似于今天的农业银行。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太超前了，所以司马光、苏轼和程颢这些大人物也无法理解。
王安石也是教育家，为变法造就人才，王安石进行教育改革。为培养能治国的人才，创设三舍法，用学校教育来改进科举考试。他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科，也不考诗赋，只考有实际意义的经义。尽管其教育措施到后来很快被废除了，但是其教育主张则被长期沿用，影响深远。
王安石是经学家，他亲自主持于熙宁8年 （1075年）编成《诗》、《书》和《周礼》三经新义，其中 “周礼义”全部出自王安石手笔。他认为一部《周礼》谈理财者居其半，这也反映出他强调学习有用之事的思想倾向。此后《三经新义》即由国子监镂版印刷，并颁发太学和诸州府学作为统一教材，科举考试也以此为标准取士。
王安石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宋人最喜欢讲心性之学。但是第1个讲得很深刻的就是王安石，比程颢和程颐这些人要早，所以实际上王安石是开宋学风气的人物。朱熹是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而王安石是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对宋学的贡献超过了北宋其他学者。
王安石也是散文家，名列唐宋八大家。早年欧阳修就很赏识他，写诗赠给他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有人以为这是讽刺王安石，说吏部是办公文的，能有什么好文章？其实这里的吏部，欧阳修本意是指南朝吏部尚书谢朓，王安石以为是指唐代的文章大家吏部侍郎韩愈。不管怎么说都是很赞他的文章了，不过王安石不买账，还赠一句：“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原来他对韩愈不屑一顾，想成为孟子那样的圣贤。
王安石也是诗人，荆公绝句妙天下，在宋朝诗坛就有“王荆公体”一说。他的名作《明妃曲》，还有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都流传千古。
王安石也是词人，他的词作不多，但是一出手那就是大作。像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风格高峻，寓意深远。当时做这一题目的有30多家，只有王安石的这首成为绝唱。
但是这么有才的一个人，在当时就很不受待见，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见的不同、思想的差异，以及个人的恩怨。但是有一点却很重要，那就是王安石的个性。王安石这人太有个性了，所以当时很多人受不了他。当时最有名的人物，如司马光、富弼、韩琦、文彦博、苏轼、程颢和程颐等等都不喜欢他。
有个性不见得就是坏事，不过有些个性怎么也不是好事，比如说不讲卫生。
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讲卫生，他一年难得洗回澡，衣服脏了也不洗。他在群牧司当判官的时候，和韩维及吴充等人关系不错。韩和吴对他的肮脏实在看不过去，和他相约每两个月到定力院洗一回澡。新衣由韩和吴等人轮流供给，当时号称“拆洗王安石”。王安石总算是洗澡了，不过他对这些人的殷勤毫不在意。看到新衣服就穿上，从来不问新衣服是哪来的。
他还有首诗叫《烘虱》，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作。讲如何将身上成堆的虱子给消灭掉，有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下面几句：施施众虱当此时，择肉甘于虎狼饿。
时时对客辄自扪，十百所除才几个。
未能汤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
踞炉炽炭已不暇，对灶张衣诚未过。
飘零乍若蛾赴灯，惊扰端如蚁旋磨。
犹残众虮恨未除，自计宁能久安卧？
苏洵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其中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说王安石。
王安石的有些行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宋仁宗的时候，皇帝请群臣钓鱼。王安石坐在那里心不在焉，竟然将一盘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就很不喜欢他，他说这人肯定是个伪君子。一个人误食一次鱼饵也就罢了，把一盘子鱼饵都吃光了，那只能说明他是在作秀。
其实，这未必就是王安石作秀。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他的夫人听到有人说王安石喜欢吃獐的胸脯肉。觉得很奇怪，她说：“大人平时吃饭不挑食，怎么会单单有这个嗜好呢？”她又问下人獐肉放在餐桌的哪个位置，下人说在靠近大人筷子的地方。夫人一听就明白了，她说：“明天你把别的菜放在这个位置看看。”结果，第2天王安石把放在这个位置的菜吃光了，而獐肉一筷子都没动。原来王安石对吃根本没有什么讲究，他只吃筷子最近的东西。而他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其他事情。吃光鱼饵也就不足为奇了。
王安石的偏执让他容不下别人，须知宰相肚里要能撑船，而王安石肚子里撑个水桶也是不可能的。晏殊很赏识他，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咱们都是江西老乡，送给你八个字：‘能容于物，物亦容矣。’王安石回到客舍，颇为不屑，说道：“晏殊是大臣，竟说这么没水准的话。”此后一直看不起晏殊，讥笑他说：“为丞相而喜填小词，能把国家治好吗？”
熙宁2年（1069年）正月他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主持变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把提携他的老一辈富弼、欧阳修等，以及同事司马光和苏轼等统统赶出了京城。然后用的那些人大部分是些居心叵测的小人，而他自己后来也被这些小人给赶回家去了。
自古以来才情太高的人总是有着独特的个性，而一旦成了政治场上的人物，这些个性往往会成为致命伤，这是王安石的悲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