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重庆之后，这座古老的山城，顿时变得繁华起来。喧闹的街市上，摩登仕女，摩肩接踵；餐厅舞场，灯红酒绿，彻夜狂欢。借着“国难”的机会，住在这里的不少人，大大地“发”起来了。
说起来也许有人不相信，这时候的冯玉祥，却穿得捉襟见肘，快要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按说，他的收入是不算少的。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能领到特别费一万元、交通费三百元，再加上一级上将的薪水四百元，共是一万零七百元。这么多钱，要是在前几年，能在河南买到二百头壮壮实实的黄牛。但在一九四三年的重庆，只能将将巴巴买二百斤猪肉。冯玉祥家人口本来就多，再加上随从人员的费用和迎来送往的开支，每个月“二百斤猪肉”，
再精打细算也是免不了“赤字”呀！
一般说来，高级军政人员的薪俸都差不了多少。至于够不够用，那就全靠自己的本事了。前文已经说过，在重庆，发一发“国难财”，还是有很多办法可想的。只要派个人走几趟香港，办些药品和百货，钱就会像流水似的往家里淌。总之，若想发财，有了冯玉祥这样的权势和地位，那真是和坐在门坎儿上吹肥皂泡儿一样的容易。
可惜的是，冯玉祥活了六十多岁，当了四十几年大大小小的官，对这一手却始终掌握不了。你就看他的“府邸”吧，摆的不是方桌就是木椅，连一件有气派的家具都没有。人家传唤下人，摁下电铃就行了，他却在桌上放一口铁磬、一个木槌儿，有事叫人就像和尚诵经似的敲几下。外人笑他土气，他毫不在意，却说：“这种东西，既经济又耐用，又不怕停电，还是国货。”在他这个家里，除了读书室墙上挂的地毯—这是马鸿逵、马步芳〔注〕
馈送的西北名贵特产，冯以踏在脚下可惜，遂命挂在壁上—恐怕就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既然发不了“外财”，那就只好坐吃山空了。慢慢地，餐桌上的食物就换了花样。咸萝卜条儿不时地升级，由调味佐餐变成主菜，糙米饭也相应地成了主食。这种糙米吃起来相当费事儿，先要把碗里的稻米壳挑净，才能顺顺当当地下咽。自从吃起糙米饭，冯玉祥吃饭的时候不得不戴起了老花镜，这也是在吃过不少苦头之后，采取的“救护措施”呀！
但是，总这样下去，自家人还好说，可让跟自己做事的人总吃这个，也不行啊！冯玉祥思来想去，琢磨出了个主意。
“……
咱们没别的路可走，还得靠咱们这两只手，”这一天，冯玉祥集合起随从参谋和卫士们，笑呵呵地挥起了自己的两只大手，“说走私，咱们不会；说贪赃，咱们不干。可咱们这两只手能干活儿，有这本事，任他什么人，也休想把咱们饿死……”
真是窗户纸一捅就破，不等冯玉祥讲完，参谋们和卫士们就明白了个大概。他们之中的几个，是受冯先生嘱咐，在延安学习过的，对“自己动手”的深刻意义，知道得不一定比冯玉祥少哩！
白发苍苍的冯玉祥挥锄上阵，精神抖擞的参谋、卫士们紧紧跟随，重庆郊外冯家宅院附近，响起了阵阵爽朗笑声。汗水裹着笑声，催出了绿油油的菜苗儿，也给冯先生家的餐桌增添了好几分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