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洲春日的阳光明艳而温暖。
上午10 点钟，坐落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中心的“李宅”，已经完完全全地沐浴在明艳的阳光下。这幢小巧玲珑的西式建筑显得美观、大方。高大的玻璃窗里，衬着果绿色的绒布窗帘，米黄色的外墙在金色阳光的映照下，更增添几分富丽豪华感。院墙内，房屋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被绿荫和草坪所覆盖的庭院。盛开的月季、玫瑰和四季常绿的仙人掌，象征着这个庭院的勃勃生机。院内用褐色水泥铺着两条成丁字形的小道，里侧道路旁边竖着一排多用的晾衣架。
临院的那扇安装着茶色玻璃的厅门，缓缓地拉开了。走出来一个眼窝下凹，前额宽阔，头发稀疏花白的老人。他便是15 年前，在落叶萧萧的初冬日子，自香港飞到美国来治病的李宗仁。他右手提着只晶亮的铝提桶，里边是几件已经洗净了的他自己的衣服。已经好几年了，他总是自己洗衣。
家里早就辞退了固定的佣人，妻子郭德洁身体常常欠安，就是身体舒爽时，他们的衣服也是“泾渭分明”，各负其责的。他当然没想到，曾经当过一个近五亿人口国家的代总统的男人，还会有自己洗衣服的时候，但今非昔比，现实毕竟是现实。而他，似乎也不耻于恢复到他数十年前行军打仗中那种自己料理一切的日子，在孤独感像一张大网，笼罩着他那颗已经跳动过74 个春秋的心的今天，对于洗衣之类的琐事，他反而以为是生活的乐趣。
过去了，杜鲁门总统在华府白赖尔庄设午宴款待时的尊严；过去了，共和党领袖塔夫脱邀往佛罗里达迈阿密海滨游览时的快慰，一切荣誉，似乎都随着岁月逝去。自1950 年3 月蒋介石复职，特别是1954 年3 月台湾当局以“违法失职”而对他弹劾罢免之后，他被从官场彻底地驱逐出来，过着地道的民间生活，当地政府也不再派人保护他的安全。在美利坚那样的国家里，“虎死七天不倒威”的事，官场上是不存在的，总统一旦被削职为民，便真格的只是个百姓了。
李宗仁在晾衣服，动作虽有些迟缓，但颇有条理，尽管是用洗衣机洗涤的，那白衬衫的领口还是相当干净。郭德洁早餐后便开着那辆林肯牌黑色小轿车上医院去了。到美国这些年来，她不仅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常用的英语，和隔壁的贝拉夫人，她能隔着篱笆寒暄交谈，李宗仁则不能，见到贝拉夫人，只顾点头微笑，至多来一句“估得毛宁”（英语“早上好，Good morning”）或是“好嘟嘟”（英语“你好，How do you do”）。
李宗仁对这幢花园式的房子已经很习惯了。自1950 年初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顺利地割治了十二指肠之后不久，他便退去了在纽约租赁的房子，以六万美元买下了这套闹中有静，俗中具雅的花园式建筑。
这盎格鲁林镇是新泽西州的一个美丽的小城镇，地处纽约与新泽西州的交界地区，仅以跨于哈得逊河上的一座铁桥之隔与纽约相望。从盎格鲁林驱车前往纽约，花不了一个小时。自己有小轿车，到纽约自然是很方便的。
“估得毛宁，密斯特李。”身材高大的贝拉夫人又在篱笆那边以她那厚重而响亮的女中音打招呼了。李宗仁才刚刚晾完衣服。
“估得毛宁，估得毛宁！”李宗仁照例客气地站到篱笆旁的那株柳树下，热情地和贝拉夫人寒暄。贝拉夫人知道李宗仁只能答上这么句问候，她只管做她的事，再没把话说下去。
3 月里，柳条上已缀满新绿。带着几分凉意的风轻拂柳枝，那柳枝又轻轻拂过李宗仁的肩头，拂过他那日渐稀疏的发顶。他顺手拽过一根柳枝，下意识地把它折断下来。突然，他感到有些后悔，这柳树与他相处十有五年了，不知多少个微曦初露的清晨，也不知多少个暮色苍茫的黄昏，他站在这婆娑的柳树下，静思遐想，一任柳枝拂面。他抚摸过所有能抚摸到的柳枝，但却从未轻易折断过。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自我，战场上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粗犷豪强，随着白发的增添而渐渐减少。兴许是常常想到死，便倍加珍惜生，他对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哪怕是一草一木，都变得爱惜起来。那天，他浇水碰落了一朵已经快凋谢的玫瑰，以至两餐饭都食不甘味。
今天，他却将那根生意盎然的柳枝折断了。他的手，有些颤抖，看着这被自己无意中折断的柳枝，他不期然忆起两句李白的诗。那首诗的前几句，他记不得了，只后两句却总忘不了：“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他心里吟诵着，急急地想将手上的柳枝扔去，可偏又舍不得。既是折了，就把它带回去，插到厅里那只植着万年青的仙鹤花瓶里去，再让那寂静的厅堂，添一缕绿意，加一线生机。他没有照往常一样和贝拉夫人道一句“拜拜”，便低着头，拿着那柳枝，步履蹒跚地走了。
他真是把那根两尺来长的柳枝，插进那盛着水、植着万年青的花瓶里，心里似乎才得到些许安慰。
厅堂很宽敞，很洁净，不同颜色的原木地板，拼镶着对称的但说不上像什么的图案。壁上没有挂钟，所以听不到那永不休止的“滴答”声。安静有时也是可怕的，对于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人，对于习惯了要与人打交道的政治家，安静，便是孤独和失意的代名词。
他走进书房，从书架上取下那本当年在北平任行辕主任时，友人送的《唐诗三百首》，戴上那副玳瑁架的老花眼镜，一页页地翻阅起来，时而停停，时而又再翻翻，似乎像是在找那首“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翻了好一会儿，大概是没有翻见吧，他悻悻地把书合上，推过一旁。他经常是这样去翻唐诗，翻宋词，却又不免心猿意马，总难得静下心来，不像那些文人学士去反反复复地琢磨，品味和欣赏诗的韵味、诗的寄托。他是凭他的感觉来读诗词，来理解诗词的。就那首他以往最爱挂在厅中的苏轼的“大江东去”，他也只是喜欢“人生如梦”这个句子。刚到美国定居不久那些日子，好些在共军胜利进军的炮声中逃出大陆的部属和友好，常常来拜访，也每每谈到些唐诗宋词。李宗仁多是听人发感慨，自己偶有见解，便直统统不管其原意地发表出来，不愿附庸风雅。
兴许是今天偶尔失手折柳，又无意中忆起关于折柳的诗句，搅动了他那本已十分浓郁的故园情思，他感到很是不安。中南海太液池畔的柳枝，南京傅厚岗官邸花园里的柳枝，桂林文明路新寓里临杉湖院墙边的柳枝，万缕千丝，在撩拨着他的心。
“归去，回到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去。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意识，是他从不能归去的那一天起，便一直潜藏在心里的。大陆为共军占领后，他这个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的代总统，怎么可能被谅解？台湾那孤岛，老蒋霸占着，自然也不会有他李宗仁的立足之地。纵使可以寄人篱下地生活在那个岛屿上，日子，难道还会比张学良的好？为此事，他痛苦了十多年，也思考了十多年。
1957 年，他的部属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在取得两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头衔之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每逢周末，她常到他家里做客。
他在给程思远写信时，就表白了“一晤月如（林黛本名），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次年，林黛回香港，他又嘱托说：“我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1958 年，他给老朋友李济深写信，信末八个凝重的毛笔字便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1959年，程思远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李宗仁的心思，受到周总理的赞赏，但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归事暂缓进行。程思远将此事函告于他。他口里虽责怪程思远太莽撞，但心里一直在盼着那个“成熟的”归期，转眼间五年过去，难道真是“君问归期未有期”吗？
他又走进厅里，将插在仙鹤花瓶里的柳枝取出来，在手上晃晃摇摇，而后又重新插入花瓶，不一会儿又再取出来……他的心，也反反复复问天、问地、问自己，何时可以离别此地？厅里静得有些凄清，一切都好像已经静止。照以往，在这样的时候，他经常打开那架可以放唱片的落地式收音机，放一段从唐人街买来的京剧《四郎探母》或是《大闹天宫》。今天，他却丝毫没有那番兴致。他怕清静，也怕嘈杂；盼有人来，又不愿有人来，这世界左右不好处，矛盾极了。
全靠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犹如无声处的一响惊雷把他从孤独的不适中，拉回到这还可以对话的人世间。
“啊，是的。唐博士，您好。”来电话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博士，一位为帮他撰写回忆录而与他相处近七年的华裔研究员。早在1958 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和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两位博士便起意要为他整理生平资料，妻子郭德洁也多次催促他撰写一部较翔实的回忆录。他也愿意为后人留一份史料。于是哥伦比亚大学派唐博士来家里采访，历经数年，终于告成，但出版之事尚未落实。前几日，唐博士已与出版商具体交涉，大概是有些眉目了。
“哦……嗯……好，完全同意。辛苦你们了，多谢你们了。”果然，唐德刚告诉他，回忆录的出版事宜已商量妥当，出版商应诺五十万美金的版税，其中三十万给李宗仁。
李宗仁放下话筒，一直是冷色调的脸稍稍有些和缓。此事的成功，不独是那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在眼下这个“日薄西山”的状况下，可以反贫为富，更可贵的是作为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可以中英文两种版本的史料，留给后人。当然，功名对于一个74 岁的风烛残年的老者，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但是，自己数十年来所追求的，难道不也是功名吗？更何况这是名利双收的事啊！
李宗仁在客厅里缓缓移步，不是以往那种为思考问题或是排遣忧闷时的下意识的动作，而是缓缓朝窗口走去。他想再领略一下窗外的绿，这时候他多么需要室外那清新的空气。可一近窗台，他却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的那张绿色日历——今天又是周末了。明天，玛茜、莱丝妮她们几姊妹会不会来？他想，大概不会了，四个孙女最小的也十五六岁，她们有她们的意志，有她们的想法，有她们的事。美国的年轻人，可不像中国的年轻人那么富有传统观念，那么愿意苦读“圣贤书”，她们也努力奋斗，但常说享受人生，于父母家庭观念尚且淡薄，更何况祖辈呢！不过，他还是盼她们来。老人喜欢怀旧，他常想起玛茜、莱丝妮姊妹们小时在房间里的中国地毯上捉迷藏、翻跟头的情景；想起他和她们做变换中指、食指和无名指叩桌子那永不厌烦的游戏。那时，他和她们谈中国，谈使他永志不忘的那次南京竞选；小老四常被抱在膝上，她喜欢摸爷爷的下巴和耳朵。然而，那样的日子毕竟过去了，岁月太无情，总是破坏许多许多的美好。他想挂个电话到纽约去，请她们明天来玩玩，来一个两个也好，但细一想又直摇头，她们不会再有小时的那种天真活泼，也不会再有变换指头叩桌子的闲情。
再说，她们若真来了，玩到中午或下午，谁做饭给她们吃？德洁身体不好，自己两口子的饭有时都得他做，更何况她并不喜欢这几个属于秀文的孙女。
以前在中国，她还按中国的传统，留着些面子，做些违心的事；如今到美国十五六年了，何必还要那一套？美国人可以很坦率地表白自己的爱憎。
“人情似纸张张薄”的中国俗语，在这里颇为中肯，颇为贴切。
他还是想去挂个电话，叫玛茜、莱丝妮她们不论谁，明天来玩玩，他宁可为她们做饭，或是到街上去买些三明治和熟菜。她们已经很久没来了，电话倒是常通的，美国这地方就是电话太方便。可他刚拿起电话，拨了两个号码，却又将话筒压了下去。她们来固然是好，但来干些什么呢？她们不懂得中国，甚至不懂得中国话。老年人并不太喜欢吃些什么，而是喜欢看些什么、谈些什么，特别是旧事，那些有趣的，令人难忘的旧事，而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他自然又想起许太太，那位健谈的湖北女子。她丈夫许高阳抗战时曾是一七○师的师长，白崇禧很器重他，后来当了华中剿总的补给司令和广西军管区后勤司令，那年因飞机失事而身亡。许太太是很能逢迎的，郭德洁这个曾多次申言“不喜欢和女人交朋友”的人，竟很喜欢她。特别是到美国之后，只要隔得一个星期不见，郭德洁必打电话去邀她来打麻将。她年纪并不比郭德洁小多少，但一见面，便“李伯伯”、“李伯母”地甜得让人心酥。郭德洁本是不喜欢打麻将的，这些年来闲得无聊，又有许太太陪着，也日渐喜欢起来。李宗仁也只好奉陪到底。不过李将军打麻将可比不上打仗，逢打十有九输，更不用说有台儿庄那般大胜的事了。但他还是愿打，蹉跎岁月，总得有蹉跎的事，不然何以打发时光。和许太太在一起打牌，日子蹉跎得稍快活些。可是，不知怎的，许太太已经有两个多月没登门了。到国外旅游去了？还是身体欠安？他重又拿起话筒，拨转了许太太家的电话号码。电话铃一直响，响了足足有五分钟，没人接。太不凑巧了，哪怕在电话里听听许太太那爽朗的笑声也好啊。
“都不来了，都不来了！”李宗仁喃喃自语，他再次把话筒放了下去。
他不由想起前月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是个星期天，许太太领着两个朋友一道来了，都是些牌友，又都是几个哈哈派。噼噼沙沙麻将牌一搓，嬉笑怒骂全不计较。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中午，李宗仁提议去买些面包果酱，随便吃些中餐，继续战斗。这提议很快得到响应，总算对付过去。
可到了下午晚餐时，牌友们的兴致方兴未艾，李宗仁虽输得很惨，但他全然不计输赢，要一足方休，于是要留牌友们吃晚饭，吃罢后再“继续战斗。”谁知李宗仁留饭之事刚一出口，郭德洁便顶撞说：“要留饭你可要自己做呀，我也只晓得打牌，不愿当老妈子！”此语一出，一台兴致勃勃的麻将便不欢而散，连李宗仁答应亲自去做饭，也挽留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