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中，慈禧被叙述成这样一个人物：“慈禧是清末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夺取封建王朝最高统治权力，阴险地演出了一幕幕宫廷政变的丑剧。”“那拉氏搞政变上台，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结果。她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贵族官僚，以及洋奴买办阶级的需要，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1980年，国内重印民国小说家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在出版说明中，也对慈禧做出样的定义：“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专制顽固，阴险狠毒，穷奢极欲；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卖国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祸国殃民，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灾难和耻辱，至今犹为人民所痛恨和唾骂。”“《慈禧太后演义》一书……剖析了慈禧太后这个封建王朝没落阶段的最高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和她违抗历史潮流，螳臂挡车的阴暗心理；揭露了她善搞阴谋的卑鄙伎俩，以及朝廷宫闱中争权夺利、荒淫无耻的生活。”[见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死后的慈禧，从一个审判台押赴另一个审判台，被一次次地鞭尸。
慈禧的面貌，就像京剧里的脸谱，在经过一次次的涂抹之后，最终定型了。她在以后的艺术作品中现身，无论是刘晓庆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卢燕演的《末代皇帝》，还是吕丽萍演的《1894——甲午大海战》，都是标准的反派。
但是，那张经过了一次次涂抹的面孔，已经不再属于慈禧本人。
二十九
坏人也是人，犹如坏女人首先是一个女人。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叫《帝国的毁灭》。这部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讲述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2天。这部影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于希特勒的固有印象，片中的希特勒不再是那个不断咆哮的战争狂人，而被塑造成了轻声细语的“做梦者”。
影片中，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秘书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他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他多愁善感，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他不忍看到花朵凋谢。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的真实回忆《直到最后时刻》。
这部影片2004年9月在德国上映后引起极大争议，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恶魔，是否有必要拿他当人看？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但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部影片无疑都是一个进步。坏人也是人，他们所谓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出于义愤地声讨“坏人”，这无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样的声讨，容易使人放弃了探究的职责。
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慈禧早已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样情况下，对她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都会被初见为扰乱视听。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为谁“辩护”或者“翻案”，更非滥用同情心，而是试图恢复历史的真貌，让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性穿透那些简单化、平面化的意识形态表述，重新浮现出来。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本质即在于求真，假如将历史简单化、平面化，岂不与革命者所信奉的唯物辩证法相违背，陷入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为本文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中，找来了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先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一文的底稿，读之，颇有不谋而合的兴奋。现照抄几段，算是为自我提供一个佐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对慈禧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从此国人对慈禧的评价贬多于褒，立场与一些清末外人迥异。康、梁没有见过慈禧，言辞间难免夹杂主观之辞。康格夫人、卡尔、华士等外人则同慈禧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的言论，姑且勿论如何主观，流于片面，至少还有亲历的经验作为根据。他们都说明，慈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现雍容、优雅、体贴、慷慨、慈惠的一面。这不像是慈禧专为讨好外人伪装出来的模样。任何读过同治、光绪两朝重臣翁同龢日记的人，都会察觉翁笔下的慈禧，性格确有阴柔、祥和、甚至软弱的一面，与外人的记述吻合。若通以阴谋视之，谓都是慈禧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假象，那么她需要的耐力和瞒天过海的本领，能否数十年如一日，丝毫不露破绽？……人性本来复杂，是善是恶，一直是中外哲学家、宗教家争论不休的课题。史学研究着重多元脉络的探索，个人禀赋、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日后际遇、社会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等因素，错综复杂，耐人寻味，很难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了解不等于认同，解析不等于维护，当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慈禧的一生时，这是不宜忽略的基准。康、梁只知抹黑，未必就能掌握事实的真相。外人对慈禧的颂扬，虽或失诸偏颇，却有一定的备忘意义。
往者已矣，慈禧去世、清朝覆亡已经多时。对慈禧的历史评价，似乎已早有定论。其实，离开了正邪、善恶、好歹、是非等一般认识范畴，尚有辽阔的灰色地带需要探索、审视、勘定。[[加拿大]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20001705z。]
随着世事的流变，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关于慈禧的展览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点点消散了，变成客观、平静的中性叙事。1999年，故宫博物院在日本神户、横滨、名古屋、福冈、大阪等地举行“慈禧太后生活文物展”（2000年始又赴四川省多地展出）；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四川自贡举办“慈禧生活艺术展”；2006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慈禧太后与末代皇帝展”，单从题目上看，曾经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转化为中性的历史叙事。我找出当年的展览目录，发现里面包含着指甲套、把镜、梳具、化妆盒、胭脂盒、粉盒这些细小的用品，还原出一个女人生活的唯美与精巧，让我想起福楼拜笔下的爱玛，那么的爱慕虚荣，然而，读完她的悲剧，又有谁敢沾沾自喜？
三十
实际上，对于自己的罪过，慈禧也是有反省的。我想她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走着走着。”[[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56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
那缘于更彻底的一次失败——庚子之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她连紫禁城都丢了。正当她在帝国北方荒疏的旷野上逃命的时刻，她那壮丽森严的宫殿，外国军队正在那里阅兵；中南海的琼楼玉宇，正成为一个名叫瓦德西（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老头儿的安乐窝。慈禧是一个极度自恋、甚至自大的人，过去的经历支撑着她对自己的信念，但这样的信念，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被摧毁了，变成了极度的自责。假如她心中有恨，她的恨又添加了一个对象，那就是她自己。在那一刻，“精神的人”又复苏了，并且开始支配她的行动。根据见证者的回忆，逃到怀来县的时候，慈禧曾泪眼婆娑地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关于慈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荒唐举动和庚子年逃亡路上的仓皇不堪，我已在《纸天堂》一书中有过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纸天堂》是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除此，我还在长篇小说《血朝廷》中，写到庚子年朝廷的那次溃败。那也是慈禧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溃败。在小说中，我营造了一个场面，就是在慈禧化妆成普通汉族老太太，乘着雇来的马车逃向帝国的穷乡僻壤时，在大雨中遭遇了一伙溃退下来的兵匪的抢劫，获救后，被兵匪们推倒的慈禧就坐在烂泥里，大哭了一场。于是有了这样的文字：
离开紫禁城时她没有哭，一路艰辛她没有哭，现在，面对这庞大帝国中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她哭了。大清帝国的圣母皇太后，在一个名叫榆林堡的小地方，坐在一片泥泞里，哭得无所顾忌，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乎被太后的哭声所怂恿，在场所有人都哭了，在哗哗的雨中，哭成一片。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不知这一幕该怎样结束，然而，更令我吃惊的事情出现了——太后突然间跪倒在地，把头狠狠地砸向身前的水坑，抽泣着说：
“列祖列宗啊，我那拉氏给你们磕头了！我那拉氏无能，有辱你们的圣名啊！……如今我们的国都正被列强践踏，我们的人民正被敌人屠戮，我无力保民，也无力护己。列祖列宗啊，你们辛苦打下的江山，就要丢在我那拉氏的手里了。我如今跪在你们面前，恳请你们饶恕，也恳求你们明示，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祝勇：《血朝廷》，第341——34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当然，这是虚构，却是我想象里的真实。
在虚构这里，我与西斯贝格达成了一致。
三十一
再度回到北京，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了。那一天，刚好是西历的元旦。根据记载，那天天气酷寒，空气中飘流着一些冰霰，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霜气极重，沙土飞扬”，“旅行之人，冷极而叹，至于流涕”[转引自[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252、24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想必锦衣貂裘的慈禧太后，也在车辇里瑟瑟发抖。她眼前的这座都城，即使临时抱佛脚，花了一番工夫进行装饰和彩绘，但仍然以一副凄寒残破的景象迎接她的归来。正阳门城楼上临时搭建起来的“彩牌楼”，掩不去王朝的荒芜与衰败，丝丝缕缕，都刻印在慈禧的心头。
慈禧在黄河岸边登上火车，车头带着21节车厢，一路驶向北京，这一刻，她已盼了很久。此时，从这座城市的正门，重新进入这座令人骄傲的城市，慈禧是否会忆起自己庚子年的仓惶辞庙，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那一天的场面，在文字里、镜头前留了下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拍下的现场照片里，慈禧的车辇像蚂蚁般微小，但它们仍然努力维持着一个王朝的体面，像他的同事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
跟随皇驾之骡轿舆马等，接连不断。使人观之，如见司各德所纪欧洲中古时代，赛会建醮，仆仆于道之情状。每一王公，其驺从自三十人至一百人不等，皆行于北方冻裂不平之路。装货之车，如川流不息，呻吟轧轧于冬季短日之中。至日落，则由兵队执炬前引。[[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那天的城头，拥挤许多外国人。他们的军队，一年半前血洗了这座城市，此刻，他们就像一群观众，神态漠然地注视着剧情的发展。其中，有举着照相机的莫理循，也有同为《泰晤士报》写稿的白克好司。
在众人的注目下，走出车辇，到正阳门城楼下的一座关帝庙里烧了香，跪拜了几下。沉寂中，不知谁喊了一句：“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慈禧举目一望，淡然一笑。然后，又神态淡定地上车，继续向紫禁城行进。
慈禧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宫殿。建造宁寿宫的乾隆爷没有住过，它却容纳了慈禧生命中的最后六年。只不过她的生命册，比起乾隆要逊色得多。尽管乾隆的时代里同样是危机四伏，但它们阻不住一个帝国的崛起。时光流到慈禧这里，就不同了，纵然她以歌舞升平百般掩饰，她的国度依旧是千疮百孔，而她所有的挣扎，看上去都像是一场凄凉的告别。宁寿宫里，她不仅可以望见自己的来路，回望这一世的悲欣交集，也可以回望到这个王朝的来路。宁寿宫的名字——安宁和长寿，是她一生的梦，此刻，她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吗？
她不会想到，她期望的安宁，即使在她死后仍然只是奢望。她下葬不到20年，她的尸体就被那个名叫孙殿英的东陵大盗从棺椁里拖了出来，身上的珠宝被洗劫一空，更可悲的是，在后人的讲述中，被一次又一次地鞭尸。除了革命老将小将们的愤怒声讨，那个曾经目睹他回到都城的英国人白克好司，竟然编造了一套曾与她同床共枕的弥天大谎，让她死后蒙羞。
作家李国文说：“慈禧躺着也中枪”。
三十二
白克好司（《太后与我》港译本译作巴恪思），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的英国小瘪三，在风云激荡的戊戌之年来到大清帝国碰运气时，只有25岁，而慈禧太后已经63岁，而当他钻进慈禧的被窝，则是在慈禧回銮以后的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那一年，他31岁，而慈禧，已经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