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小毛哪肯吃这种哑巴亏，于是，他找严裕棠想问个清楚。不料这一问，却惹了一身臊。严裕棠倒打一耙，反而数落了他的一身不是，并说账房先生是他自己的人，还要他自己将此事说明白，并提出让他退股，褚小毛一气之下，一纸诉状将严裕棠告上公堂。
严裕棠接到传票，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冷静下来。几年来，严裕棠在外面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既通洋人，又通地痞流氓，只是与官府没有联系。但他深信钱能通天，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于是他通过熟人，将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官方筹划完毕，又私下里将账房先生找来说：
“褚老板把我告了，你准备如何？”
帐房听了，忙点头哈腰说：
“一切听严老板吩咐，不敢妄言。”
严裕棠听了，点头说：
“我知道先生是聪明人，聪明人好办事，只要先生守口如瓶，将账面文章做好，我想该是万无一失了。”
此时的账房先生哪有不从的，自跟了严老板后，进账十分可观，远非昔日可比，他哪肯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何况，他深知严老板的厉害，怎得罪得起呢？可一想到打官司，不免有点胆战心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在严老板身上了，现在只能死心塌地跟定严老板，才能保证全家老小平安度日。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说：
“请严老板放心，这场官司绝对没有输的道理。”
作好账面文章，这是起码关节。办案人的心中非常清楚，他们见多识广，哪里会不了解暗中的勾当。当时机器厂很少，修配生意多，本来就是一项好买卖；为外国船作修配，更是利市百倍。另外，中外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国船来华运输又可大发其财，因此，只求如期修好，可心满意，并不计较价钱。他们的小出手，放到机器厂已是大利钱，利润少则百分之五十，多则百分之二百。不赚已经讲不过去，哪里还谈得上亏损这一说法呢？要不是严裕棠有点背景，要不是严裕棠里里外外都已塞饱、摆平了，他们便要随意重判了。现在当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一拖再说。
就这样官司从1905年拖到1906年，褚小毛几乎跑断腿，终归毫无结果。最后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褚小毛也明知这场官司打下去实在没有意思，自己总算领教了严裕棠的本事，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被拖得筋疲力尽，已无心再打官司了，有了早点了结的愿望，只是无人来搭这个台阶。
此时，有人已看出火候，便出面做和事佬。这个人名叫穆湘潢，是益泰轧花厂的老板。
益泰轧花厂与大隆业务往来很密切，自大隆开业之日起，益泰轧花厂便将机器修配业务交给了大隆。自从严、褚两人打起官司以来，机器修配便受到影响。即便他与严裕棠的关系很好，可他也不愿得罪褚小毛。因此，对此事他一直抱着回避的态度，不想介入。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应该出面。当前，事有转机，严裕棠和褚小毛的态度都已明朗化，何不顺水推舟呢？
于是，穆湘潢出面将此事了结。褚小毛同意按目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退股，严裕棠三日内如数付清。就这样，长达一年多的持久战便告结束。
矛盾
严家事业上的成功，导致内部矛盾爆发。严裕棠一共有六个儿子。长子严庆祥此时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严庆祺忍不下这口气，便找二哥严庆瑞发泄：“大哥存心不良，为何将我弃之不用？”
严庆瑞闻听，说道：“我何尝好过，在大隆，虽说经理是我，但厂长黄朴奇是大哥找来的，副厂长唐志虞是大哥的亲信。我这个经理是有其名无其实，你以为我很滋润吗？”
“严家的财产本应兄弟们各有其份，为何大哥一人独揽？父亲难道不晓得吗？”
严庆瑞低头不语。庆祺见二哥不语，继续说：“大哥这样做是想独吞家产。我看他每日的花费甚大，财路从何而来？这其中一定有鬼。”
严庆瑞说：“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你我兄弟若占据这些位置，大哥如何营私舞弊？他能瞒过父亲一人，能瞒过我们兄弟吗？”
严庆祺瞪大眼睛问：“真有此种事？”
“你何时见我扯过谎？”
严庆祥真的有私弊吗？一点不错，严庆祥对父亲一直执掌财政不肯放开是极度不满的，甚至是愤恨的，所以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以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以图自己日后的发展。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
兄弟两人越说越觉问题的严重性，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
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怎样来解决呢？严裕棠也感到踌躇。这些年来，自己致力于经营房地产，疏于对厂务的具体管理，如果再统管起来，一则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再则也未必能一一管好。而严庆祥这些年来，驾轻就熟，一呼百诺，已是一把行家里手。此事尚需慎而又慎，免得影响生产，也免得人心不服而导致人心不稳，况且，事出有因，总得有个缘由。严裕棠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严庆瑞、严庆祺见父亲如此烦躁，便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不料，严裕棠却说：“你们回去吧，全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我自会处理。”
几天后，严裕棠威逼唐志虞坦白他的所做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他知道大祸临头了。有关严家父子之间的矛盾，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弄到自己头上来。唐志虞回忆了一下严裕棠所说的话，觉得严裕棠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账？为了隐瞒盈利和保守营业秘密，以及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账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账之外的账，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归根结底，倒霉的总归是自己！事到如今，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挥指写道：苍天可鉴。并辞职而去。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父亲明明是敲山震虎，表面威逼唐志虞，其矛头所指的正是他自己。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
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遣人送去一笔钱，以此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严裕棠得此消息后，十分无奈，只能是把严庆祥一顿训斥了事。
偏爱
严裕棠的几个儿子中，他最疼爱小儿子严庆龄。严庆龄自德国学习机械工程归来，意气风发，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仪表英俊颇具魅力。严裕棠看着小儿子，分外喜爱。他对小儿子说：“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严庆龄毫不掩饰地说：“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何出此言？”
“父亲若是让我说真话，儿子可要开口了。您千万不要动气。”
严裕棠望着儿子，眯着笑眼，默不作声。严庆龄见父亲没有动气的意思，便说：“我对大隆的发展极度不满，它由始至终贯穿着封闭、守旧、缓慢、落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德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若将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提高对工人劳动的有效管理，则中国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机器竞争，有希望向南洋一带的经济落后地区行销。这样，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严裕棠听了大喜，心想：看起来只有龄儿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于是说道：“你有把握吗？”
“父亲若信得过我，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办纱厂的时候，严裕棠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裕棠认为，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这样他也能安心一些。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710平米的工厂和210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泰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资产增加四倍，然而，这时严庆龄却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另办了一家德孚机器厂，将泰利一部分较好的机器和大批原料转了过去。
泰利地处越界筑路之处，不甚安全。开始严裕棠猜测严庆龄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但当庆龄向他说起只雇用二十余名职工时，他心领神会了。原来这德孚机器厂只是个虚名而已，并非生产机构，实际上，不仅可以保护机器，而且可以搞五金买卖。
简直是一箭三雕！这正是严庆龄的过人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连雇用的二十余名职工都不是从泰利过来的。到时候，以压缩生产、变卖机器为名来裁减泰利的富余人员，不是显得严庆龄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严裕棠感慨此事干得真漂亮！
轶闻
俗话说“树大招风”，严家的事业“发”得大了，就引起了社会上歹徒的眼红。1928年秋，严裕棠竟与两个持枪歹徒正面相遇！
1928年10月22日上午，严裕棠从家（平凉路1号）出来，乘上自家的黄包车去江西中路58号的光裕公司上班。平时严庆祥和严庆瑞都是跟父亲一起走的，这天恰好有客人来访，严裕棠嘱他们哥俩先走，他本人随后就来。谁知严裕棠独自出门不久，车子行到杨树浦路怡和码头附近时，竟遇上了绑匪！两个持枪歹徒原先乘一部黑色汽车跟在黄包车的后面，此时一下子窜到了黄包车的前面，往黄包车前面一横，挡住了去路。严家的车夫沈兆荣见势不妙，连忙掉转方向准备往回跑。谁知说时迟那时快，两个歹徒蹿上来一个用手枪对准了车夫，另一个用手枪抵住了严裕棠的脑门，把他从黄包车上拉下来，推到他们的汽车上去。此时车夫头脑十分清醒，见歹徒只有两个人，不必害怕，于是假装顺从地把车子先放下。在歹徒注意力主要投向严老板时，沈兆荣一个箭步上去，从后面抓住一个歹徒的持枪的手腕，与之厮打起来。沈师傅虽非人高马大，但毕竟从事体力劳动，也力大无比，他一边扭打一边高喊“抓强盗……”歹徒渐渐不是他的对手了。另一歹徒看着严老板，不能前来帮忙，眼看路边围观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一时也惊慌失措。严老板见状即刻胆气强壮，在走到歹徒的汽车门口时，猛一转身，一拳头朝歹徒砸去……严裕棠到底年龄大了，无法与歹徒打成平手，遂被歹徒连击三枪。也许是歹徒心慌意乱，害怕警察赶到，这三枪竟无一发射中要害。此时已警笛大作，巡捕房的警车围了过来。对付严老板的歹徒见势不好，拔腿就跑。另一与沈师傅扭打的歹徒不是沈师傅的对手，被沈师傅和闻声赶来的巡捕们一起抓获。严裕棠身负三处枪伤，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才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