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他少年聪慧，6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试；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对李鸿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李鸿章生前已经是毁誉参半，死后更是骂名无数，他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主要在于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俄密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条约是如何签订的吧！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令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不强，军费也不多，水师又未练成，所以“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最后和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一时间，举国哗然，人人痛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认为如果清政府任用主战派的张之洞，后果肯定不是这样的！
而李鸿章在这次事件中的看法是：越南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而且越南国内已经非常腐败，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抗法的战将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法国的兵力。如果非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重任，实际上等于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决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认为“法之图越已数十年”，而“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越南的政府已经很衰败了，河内以南肯定保不住了。所以他选择了撤军、议和。
但是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并不是一味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他没有忘记实力是和平的后盾。因为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烟台到旅顺北洋直接管辖地区水陆两军都做了周密部署。
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立即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马上设法接济。
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而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驭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故被称为“越事枢纽全在钧处”。
对转折关头的一些重大危险及时发出了警报。例如条约签订后风波再起，法方准备占地为质，他曾一再提醒朝廷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法国战舰驶离上海又发电报告诉当局形势危急。这是在法舰炮轰基隆前20多天发出的警报，而离他们袭击马江船厂及水师更达40天之久。
马江之战爆发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鸿章早已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厂的张佩纶，告诉他们我方的军队和战舰无法匹敌，不如全部调走，腾出一座空厂，就算法国人占了也没什么损失，否则一旦这里被轰毁了，从此海防就再也难以恢复了。两天后，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张佩纶等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可惜的是张佩纶并没有听从，结果损失惨重。
另外，李鸿章认为中法之战耗资巨大，首先是经济损失：“中法之役用银3000余万两。”这是每年经常性军费开支3400万两以外的额外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白银7000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可以支付这笔开销，只好用外债来堵这个缺口。他在给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2000万。”
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江之战，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被击沉的军舰有7艘，死伤约2000余人，生还者只有11人。被击沉的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己凿沉，龙槽船十几只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200万两以上；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
因此，李鸿章认为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军力夺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证实，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国侵略军则显然无望，中国与其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还不如集中精力治理内部。
战争结束后两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
李鸿章最被国人指责为“卖国”行为的，是其曾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久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了祸胎。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越来越严重。李鸿章为了设法避免战争，曾经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被日本拒绝。无奈之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战前李鸿章一味主和，失去了先机，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之后更是一触即溃。
甲午战争失败也不仅仅在于李鸿章个人的指挥失当，还在于当时整个军队的腐化。
首先，军队上上下下贪污成风。英国《泰晤士报》当时便揭露，旅顺、威海造好的炮台上的大炮根本就不能用，这是由于负责采购炮械的人的贪污腐败，把买炮械的钱贪污了，用次品来冒充好的，根本就不管能不能用。
另一司空见惯的贪污方式则是各级军官克扣军饷和吃空额。当时就有人指出：“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
第二，内部四分五裂，而且军无斗志。战争初期，李鸿章已经认为以北洋水师“一隅之力”，对抗日本“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战争的准备阶段，清政府决定派大量援兵入朝的时候，没有相应地实行全国总动员的体制。南洋和闽、粤的军舰在战争中无法统一调动。各省的将领只顾自保，要么说船需要修，要么说抽不出人马来，总之是百般推脱，不愿出战。而实际上他们自己莺歌燕舞，寻欢作乐，全然不顾国家的安危。甚至“广丙舰”的一位管带向日本人投降。这件事被各国争相报道，成为笑柄。而且日本运兵船多次经过吴淞口外，海军衙门却不管不顾，让其“海阔天空，横行无忌”！
陆军中类似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壤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而在旅顺，西方人目睹了守卫旅顺的文武官员号令不一，军纪散乱。
在战斗中出现过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海军英雄，陆军中的左宝贵、聂士成等也足为青史增辉。可是，从总体上看，清军却已腐朽不堪，留下不少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可耻记录。以旅顺陷落为例，清军有1万多人，而日军只有3000多人，清军没有去守险要的地方，没有偷袭日军的后路，却被日军偷袭，经营几十年的厂房机械，拱手让人，输得既惨烈又窝囊。
第三，清军的失败还表现在没有懂得现代战争的将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勇敢有余，却是行伍出身的陆军将领，根本无法指挥海战。如果海军各舰管带大部分是福州、天津海军学堂出身，通常都曾赴英、德、美等国学习的话，陆军将领大都是行伍出身，又懂得现代战争的指挥，其结局又是一个样。李鸿章虽然是统帅，但他只有丰富的内战经验，但对现代陆、海战也不甚了了，与完全按西方模式组织和训练的日军对垒，很难于应付。他统兵30多年，可是身边既没有现代意义的参谋人员，更没有现代军队不可缺少的司令部。英国驻东方舰队的司令就曾说过，他驻防东海数十年，对中国的将才都十分熟悉，可是放眼望去，竟找不到一个深谙西方现代战争的将领，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可见，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归咎于李鸿章一人。
可以说，李鸿章生逢王朝末世，官场和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李鸿章从曾国藩幕中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惊呼：“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他想到“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可是这个治标办法收效甚微。有的人认为李鸿章就是个大贪官，把当时军队的腐败归罪于李鸿章的贪污，但是在这方面指摘李鸿章的论著，都是猜测性的论述居多，确凿的事实十分罕见。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二月十七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经过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7次谈判。十分遗憾的是，当年清朝驻日使馆发送电报的密码在光绪十八年，或十九年(公元1892-1893年，即甲午战争前一两年)左右，就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译。李鸿章赴日谈判时，日方对光绪和李鸿章之间的联系了如指掌，对光绪给李鸿章的赔款2亿两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于是在谈判中寸步不让，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在李鸿章面前说“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续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连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当他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时，发现自己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
李鸿章视《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离开马关的时候表示“终生不履日地”，后来他曾出使某国途经日本国，必须在日本国更换船只，而且李鸿章当时在到达日本国港口后，日本特使曾多次上船相请，但他却坚决不下船，最后只好在两船中间搭条木板走到了另一条船上。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骂他的人固然有，敬他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外国已经猖獗到这种地步，还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无法自立！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
他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他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之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要想自强，必须学习外国的兵器，而学习外国的兵器，不如学习制造兵器的办法，这样就不用老去求别人；而要想做到这些，则必须招揽人才，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越大，视野越开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的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