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是这样描述著名诗人高启的一生的：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很显然，高启的死源于他的“不听话”和“乱说话”，更倒霉的是，他栽在了“史上第一屠夫”朱元璋的手上。
高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宋濂、刘基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与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等人合成“北郭十友”。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就曾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如此称赞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可以说，高启是明初文坛之领袖，是天下士子心目中的榜样人物，可是在朱元璋草木皆兵的屠杀政策下，终究难逃悲惨的命运。
高启之死，其实是政治迫害，朱元璋之所以选择了高启，是因为高启的名气很大。更不可思议的是，高启之死是朱元璋亲自监斩的，皇帝亲临刑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传说，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马上死掉，他拖着半截身子，用右手蘸着鲜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三个“惨”字，后被腰斩成了八段。
明朝末年，天下纷争四起，张士诚占据吴中称王。当时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急于笼络人才，于是遍招当地文人，并引为座上宾，其中就包括时年16岁的高启。
高启直到18岁还未娶妻，一天听闻当地名人周仲建身体不适，于是前往探视。周仲建早就看好高启，有意考考他的才华，便令其以《芦雁图》为题写一首诗。高启沉吟片刻，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周仲建一听，拍案叫绝，说：“这就是我要的女婿。”于是，马上为女儿和高启选择良辰吉日完婚。
高启厌恶官场，无心仕途，多年后离开了吴中幕府，跟随岳父周仲建一家，隐居于吴淞江旁的青丘，为明心迹，特作《青丘子歌》，并号青丘子。
《青丘子歌》是高启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自称“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高启想要做一个世外高人，不想为名所累，也不想过问太多世事。这为其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朱元璋心理之变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你高启不当官没关系，但你别说出来，更别写下来。而如果形成文字，那就是你的罪证，不可饶恕。
洪武元年（1368），天下初定，朱元璋摆出了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欲收纳天下士子。于是，高启进入朝廷，授翰林院编修，教授诸王，并主持修撰《元史》。
高启对于明初天下初定，朱元璋恢复中华，是打心底里高兴的。而且，作为一名士子，高启渴望为国作贡献，渴望在自己的领域里，为朝廷分忧。只是无法接受官场之尔虞我诈，无法接受皇帝之喜怒无常。就在修《元史》期间，高启曾登上南京雨花台，眺望滚滚长江，写下这首气象阔大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官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在诗歌中，高启流露出了对战乱的痛恨，表达了对中华一统的由衷赞美，抒发了祖国大好河山之喜爱之情。只是，高启有点多事儿，废话太多，操了不该操的心。比如，他希望朝廷铸剑为犁，马放南山；他希望朝廷与民休息，让百姓喘口气儿，为百姓谋得更多的福利。
三年后，任务完成，朱元璋升高启为户部右侍郎。然而，高启不买账，后被赐金放还。这是高启第二次戳了朱元璋的心窝子，朱元璋表面不动声色，其实暗地里已经让人偷偷调查他写的诗歌，因为他怀疑高启可能在诗作中讽刺时政。高启回到老家青丘后，躬耕垄亩，教书育人，自给自足，倒也悠闲自在。
归吴途中，路过苏州寒山寺外的枫桥，高启心情畅快，诗兴大发，作《归吴至枫桥》：
遥看城郭尚疑非，不见青山旧塔微。
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
夕阳寺掩啼鸟在，秋水桥空乳鸭飞。
寄语里阎休复羡，锦衣今已作荷衣。
对于未来的闲适生活，高启寄以极高的期望。他宁愿不要高贵的官阶，而要实实在在的乡音；他宁愿不要衣锦还乡，而要穿着荷衣在乡间慢慢行走。高启让大家不要羡慕自己，因为其实他们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无官一身轻，因为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为自己活，为自己哭，为自己笑。
然而这对于朱元璋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国家正值用人之际，作为著名诗人、文坛领袖，却躲在穷乡僻壤享清福，拒绝朝廷委以重任，这不正是明摆着跟皇帝作对吗？
在老家，高启过了大约4年的闲适生活。因为身居帝国文化最繁华的地方，经常有各种文人墨客造访，高启便免不了迎来送往。寒山寺自唐代张继作《枫桥夜泊》之后，便名扬四海，引来无数游客。高启也曾写过不少关于寒山寺送别的佳作，比如这首《赋得寒山寺送别》：
枫桥西坐碧山微，寺对寒江独掩扉。
船里钟催行客起，塔中灯照远僧归。
渔村寂寂孤烟近，官路萧萧众叶稀。
须记姑苏城外泊，乌啼时节送君违。
洪武六年（1473），时任苏州制服魏观修复府治，邀高启作《上梁文》。因建筑物盖在原来张士诚的行宫旧址上，于是便有人诬告魏观想造反。很快，魏观被杀，高启受到牵连。又因《上梁文》中有“龙盘虎踞”一词，朱元璋怀疑其为张士诚歌功颂德，于是朱笔一挥，判了高启腰斩之刑。明初一代诗人高启，倒在了皇权的屠刀下，吓得士子们噤若寒蝉。朱元璋的屠杀政策，来源于他的不自信。为了给子孙留下一个太平江山，朱元璋杀红了眼，杀了武将杀文官，杀了朝臣杀布衣。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的朱元璋，在他的世界里，除了自己谁也不可信任。只有将所有人都变成顺民，自己的江山才能稳固。因此，高启之死也导致了明初文风、士风之转变，有明一代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文风最为败坏、士子最无骨气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