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生前，我一直觉得她很小气。
其实奶奶是个勤劳的人，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见到她手里空过。她总是拿着水桶、拿着簸箕，拿着扫把或着别的什么。她的脚小，但总是在路上颠颠着，在去干什么的路上。
一直在去世的前几年，奶奶还坚持到地里去摘棉花。我小时候，喜欢和大爷家的几个孩子一起去帮奶奶摘棉花。摘完棉花，奶奶就会奖励我们吃苹果，一个苹果分十几牙，哪个孩子干得多，就多吃一牙。我很生气。
我觉得奶奶小气，就是从这苹果上来的。
像每个小孩子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按照习俗，过年奶奶要给我们压岁钱。
每个大年初一，妈妈刚把新衣服给我穿上，我就等不及地向奶奶那屋跑去。一进去，我就乖乖地磕头，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眼巴巴地看着奶奶放在衣袋里的手。可惜，那双手每次拿出来的时候，手心里攥着的，都不超过两毛钱。
每到那个时刻，我都很失望。
"奶奶，你给我的钱太少了。"
"那让你爸多给我点钱。"
两毛钱其实买不了什么东西，只能买一挂小炮，放不了一分钟就没有了。我喜欢把那挂小鞭上的鞭炮拆下来，一颗一颗放，这样，能整整放一上午或者一下午。被别的小孩看到了，还要被嘲笑。每当这时，我都会怨恨奶奶给我的钱太少。
其实，奶奶每次给我的，都是崭新的新钱。
"给给给，给你个新票。"
每次她都这么喊我。对于农村人来说，拿到新票的机会，并不太多。那些崭新的两毛钱，应该是奶奶特意去村里的信用社兑换的。可那时年纪小，注意不到。
奶奶，如果你的在天之灵能听得到，我要说声，我不该说你小气。
最多的压岁钱，永远是从姨家拿到的。姥姥生了六个女儿，所以我有五个姨。
姨姨们不多说话，每次都直接把钱塞到我口袋里，我拿出来一看，是一块钱。五个姨，每人都给我一块钱，那就是五块钱。五块钱可以买一千响的挂炮，可以买一个漂亮的铁皮文具盒，里面有漂亮的塑料尺子。五块钱，甚至可以买件新的小上衣了。
在我的眼中，五块钱，是一笔巨款了。
比起奶奶那边，我还是跟姨姨们亲。我和那几个叔叔伯伯，在感情上远远没有和姨这么亲近。
我大伯--按家乡的叫法，我应该叫他大爷。在爸爸、妈妈和叔叔们看来，大爷是幸运儿，他幸运地成为工厂的工人，在邢台市长征汽车厂工作。对于农村人来说，在工厂里上班，就意味着他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城市，算得上是"城里人"。更重要的是，一个在城里上班的工人，一个月能有几百块钱固定收入，所以相对我们家来说，我大爷家是富裕家庭了。
大爷家孩子也不少，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
小时候我经常和我大爷家的孩子一起玩，一起打架。在大人眼中，小孩子是最快乐最幸福的，要不怎么有"天真无邪"这句成语呢。然而，孩子的世界其实是最残酷的。从血缘的关系上，我们是兄弟姐妹，然而一起玩的时候，我却能隐隐约约地觉得，我和他们有些不一样。哪些不一样呢？ 我也说不上来。大爷家的孩子总是有好吃的糖果，吃完糖，他们把糖纸留下来，花花绿绿的透明糖纸，对着太阳光看过去，比年画儿还好看。几个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一大摞糖纸。我只有几张，而且全是透明的"酸三色"。
有时，我能觉出他们在嘲笑我："宝强，今天大年初一，你怎么不穿新衣裳？"
"宝强，我有香橡皮，你有没有？"
我都没有，我没有香橡皮，没有新衣裳，也没有漂亮的糖纸。后来，在拍《天下无贼》的时候，我放开喉咙唱："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好衣裳没有好烟。"童年的记忆总会浮上心头。那个时候的孩子们，向往的生活仅仅是糖纸一样的快乐。
那时候，一个村子才一台电视，我经常挤到别人家去看电视。当时我最喜欢看的是《海灯法师》，看着里边的人开始功夫表演的时候，我们也跟着比画起来。小孩子闹腾经常惹人烦，人多的时候，就被人家一脚给踹出来。后来，大爷家有了电视，我高兴极了。跑去看新电视，却跟大爷的孩子打起来了。因为大爷说："费电。"
