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个新时代的线头——明朝中期的台湾
说到“大航海时代”，熟悉历史的人不陌生，但是长期以来，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似乎只是和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关，说起欧洲人的扬帆远航，大多数的中国人不过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影响了中国近五百年国运的大变局。
台湾“被搬家”的时候，是明朝洪武年间，这个年头距离后来的达伽马哥伦布们扬帆远航，还有足足一百年时间，然而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这个时代却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台湾，是中国迎接这场风暴的第一扇门。
后来的许多史家，对于明王朝早期对台湾的政策，既充满了误解，也充满了费解。说误解，是因为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都把朱元璋的这个政策，简单的当做了“弃台”，比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就曾说“朱元璋的这个决定，让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从此割裂”。事实是，虽然“被搬家”，但是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并没有因此而分割，相反，在明朝的历史资料记录中，台湾岛的原住民部落，对中央政府的朝贡史不绝书，在明王朝早期的国土划分中，台湾岛始终是大明政权治下的一部分。可是费解的是，作为中世纪世界国土最辽阔，国力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大明王朝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在后人眼里，台湾的“被搬家”，对于整个明朝来说，可谓吃力不讨好，兵没少派，钱没少花，沿海没少折腾，麻烦却越折腾越多，是个十足的笨办法。但为什么明王朝这么“笨”，后代的史家，有说统治者目光短浅的，也有说是当朝的大臣愚蠢的，但往根子上说，原因只有一个：那时代的中国，是个封建农业制中国。
说到中国古代的“封建农业制”，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农抑商”，这是中国自西汉王朝开始就绵延下来的国策。放到国家政策上，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种地就是国家的“手心”，做生意就是国家的“手背”，内陆主要是用来种地的，周边的海岛，大多都是出外做生意的中转站。既然种地比做生意重要，台湾也就自然变的不重要。事实上不止台湾，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版图中，对内陆的省份，国家可以很快修起衙门，建立政府，但中国沿海的各岛屿，没人住的，大多都当做兵营，仓库，中转站，有人住的，只要愿意归顺，基本也就不怎么管。台湾，也就这样成了明朝早期“不怎么管”的地方。
而放到明王朝早期的历史上，“重农”政策，可以说被明王朝“重”到底，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家，在建国之后，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建立一个农业大国。朱元璋时代，通过“休养生息”政策，大力恢复内地的农业生产，将台湾汉民“被搬家”，也是为了补充内地劳动力的不足。与此同时，明朝也把“抑商”给“抑”到底，明朝早期对商业有严苛的限制，商人的地位极低，甚至不许穿丝绸衣服，对外贸易方面，明朝延续了元朝末年开始的“海禁”，勒令“片板不得下海”，朱元璋时期撤销了中国固有的官方贸易机构“市舶司”，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时期虽然恢复，但是对外贸易的特权，却被牢牢垄断在国家手里。在明朝建国的前半段，甚至农村里农民家地里种什么农作物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地区的人员流动，都要有政府的介绍信。老百姓的职业，也有严格的划分，当兵的要世代当兵，就是所谓的“兵户”，做工匠的要世代做工匠，就是所谓的“匠籍”。这时代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农庄。身为海岛的台湾，就是这个农庄一个不起眼的边角。
其实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都是固定的剧本，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说到底都是大农庄，区别只在于农庄内部的松紧程度不同。但凡是有点责任心的中国皇帝，考虑最多的，也不过是让这个农庄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家大业大，做到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盛世”了。不过这个农庄并不是封闭的，很早就与外面的世界有了往来，最开始是走陆路，比如从西汉开始，经河西走廊开辟的“丝绸之路”，稍晚一点，又开始坐船，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从三国开始，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就非常发达，但古代造船技术有限，而古代中国主要的往来对象，还是中亚，中东那些国家，所以在14世纪以前，陆路的“丝绸之路”，比海上的丝绸之路要发达。
在中国古代，历代中国王朝与国外的交往，除非涉及到国土安全甚至战争，普通的贸易往来，在中国历代皇帝眼里，基本算是小事，对外贸易的几个小钱，也占不到中国古代政府“GDP”的大头。至于农庄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那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关心。
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早已经悄悄的改变。
在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也基本是封建社会，那时候的世界各国，大部分也都是农庄，但比起中国来，可以说是又穷又小又落后。外加离的又远，相互往来不变，所以东西方贸易这类中国皇帝眼里的“小事”，在西方人眼里一直都是大事。其实所谓的丝绸之路，中国就好比“大批发商”，往来贸易的商旅，乃至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就是层层的“小商小贩”。就像今天美国股市一波动，全世界就可能“金融危机”一样，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我们自己不在意，对于世界尤其是西方，却常常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丝绸，瓷器，在古代世界是最昂贵的“高科技产品”，随便一片丝绸扔出国门，都足够让西方人打破头皮。
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东罗马皇帝查丁示尼与波斯帝国的惨烈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就是靠着加工中国丝绸起家的，地中海经济带的兴起，完全就是被丝绸贸易带动起来的。在明王朝之前的元王朝，由于震撼世界的“蒙古西征”，从中国西北到地中海的陆上通道被完全打开，这之间的一百多年，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最发达的一百多年。大量中国商品的涌入，刺激了欧洲工商业的勃兴。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因为中国封建王朝政局的变化，“丝绸之路”有时繁荣有时凋零，但毫不夸张的说，它的每次变化，都会导致整个西方的政局发生震荡。欧洲的“农庄”，在每一次的震荡中，发生着蝉变，按照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
而到了明王朝建立之后，整个的西方世界，却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化，遭到了又一次震荡。明朝是取代元朝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但对于世界来说，却是一次连锁反应。明朝之前，从中国一直往西绵延到中东，全是自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作为“宗主国”的元王朝一灭亡，紧接着其他“蒙古汗国”也发生动荡，蒙古人察合台汗国，中东的伊儿汗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纷纷陷入战乱，短暂勃兴的帖木儿帝国，也在帖木儿过世后陷入了分裂。整个十四，十五世纪，是中亚西亚战乱纷飞的时代。结果就是原本畅通无阻的东西方商路，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这时期基本歇菜了。海上航路也好不到哪去，中国元朝末年开始的“倭寇之乱”，逼的元王朝厉行海禁，明王朝也延续了这个政策，在朱元璋时代甚至更严厉。
“大批发商”关了门，“小商小贩”们的日子当然难过：就以丝绸为例，按照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描述，在15世纪的威尼斯，曾经五年之间，丝绸的价格竟然上涨了五十倍。这时期的欧洲，工商业迅速发展，外带长期以来中国“三大发明”的西传，早不再是过去的“穷农庄”，科技水准早已追近东方。实力强了，自然心野了，外加商路堵塞，自然穷则生变：走路走不过去？那我就坐船去。从14世纪末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坐上船，驶离地中海，孜孜不倦的寻找着走向东方的路，从早年的征服北非，到后来的发现好望角，再到达伽马造访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游世界，这一切的过程，就是举世闻名的“开辟新航路”，这条航路的开辟，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航海时代。而古老的中国，却是这条航路开辟时的终极目标。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在征服了印度和马六甲的诸多国家后，终于来到了中国沿海。之后，就是大批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骚扰，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进犯，就是起于此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