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工作很忙，他对我来说有时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背影。我们的母亲同王海洋他妈一样深居简出，但我母亲的面部白皙气色极好，只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却不似王海洋的病妈那样，总是深情地爱抚在王海洋猴子一样干瘦的脸上。我们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那双大而双目炯炯有神的美目总是穿越过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的头顶，落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好像那里有她另一群子女和另一个家。
母亲总是一副很烦我们的样子，对我们七个小活物没完没了接连不断的要求和纠纷始终缺少一份做母亲应该有的耐心。她大部分时候是皱着眉头听我们说话，听不到一半她就会挥着手不耐烦地把我们从她身边轰走。她的这种继母似的态度跟我们的父亲简直没办法相比，因此，我们兄弟姐妹在情感上比较靠近我们胖胖的长得没什么特点的当政委的父亲。
父亲虽然总是来去匆匆，但如果他在家，他总是能尽量地同我们打成一片。他纠正哥哥们做的弹弓，说，笨蛋，这能打鸟吗？这连鸭子都打不着的。接着他便找来工具，撅着肥胖的屁股蹲在地上敲敲打打。哥哥们拿着经父亲改进过的轻便顺手而且射程提高了不少的弹弓，打鸟打鸡打鸭子，偶尔也捎带着打人家的玻璃。玻璃的主人呼啸着冲出来，冲着哥哥们兔子般逃窜的背影，气得破口大骂：“操你妈！”
玻璃主人们骂的不是对弹弓进行了改造和对其后果负有一定责任的我父亲，而是伤害着对弹弓同样深恶痛绝并把玩弹弓视为乡下野孩子的我的无辜的母亲。
父亲对我们姐妹的态度跟对我的哥哥们有着深刻的不同。这种不同像一个老农在他的土地上种上玉米、小麦这些赖以活口的主粮后，又在田头地边上捎带着栽上点豆角、黄瓜之类的副食—样。主食是活命的必需，副食则是在有了主食以后对生活的奢侈。我的父亲虽然远离了农村，远离了田间地头，虽然党组织往他脑子里灌输了许多科学的先进的唯物的类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样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道理，但在父亲脑子里那块由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耕耘过的土地上，却顽强地根深蒂固地生长着由他的祖祖辈辈们栽种下的几蓬杂草。因此这怨不得父亲，可以说他基本上算是属于无辜的。
无辜的父亲虽然受了父亲的父亲乃至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愚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我们姐妹们深厚的爱。其实我们只要能体会到这种爱的深厚就行了，对他主食和副食的潜意识用不着去深究。实话说，我们姐妹真的很爱很爱我们的父亲。
父亲经常背着母亲给我的已经知道臭美了的姐姐们一些毛票小钱，让她们买回些粗的细的空心的实心的塑料头绳花花绿绿地绑在头上。对我这个乳臭未干屁事不懂的老闺女，父亲最乐意做的是抱我在他的怀中，用那些短粗的胡茬扎我，听凭我在他怀里拧曲怪叫，这时候父亲就哈哈大笑。多少年过去了，父亲那种哈哈的笑声会经常无缘无故地出现在我的耳边。那种慈爱是我在我母亲身上永远无法体验和得到的。
母亲跟父亲在青岛这座景色秀耐的海滨城市结婚时，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古话还没有实际性的认识。虽然她万分委屈地嫁给了我父亲，但对婚后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安逸的日子基本上是满意的。虽然新中国废弃了军官太太这个词汇，但她的姐姐我的姨妈私下里经常用这个过时的词戏称她，我母亲也就半推半就地受用着。母亲做梦也没想到，她嫁的在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海军上校的丈夫在广义上讲其实也是个兵。因此，在父亲接到去一个边防要塞任职的命令时，她竟气愤地骂我父亲是“骗子”，说我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十足的大骗子”！她那泪流满面的样子，真像是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的良家妇女。
父亲提着一个柳条箱独自到要塞赴任去了，据说母亲竟连出门送他一送都不肯。母亲拖着我的大哥国庆抱着我的大姐亚洁肚子里擴着我的二姐亚萌固执地留守在青岛海军基地一套日式营房里。但母亲开始那种誓与青岛共存亡的架势不到半年就没了气势，虽然母亲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帮佣，但她渐渐地竟有了身心交瘁、力不从心的感觉。舅舅和姨妈趁这个时候帮助我的父亲攻进了青岛那座日式老宅，母亲又一次向父亲举起了依然纤细的双手，拖儿带女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
父亲任职的要塞，是一些散落在一个狭长海岸线上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母亲一踏上其中最大的一个作为要塞区最高首脑机关的岛屿，就被这里的荒凉、闭塞和单调气得够呛。但这个时候回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母亲和她的一双儿女已被青岛市注销了城市户口，手里的盖着大红章子的随军迁移证告诉母亲：热爱海岛、保卫海岛、建设海岛、繁荣海岛是她惟一的一条出路。当时，这样的豪情满怀的口号被守岛的军民用海边的鹅卵石铺排得到处都是。母亲看着这个架势，知道一切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母亲轻轻叹了口气，竟认命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她的青岛籍贯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要塞区有一个文工团，那里堆积着许许多多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的女文工团员，甚至还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侨的女儿。母亲引人注目的原因不在于她的青岛籍贯，也不在于她残存的秀丽。母亲令人频频行注目礼的原因在于她当主任的丈夫我的父亲。父亲那时的面部虽然还清癯，但他作为政治部的一号首长，掌管着岛上大大小小军官们的政治生命和仕途，人们在注目着父亲的同时把余光扫射到我的母亲身上，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这种注礼支撑着母亲的精神。我猜想，母亲开始那段艰难的适应时期大概就是拄着这一束束的目光走过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借着月光看着躺在自己身边的这个打着坦率的呼噜的男人，在心里安慰自己：我还图什么呢？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就是精神上的快慰吗？
母亲开始了无可奈何的热爱海岛的生涯。保卫海岛的事不用她这个无缚鸡之力的妇人操心，建设和繁荣海岛是她能够做到的。但岛上没有工厂没有企业，她从青岛那家老字号药店开出的关于工龄、工资诸多条条的工作调函几乎成了一张废纸。母亲那时因为肚子的不方便竟还暗自窃喜这种没有工作可做的轻松和自在，等她回过味来觉得万万丢不得这份国家正式工作时，那张调函就真的只能用去擦屁股了。母亲成了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无事可干的随军家属，
她跟那些从农村随军來的家属们从形式到内容完完全全地统一了。
我和我上边的几个哥哥姐姐，就是打劫着母亲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潦倒心境乘虚而人欢天喜地地挤进了这个热热闹闹的世界。
以我现在这种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去体贴当年的母亲，我给予母亲以相当的理解。试想，在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种环境，我母亲除了生孩子还能干点什么呢？你总得给她点成就感吧。
父亲又一次在心中暗自窃喜。父亲把母亲的又一次失败看成是他又攻占了一个敌人据点。
父亲自从娶了我的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除了享受着母亲的年轻貌美外，还收获了一群数量不菲性别齐全的儿女。再就是，父亲又兼容并蓄了一些很繁琐零碎的东西，这些繁琐零碎的东西几近鸡零狗碎，令父亲这种有身份的男人不太好启齿。像饭前便后洗手，像饭后用温开水漱口用湿毛巾揩嘴，像睡前要洗脸洗脚洗屁股，像……等等等等。有一次父亲在跟他的老乡喝酒时喝得过了点，借着酒劲竟说了句哲学气息相当浓厚相当耐人寻味的话。
父亲说，农村包围城市能解放全中国，城市包围农村能过上新生活！
我记事的时候，人们已不再管我的父亲叫主任而改称政委了。我想，人们对政委家属的注目应该比对主任家属的注目更聚精会神一些，我母亲的精神享受也会更完全一些。但我此时的母亲，对别人的目光似乎已进入了一种疲软状态，她对人们的注视开始若无其事无动于衷了。
母亲这时的角色意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的政委夫人的角色比我父亲的政委的角色扮得更逼真更出色，虽然这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佰母亲不管这些，她像一个自我意识太强烈的演员在舞台上没有一点整体观念一样，把台下观众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自己身上，全然不顾她仅仅是个配角，更不顾主角会对此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父亲对母亲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他对这个给他生育了七个儿女的女人基本上是没什么话好说。三个儿子，四个女儿，这对父亲来说已是相当满足了，父亲觉得除此之外再去跟个娘儿们家计较什么未免有失男人的风度。因此，父亲对母亲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自流的态度。
父亲的仕途之路可能在开始的时候用力过猛了一些，伤了点元气。五十岁之前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向前，想不向前都不行；而五十岁之后，父亲似乎是累了，显出了老态，喘着气开始了原地踏步。父亲对此看得极开，他是打内心里看得开，而不是嘴上说说内心深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种。父亲以一个质朴农民的善良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他认为，他自己能由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村穷小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巳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再向党伸手要这要那，别说党性了，就是人性也说不过去。
母亲却不，父亲的停步不前表现出的焦躁、不安和不冷静使她显得有些失态。好在她这个时期的岁数帮了她一个大忙，替她掩饰了一下：更年期。这是这个年龄屋的女人们最理直气壮为自己解脱的一个借口。
她时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导父亲，告诉他谁谁谁找谁了，谁谁谁跟谁谁谁是一担挑的连襟，言外之意连我这个黄毛丫头都听得出来。这个时候的父亲会非常厌烦地说母亲，去去去，我工作上的事你不要过问也不要插手，这个毛病不好。
母亲望着父亲的背影，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得哗哗乱响，眼睛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
母亲开始不动声色地为父亲的升迁推波助澜。人家是夫唱妇随，母亲是父亲不唱自己也要唱了。
要知道母亲真有这个本事和这种能力，想想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我们就应该对她充满信心。
母亲一个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居简出的随军家属，她竟比我的当政治委员的父亲还了解要塞的干部，她甚至知道谁反对我父亲，为什么反对，反对到什么程度。
母亲的手脚真的干净利索，没看见她上蹿下跳，便该巩固的巩固了，该加强的加强了，该修补的修补了，该孤立的孤立了。而对这一切都是在我父亲眼皮子底下摘的小动作，我父亲竞然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就凭这一点，你我的母亲不服是不行的。
母亲对上边来的人格外留了个心眼，她像个不出门的秀才，对要塞区的迎来送往清楚得就像她就是招待科科长。她神得像个有里应和外合的奸细，什么也逃不出她的那双依然好看的眼睛。
记得那年军区有一个管干部的副政委进岛考核班子，正赶上七级大风，海上的大浪把副政委的五脏六腑都要搅出来了。好不容易到了岛上，副政委一看小招待所那一桌子的花花绿绿就觉得胃里又在折腾，只动了三模子赶快回去躺下了。睡了一个多小时，副政委被咕咕叫的肚子吵醒了。副政委爬起来原地打了几个转，也没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正恼着火，只见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扎着条羊角辫穿得干干净净长得眉清目秀的小丫头没敲门就闯进来了。
小丫头进门喊了声伯伯，把手里提的淡黄色的双层饭盒举着送了上去。副政委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下边是一一盒温温的、稠稠的、黄黄的、烂烂的小米稀饭，上边是切得细细的、荆寻香香的、腌得脆脆的萝卜咸菜丝。
大区副政委探下花白的头颅，和蔼地问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小丫头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小丫头又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抬起头来抚着小丫头柔柔软软的黄头发，像抚着自家的小孙女。
我母亲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小米加步枪能夺取新中国，小米加萝卜丝难道什么也得不到吗？我母亲不信！
我的父亲一直是朴实的，即便他的官做到了一定程度，这种质朴也没有多少褪色。这种质朴浑然天成，是农民出身的父亲最可贵也最可爱的一种品质。这种天然的朴实加上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的反衬，我们的父亲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眼里不仅可亲可敬，而且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